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民众的伟大贡献与牺牲
2014-03-19 11:00:23  来源：新闻传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名人士徐天钩、丁子钦等发起组织了“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进会”，几天之内便筹集数万元资金，寒衣3000套。难民协进会还负责为难民发贷款，办工厂、谋职业，帮助难民解决各种困难。

　　二、湖南民众是湖南战时经济的直接生产者与承担者

　　抗战时期湖南民众不但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各种救亡运动，而且以他们的辛勤劳动支撑着湖南的战时经济，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南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除了湘北部分地区以外，主要城市和部分农村沦陷仅仅一年多，广大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有6年多的时间在不至于被日寇奴役的条件下从事战时生产。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支撑长期抗战，决定在湖南建设以“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小区。”1938年迁人大后方的工厂304家，集中迁湘工厂118家。1939年6日内迁企业418家，其中迁湘工厂122家。1940年迁工厂448家，其中迁湘定址复工企业121家。由于大量工厂迁来湖南，加上湖南原来的一些企业，使湖南的工厂在大后方中仅次于四川而排名第二。当时国统区唯一的一座汽车发动机厂就设在湖南，每周可生产一台发动机；长沙的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后迁往桂林，易名为中央无线电器材)是后方最大的无线电机制造企业，它能制造4千瓦大电力发射台、收发报机、报话两用机以及小型内燃发电机、手摇发电机、电表等，为抗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湖南工人不顾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种种困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拚命劳动。华中水泥厂1941年曾连遭6次轰炸，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机械，维持工厂高产。当时湖南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湖南第一纱厂，因屡遭日机轰炸，1万发纱绽及主要设备迁往安江，为解决战时军需民用服务，仍然留在长沙的4万纱绽，工人们经常在日机轰炸的警报声中日夜坚持生产。

　　战时湖南的工业对于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物资保证作用。抗战初期，不仅军用工厂迁入内地是用来直接为抗战服务，而且内迁的民用工厂和后方原有的一点近代工业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或间接用来生产军火和其他军需品。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统计，1938年4月内迁各厂复工仅一两个月，兵工器材军用品的产值即达170余万元，其中兵工类产品总值35万元，军需类产品总值28万元，防毒消防产品总值35万多元，交通用具类67.6万多元。至1938年底止，由战区内迁的304家民营工厂制造的军需用品产值高达400余万元，交通用具91.7万多元。至1939年上半年，这些民用工厂每月生产手榴弹60万个、迫击炮弹14万个、掷榴弹72000个、炸弹引信70000个、飞机炸弹6500个、炮表2000支、防毒面具零件2400套、机关枪零件2000套、广播机10部、无线电收发报机100部、干电池3600只、军用钮扣1000万个。而且当时迁湘的民营机械厂占全部内迁民营机械厂的27.6％，可以推断，湖南民营工厂提供的军工产品占有近1／3的比例。至于湖南的20多家大型纺织企业，主要业务就是承做军医署的绷带，就近直运各战区；占内迁纺织厂71.65％的湖南中小纺织厂，当时动员近60000台铁木织机，织成了将近300万匹的大小布匹，解决军服问题。

　　战时湖南矿业工人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为中国抗战亦作出了巨大贡献。“湖南所产黄金由中央银行统制收购，硝磺亦由中央设局管理，其余矿产如纯铅、纯锌、烟煤、锰砂，均大量售供中央及各抗战机关应用。”如钨业工人，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期间共产钨砂9272(公吨)，比当时全国产钨的省份江西、广东、广西、云南都多，位居全国之冠。[锑在军事工业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湖南锑矿储量与产量在30年代以前均居世界首位。抗战初期，湖南所产纯锑被国民政府列为重要战略物资进行统制管理。此外，湖南工人生产的铅、锌、钼、锡、黄金等有色金属，不仅直接为中国的军事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是国民政府对外举债的重要担保品。自1939年2月至1941年2月，国民政府先后以桐油(湖南为大后方重要产桐区，1942年湖南产桐油40万担以上，获外汇2000万元)、锡、钨砂、金属(钨、锑、锡)为担保品，向美国贷款4笔共12000万美元。至1945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以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这些担保品所得款项偿还本息。

　　湖南农民为抗战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湖南作为大后方重要的产粮区，湖南当局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粮食生产极为重视。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案》，决定实行具有民生主义性质的战时土地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我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接近，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其粮食生产积极性。湖南省政府在全省逐步推行了二五减租等等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土地政策，在实行田赋征实、强制征粮、限价购粮时，为增加粮食生产，还颁行了强制垦殖荒地办法，强制农民、难民、移民垦荒种粮。1943年1月17日，省田粮处长胡迈称：“自1941年秋，田赋改征实物以来至本月共征稻谷1千万石，居全国第3位。”1944年3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在省行政会议上说：“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0000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湖南民众为保障战时军粮的供应和社会的粮食需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湖南农民除生产粮棉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同时是战时湖南税收的重要承担者。当时湖南农民负担的税种主要有四种。田赋正税和附加总额有升有降，从1941年起，湖南田赋按1598．72万元的附税额改征粮食；二为契税，1940年和1941年契税升至200万元左右；三是特种物品产销税，1940年为560万元，占省级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四是屠宰税。抗战时期湖南税收普遍加重，工商业者同农民一样付出了巨大牺牲。当时湖南的关税(转口税、通过税)、盐税普遍加重；统税范围扩大，税率增加，税种由原来的5种扩大到10大类；同时税率也大为提高。如抗战开始后印花税便提高了一倍。长沙各香烟厂支撑的卷烟专卖税收1940年至1944年居全国第1；衡阳工商税收1942年至1943年仅次于重庆，居全国第2。1939年，湖南省又以筹办建设事业为名发行“湖南省建设公债”货币1800万元，亦大部分落在工商业者的头上。广大湖南民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节衣缩食上交各种税收，为湖南抗战提供了财政基础，为支撑全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湖南民众踊跃参军参战，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湖南民众以其坚韧耐劳的实干精神为战时湖南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三湘儿女为了民族生存的需要或直接拿枪上前线，或在战时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而做种种战勤工作，或在后方发动游击战争以抗击敌人。

　　1、参军参战，奔赴抗日最前线。

　　首先要谈到的是在湖南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许多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随着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又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湖南地区及其附近地区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南红军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进行改编。1938年2月，湘鄂赣红军游击队1000余人在平江嘉义、梅塘等地整编，其间有400多热血青年参军，安置老弱病残在地方工作后，留在部队的1100多人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同月，湘赣红军游击队300多人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开赴抗日前线，至浙江开化时，又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此外，三支湘南红军游击队也在此前后进行整编扩军，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300多人，从桂东沙田出发开到江西大余县池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开赴抗日前线；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100余人和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100余人，先后在宜章赤石和耒阳江头整训，其间吸收近200多热血青年参军，分别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400余人开赴抗日前线。湘鄂赣、湘赣、湘南三大红军游击队，加上后来补充的兵员，共约2000余人，其中600至700人为新参军者。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征兵制兼募兵制，各地强行抽丁现象十分严重，广大民众深为反感的现象，中共湖南省工委曾多次向省政府建议改革兵役制。1938年春徐特立代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多次在省广播电台讲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国民党政府将带有军阀性质的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并实行八路军行之有效的军民一致、官兵平等、优待抗日军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4-09 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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