抗日烽火中的湖北影视纪录
2018-03-22 09:52:52  来源：论文网　作者：王光艳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期间，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战时首都”，湖北纪录片创作出现了短暂的辉煌。本文对1935年至1940年湖北纪录片创作进行梳理，揭示早期纪录片在湖北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抗日 湖北 纪录片

　　湖北纪录片起步于1911年朱连奎拍摄的《武汉战争》。遗憾的是，到1935年汉口摄影场成立之前，湖北本土几乎没有拍摄，仅有的影像都是由外来公司拍摄的。抗战期间，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战时首都”，湖北纪录片创作出现短暂的辉煌。

　　一、风云际会：艰苦卓绝的抗战纪录

　　“1933年，蒋中正又在南昌行营成立电影股，由郑用之负责，曾拍摄《马江海军》等纪录片，1934年，行营电影股迁汉口”[1]。1935年，国民党武汉行营政训处成立“汉口摄影场”，由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郑用之负责，拍摄新闻特辑和军事教育片。1936年，“汉口摄影场”建起有声电影设施，开始摄制电影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华北大片土地。傅作义制定了收复百灵庙等失地的战斗计划。1936年11月 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最后，晋绥军突破敌阵，收复了百灵庙。“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此次战役震惊中外，全国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被称作‘史迹昭垂，万世不磨’”[2]。“汉口摄影场”的郑用之赴绥远拍摄了百灵庙抗日大捷的纪录片。“汉口摄影场”还拍摄、制作了一些优秀的抗战新闻片，如由钱筱璋剪辑的《抗战特辑》(第1集)、《抗战特辑》(第2集)，纪录了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动态。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大多迁至武汉，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也先后来到武汉。10月，中共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临时首都。此前，“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电影的创作阵地也转移至武汉。”[3]文化界名流也纷纷撤到武汉，“1937年至1949年，上海几乎中断了新闻纪录片的拍摄。”[4]电影界精英人物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武汉电影界生态。3月31日，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份电影杂志《抗战电影》在武汉创刊问世[5]，紧接着，“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阳瀚笙、史东山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推动下，于1937年底，汉口摄影场改组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该厂1938年4月1 日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6]，有导演、演员、摄影、画家、音乐、布景、技术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0多人。从硬件上看，该厂有相当的实力，厂里建“有高50x 120英尺的摄影棚1 座及洗印、录音、放映、布景车间及卡通制作室、剪辑室等，并设有游泳池和外景拍摄场地。”[7]从1938年1月到10月间，该厂拍摄了三部故事片，分别是《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以及一批抗战纪录片《抗战特辑》(第3―5集)(见表1)、《抗战号外》(第1―3号)、《电影新闻》(第41―47号)等。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一系列的纪录片，这些影片从多个角度及时反映了抗战初期各地战况与民众心态。

　　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一系列的纪录片，这些影片从多个角度及时反映了抗战初期各地战况与民众心态(见表2)。

　　此外还拍摄了《抗战标语卡通》(1―4集)、《抗战歌辑》(1―4集)等。这些影片“内容几乎都以抗战为题材，为抗战宣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9]。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不仅在国内发行放映，而且发行到国外”[10]。当时，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看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除了在大后方、香港、澳门上映，受到国内观众欢迎外，还送往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上映，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日。同时，这些纪录片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还曾运往苏联上映;借助纽约银星公司的发行，又在美国上映，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11]。1938年9月，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重庆。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湖北仅仅存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月，但是，它拍摄的纪录片达29部之多?，这足以和许多大型的电影制片厂相媲美。

　　二、热血奔涌：基于影像的抗战宣传

　　当时的湖北是中国抗战纪录片拍摄中心，也是抗战纪录片传播中心。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汉成立。“三厅”集合76人，组成4个电影放映队，到工矿、农村等地，播放抗日影片，宣传抗日。4月13日，是“三厅”确定的抗日扩大宣传周的电影宣传日，抗战影片的放映达到高潮，“这天，汉口光明影戏院、世界影戏院、新市场、上海大戏院、明星大戏院、中央大戏院、维多利等放映场所，同时放映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片。4个电影放映队的队员们乘坐巡回放映车，在武昌、汉口17个广场、街头放映抗战影片。” [13](见表4)

　　4月13日当天的《大公报》在第四版刊登光明、上海、世界、明星等影院广告中，还特别列出了广告语“今天日夜五场，只有今日一天，莫失时机《火中的上海》”、“今天开映三场空战巨片《空中警备队》”、“今日公演中国第一部国防电影剧《保卫我们的土地》。下期公映国军胜利战绩”[15]。该报还在第三版刊登新闻报道《抗敌宣传大游行 今日在武汉三镇举行 各戏剧歌咏团体参加》，报道中谈到“又宣传周昨日为宣传日，汉市各影院于每场加映陈部长诚及郭厅长沫若之抗战演说影片及中国电影制片厂为扩大宣传周特制之抗战卡通片外，其电影巡回放映队，昨晚虽适逢警报，但解除后，仍顺次在武汉各预定地点放映，观众皆甚拥挤云。闻该队将于今日抗敌宣传大游行时，仍在各通衢要道，继续放映云。”[16]

