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邵阳县
2015-06-11 15:08:4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是此，邵阳县人民在党中央和邵阳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分敌忾，团结奋斗，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中共邵阳县组织的再次恢复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邵阳县

　　二十年代后，由于国民党军阀混战，更加上日本入侵，兵匪需索无度、洗劫尤惨。抗战爆发后，机构内迁，难民云集，县域经济畸形发展。当时输入商品以食盐、食糖、煤油、颜料、绸布、药品为主，输出商品以煤、竹木、土纸、皮毛、烟叶为大宗。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交通阻碍，外来纱、布短缺，农村经济非常艰难。自耕农每年所得仅勉强可以养活全家;半自耕农若是年岁丰穗，略可以维持家口，但遇年岁不好，田地减产少收，而田主的租谷是一粒也不能少的，田主天天派人去催，只有东扯西借高利贷或当卖自己的田地度日;自家无田专靠佃耕的农民境况极其悲惨，一年辛苦到头，都是挨饿受冻，卖儿卖女、落雨下雪也不能在家休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历次战争中屡遭蹂躏的邵阳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此时，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为抗日救国而奔走的新一代邵阳县志士仁人的肩上。特别是县内共产党员，他们拿出十足的热忱，十足的毅力，不怕跌跤，不怕流血，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全县人民在这一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无不切齿痛恨，万分紧张，尤以“一二·九”运动以来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爱国志士仁人，更是满腔热血。但由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和军队迫于形势，表面上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御大难，但暗中仍采取“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坚持的消极政策，以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局面十分沉闷。“芦沟桥事变”咄咄逼人的形势，亡国灭种的危险催生出许多抗日救亡的力量，加上外地流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从敌战区北平等地返回家乡的一些青年学生，如吕振羽、 敖振民等，积极奔走呼号，县境救亡图存的气氛日渐高涨。

　　党组织的再次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后期，由于形势突变，县内党组织部分隐蔽地下，部分撤离他乡，党的活动一时出现低谷。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党的活动日渐活跃，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发展。

　　真报党支部

　　1938年2月初，县内进步知识分子唐旭之、敖振民、李化之等商定在邵阳创办一份报刊。当时邵阳地区仅有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一份《邵阳日报》，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敖振民邀集了几个具有满腔爱国热情而又倾向上进的青年唐旭之、谭涤予、谢行恕、杨志辉等，集资数百银元，创办了一份四开日报即《真报》。《真报》于1938年2月开始筹备，由中共老前辈徐特立题写刊头，4月21日正式在邵阳发行。为求得政治保障，湖南省文抗会先后介绍中共党员杨卓然、李化之来到《真报》社，筹建党组织。杨卓然带着中共地下组织的委托来到报社后，即和报社同仁开诚相见，很快就在报社形成了一个奋斗目标——抗日救亡，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真报》掩护下，杨卓然负责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先后发展了唐旭之、李琦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发挥好《真报》的阵地作用，他们以《真报》为掩护，建立《真报》党支部。敖振民因工作需要没有参加党的组织，担任社长兼编辑的职务，对外联络，对内抓总编工作。杨卓然担任主笔收录新闻。唐旭之担任国内外要闻版编辑。李化之主要负责副刊编辑和每晚收录新闻、电讯。担任记者的有刘敢鸣、申曼华和伍白涛。廖淑儒(女)担任每天的发行，谢行恕先后兼职发行。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办好《真报》。一些社会贤达、开明人士，也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物资上的支持，有的捐现金、有的捐助新闻纸张。《真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迅速报道战争消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真报》还创办副刊《大家看》，主要刊登一些通俗易懂而又短小精悍的小品文章、诗歌、杂文等，很适合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需要，以启发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通过党支部的积极努力，在《真报》的周围，团结了不少的进步青年和积极抗日的负伤战士。他们有的向报社投稿，有的积极参加以《真报》为中心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报社还办起“资江图书室”和“资江歌咏队”，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救亡活动。支部成员李化之以自己的革命精神把报社周围的青年紧紧团结起来，后来还献出了生命。1938年11月，武汉失守，抗战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长沙“文夕大火”，地下省工委领导的《观察日报》也转移到邵阳县。《真报》支部带领报社同仁大力支持《观察日报》在邵阳县顺利复刊，并当即决定与《观察日报》合并。《真报》主要负责人唐旭之、敖振民、李化之等转移到《观察日报》编辑部，他们除了全力以赴支持《观察日报》复刊外，还利用《真报》的合法地位，创办《真报半月刊》，该刊的内容丰富，撰稿的多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刊远销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等地为革命为抗日奔呼。

