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
2014-03-19 10:49:01  来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岩岩  点击：  复制链接

部时，从来都是以是否有才能作为任用的标准，而不问其政治派别，他认为：“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争，不应该压制共产党。”本着这种原则，张治中让共产党人参加湖南省级抗日救亡行政组织和团体的领导，并释放过去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此外，他还对中共在湖南的组织发展和宣传工作给予了很多的帮助。这点正如当时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任作民所说：张治中主湘1年零2个月，从9个方面联共抗日，“给了民众以多少希望，给了抗战以多少推动，给了党的发展和工作以多少便利处。”为了更好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湖南人徐特立来到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更是对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基于对抗战前期经验教训的总结，认识到单靠正面战场的作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敌后游击战的有力配合。蒋介石当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之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尤以形势隔绝，与各战区作战重要部队不能取得联络时，必赖游击部队发挥其独立作战之精神，而收奇袭之效果。夫如是，然后就使敌人首尾难顾，背腹受制，而贯彻抗战最后之胜利。”[23]共产党也在这个时候向国民党建议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由吴奚如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建议书提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1938年11月25日，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和朱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也积极配合，派出了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训练班的工作。所以，南岳游干班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游干班期间，国共双方都能认识到对方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国共两党在平时的教学中，也都遵守了开班前的“约法三章”，都不在班内发展本党的组织。国共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干班，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他们深入敌后从事游击战，极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湘鄂赣、湘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的成功改编。整编后的湖南红军游击队也与国民党正规军一道开赴抗日前线，标志着国共两党军事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建立。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捐弃前嫌，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的党派利益之上，再次合作，从而推动了湖南全面抗战的实现。

　　四、湖南抗日战争的民族精神形成的原因

　　湖南抗日战争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之所以这样强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发展。长期以来，在谈到国共双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时，总是浓墨重彩地肯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贬低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做的积极贡献。在湖南抗日战争的前期，尤其是张治中在湖南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为了维护国共双方在湖南的合作，张治中甚至把一名破坏国共团结的国民党县长撤职查办。1937年，中国湖南党组织只有2个区委24个党支部和200名党员，在张治中主持工作时期，仅仅用了一年，共产党在湖南就发展到27个县委和县工委，3000余名党员。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治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湖南党组织不会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正如抗战时在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的聂洪钧在《湖南党的工作》中所说，“张治中政权时期，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与托匪的活动，一般的都被淹没在上涨的抗日运动中，不发生什么影响，只能得到一般抗日人们的唾弃与鄙弃，这是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之黄金的发展和上涨的时期”。 此外，长期以来，总是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不发动群众，执行的是单纯依靠军队的所谓“片面抗战路线”。但是，当我们用理性的思维来审视湖南的抗日战争时，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张治中在湖南主持工作开始，他就把组训民众看作“湖南党政双方，以及各界领袖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责任！”他认为，“在现代的战争中，尤其是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单纯的军队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把全民族的人民自卫力量发动起来，配合作战，这才能形成一个包围国家，打击敌人的巩固不拔的堡垒，这样才有把握，才可以胜利，才可以成功！”他还把是否能真正的发动群众和振奋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奠定复兴中华民族的唯一基础。”所以，张治中明确表示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关于武装人民大众抗日的态度，“我们是绝对愿意人民武装起来，更愿意尽力帮助人民武装起来，要是领到或买到一杆枪，就发一杆枪给人民；领到或买到一颗子弹，就发一颗子弹给人民，尽量使人民自卫力量增强扩大起来，这是革命政府的职责。”张治中所颁布的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而共同推动抗战事业的发展，这正也是民族精神里内求团结的体现。张治中在用民族精神对湖南人民进行动员时，也注意到了湖南人浓厚的乡土意识，他把这种朴素的乡土意识与崇高的抗战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只有守住我们的家乡，守住我们的田地房屋，守住我们的祖宗庐墓，来和敌人拼命！”这样做，既容易让湖南人民从心里产生认同感，也对弘扬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正是湖南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密切配合，所以日军第一次进攻长沙就遭到了失败。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薛岳等对此也高度给予肯定，指出：“军民的密切配合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中的一个特色，也是这次胜利的原因之一。”所以，笼统地说国民党一直坚持的都是“片面抗战路线”是毫无根据的。共产党在湖南也对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共产党驻湖南代表徐特立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并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宣传中，说：“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在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这段时间来湘的知识分子超过1500多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茅盾、郭沫若、朱自清、曹禺、郁达夫、梁实秋、徐悲鸿、冯友兰等，再加上湖南本土的文化名人如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廖沫沙、周立波等，就形成了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广大爱国人士热心参与的抗战文化大军。他们通过组建抗日文化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组织抗日宣传剧团、创作抗日小说等形式来强化湖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民族意识，将原有的崇军尚武的湖湘文化，融入到现代的民族精神中去。这样，在湖南就形成了以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百折不挠、不怕牺牲为特征的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

　　其次，湖南大地流传千年的湖湘文化的熏陶。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同时由于其“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所以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农业环境内，湖南人民养成了安土重迁的浓厚的乡土情节。对故土的热爱和依恋，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在湖湘大地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战国时的屈原怀着对他所效忠的楚国的依恋，宁可受尽苦难，也不愿离开故土去投奔其它国家，最后以身殉国。湖南人对故土深厚的热爱依恋之情，使得他们不惜用任何代价同破坏他们家园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历史上，湖南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就曾经先后多次抗击外族的入侵。例如宋朝末年，湖南安抚使李芾率领湖南军民誓死抗击前来入侵的元军。在困守长沙数月后，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李芾在城破之日，宁死不降，他让部将杀死自己的全家后，自己也自杀殉国。城破后，长沙百姓大多举家自尽，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32]到了明末清初，清军入主中原大肆烧杀掳掠，当他们把侵略的矛头对准湖湘大地后，湖南人民又一次投入到以保家卫国为主要内容的抗清救亡斗争中去。当时败逃到湖南境内的明朝将士和农民起义军的余部都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湖南士民和各书院的学生也投入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中来。南宋抗金名将吴猎的后人吴道行，当时任岳麓书院山长，不愿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26 1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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