　　整个抗战期间，有关抗战的纪录片、故事片轮次在各大影院放映，在抗战宣传周前后更是如此，紧接着的4月14日，世界影院再次推出《国军胜利战绩》，同时播放《中国抗战大全》，在海报中还声称：《国军胜利战绩》为“台儿庄空前胜利声中应时出品，两套战争影片，一次映完。旨在宣传抗战，并不加价。同时开映《中国抗战大全》，节节夺得胜利，步步予敌痛击，兴奋紧张，痛快淋漓。”[17]从1937年8月12日到25日，整整两周，世界影院一直上映抗战影片《八百壮士》，同时还为播出《抗战特辑》第五集做广告。在当时，纪录片对于人们了解战况，凝聚人心，增强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当时的湖北省省会西迁到恩施。1940年6月，宜昌沦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以陈诚为代表的军政要员迁到恩施，战区管辖4省81县，拥有5个集团军，驻扎兵力30多万人。恩施一度成为湖北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省政府西迁恩施后，湖北纪录片摄制工作完全中断，但是，纪录片的播映工作仍然在艰难中开展。当时，随同省政府一同迁到恩施的有大批文化机构，如湖北省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三厅”电影放映第九队等拥有放映设备，具备放电影的条件。1940年1 月，“湖北省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首次在恩施放映有声电影。此外在恩施放映电影的还有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第九队等机构。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保家乡》，影前加映抗战电影新闻片。放映均在露天场地，每场观众逾千人。票价5角、l 元、3元三种。”[18]其中，“三厅”电影放映第九队是专业从事抗战电影宣传的机构，从1940年2月8日起，“该队为伤兵之友社募捐，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保家乡》。”[19]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恩施外，湖北其他城市，“襄樊、老河口、沙市、均县、阳新、宜昌、来凤等地均有宣传抗日的放映活动。1937年沙市的雪耻电影院开业，直至武汉沦陷，荆沙告急才停止放映。1938年至1939年，省电教工作队巡回放映至鄂西来凤县，放映无声影片《台儿庄》《姚子清死守宝山》五战区电影队，除在司令长官部的先后驻地襄樊与老坷口开展放映活动外，还于1940年巡回至均县等地放映抗日影片。”[20]在故事片前，都要加映抗战电影新闻片，这是当时放电影的通行做法，主要是为了宣传抗战的需要，当然，客观上也维持了新闻纪录片在湖北的传播。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电影业也一片萧条。所上映的电影多是离奇、古怪甚至宣传情欲的影片，如《凰求凤》《结婚决斗》《化身人猿》《歌声泪痕》《地狱探艳记》《浪蝶探春》《一夜皇后》《新地狱》等，也有少量欧美引进的好片《未完成的交响乐》《黄昏的维也纳》《骊歌》等。在影片后偶尔加映时事纪录片，如1940年3月1日至9日，汉口上海大戏院放映《李三娘》加映纪录片《王王梁三巨头青岛会议录》;3月27日，汉口上海大戏院放映《红花瓶》加映纪录片《中央政治会议》。

　　日本侵略者也抓紧对沦陷区进行文化渗透，1939年11月，日本影片《快男儿“三太”》《引牛特快》等在汉口陆续上映。1940年2月17、18日，日本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还在汉口上海大戏院举办《介绍“满洲国”电影公开会》，每日上午十时，下午一时、四时、七时播映，[21]进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广播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代表签署向同盟国的投降书，128万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三、管中窥豹：魂牵中国的大师纪录

　　抗战期间，不少国际友好人士关注中国，他们纷纷来到湖北，希望通过影像记录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信息。

　　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是世界著名的导演，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纪录摄制者要有直接参与、过问世界各种最基本问题的意识”[22]。带着这样的信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最为紧张的时候，1938年1月21日，伊文思和摄影师约翰?弗尔汉、罗伯特?卡巴一行携带全套摄影机踏上了奔赴中国的旅程。一路上，他们历经艰辛，经香港，辗转广州，最后在2月中旬抵达汉口。一路所行所见，“伊文思为日军残暴的侵略行径而愤慨，也为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敌斗志而鼓舞”[23]，他决心奔赴抗战前线进行拍摄。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以战场危险，难以保证安全为由，多方阻挠，阻止他们到前方拍摄。最后经过多次艰难交涉，滞留武汉六周后，伊文思一行终于获准到台儿庄前线拍摄。他们“与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中国战士打成一片，捕捉真实的画面和现场，拍到许多宝贵素材。特别是他们不顾安危，深入距日军仅有几里的最前沿，将中国将士奋勇杀敌、军民协作战斗、日机轰炸人亡屋塌、难民逃难及返回家园、台儿庄遍地焦土等场景一一摄入镜头，并拍摄了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数十辆坦克车、大炮及无数的枪弹等战利品的画面”。[24]伊文思一行的表现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不少各界团体支持抗战的影像，如中国民众庆祝台儿庄大捷、抗战捐献、深夜游行等，同时，还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长城、汉口“八办”中共领导人讨论和分析中国抗战形势、宋庆龄、何香凝、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等镜头，最后编辑成反映中国人民抗日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于1939年在美国和欧洲公映。这部影片是以武汉为活动中心拍摄的，它向世界客观、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2 09: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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