　　省直属邵阳支部

　　《真报》党支部成立后，以《真报》为阵地，积极巧妙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利用进步书籍，教育启迪青年。李春芳、赵绿波、谢佑民等一批进步青年迅速成长起来。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省直属邵阳支部，指定杨卓然担任支部书记。接着，支部吸收李琦、唐谨微等入党。8月，杨卓然被派往塘田战时讲学院，由唐旭之(又名唐麟)继任支部书记。省直属邵阳支部在宣传抗日的同时，积极慎重发展党员，介绍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国民党下级军官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

　　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

　　省直属邵阳支部在唐旭之任支部书记后，该支部又发展了李春芳、谢佑民、赵绿波、喻静纯(女)，刘劭吾等10余人入党，党员人数迅速增加。1938年8月底，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唐旭之(又名唐麟)任书记兼宣传部长，邵另人任组织部长。1938年11月，谢劲之调邵阳县任宣传部长，1939年7月，谢竹峰调邵阳县任组织部长，8月唐旭之调走，由谢竹峰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谢劲之任宣传部长。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城内发展了一批党员，其成员不仅有教育界、新闻界的优秀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店员和工人。到1938年底，城内党员已达40余人，建立起城关区委，由省委派来发展党组织的老党员易清源担任城关区委书记，陈大盛、彭忠轩、王福聚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区委机关设在田家湾韩家即易清源的住处。城关区委下辖三个支部和两个党小组。即：维新街支部，鼓楼亭制鞋生产合作社支部，济英补习班支部和资江图书室党小组、油坊党小组。维新街党支部书记陈大盛、组织委员彭忠轩，宣传委员王福聚，共有党员22人;鼓楼亭制鞋生产合作社支部书记曹芙英，这个支部有7名党员，全是从江苏、安徽等地迁来的难民;济英补习班支部有党员10余人，支部书记申振中;资江图书室党小组有5名党员。油坊党小组有3名党员，负责人李春芳。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城市党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1939年春节前后，李化之、谢劲之、刘敢鸣等分别到邵阳县东乡、南乡等地发展党组织。他们大都以学校为基地，白天教学，业余时间在当地以学校为据点开展抗日活动，成立抗敌后援会，建立文化服务社，创办农民夜校、识字班、宣传队，救亡图书室、报社等。利用墙报或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动进步青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从优秀队员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日军积极向湖南推进。11月12日，岳阳失守，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奉蒋介石“焦士抗战”的密令，于12日深夜纵火焚烧长沙城(即文夕大火)，此时，中共湖南省委、湖南战时服务团、《观察日报》社、湖南省文抗会等进步组织和团体迁来邵阳县。在中共湖南省委和邵阳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邵阳各地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建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邵阳分会、战时书报供应社、青年抗战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文化宣传基站、资江图书室、资江歌咏队等抗日救亡团体。这些抗日团体建立后，积极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其次是培养抗日人才。邵阳县民族解放先锋队共发展队员200多人，青年服务团发展团员700多人，其中有10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在抗日中作出较大贡献直至献出生命。如曾国策参加新四军后，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谢维觉在邵阳从事地下活动被敌人杀害。再次是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支持抗战的活动。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广大工农、学生和市民，争取参加伤员服务队，为抗日的伤员洗衣、送药、代写书信，有的开展义卖活动，为前线战士捐款捐物，有的走街串巷，组织募捐。邵阳县整个城乡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中共宝属工委(中共邵阳中心县委)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议决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2月1日，薛岳出任湖南省主席，他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当时盘居在邵阳的中统特务头子卿国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昌峨、中统驻邵阳第六区情报站站长孙长植等在邵阳制造白色恐怖。4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被查封， 20日，塘田战时讲学院被武力解散。基于当时情况，党组织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要求地下党员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鉴于邵阳的严峻形势，湖南省委决定转移并分批撤退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一批去延安，一批参加新四军。8月底，省委机关由邵阳县迁往湘潭。为加强邵阳地区的工作，省委决定同时成立中共宝属工作委员会(简称宝属工委，又称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谢劲之(后丁务淳、刘建安)，委员李文定、陈楚。宝属工委于9月中旬正式建立，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绥宁、蓝田(现涟源县城)等地的党组织。此时邵阳境内的党组织有县委、2个区委、1个总支、1个特支、21个支部共有党员255人。11月，省委书记高文华来邵指示，叮嘱谢竹峰、谢劲之，为躲避敌人追捕，将工委搬至资江北岸柑子园。中共湖南省委于12月迁往衡阳后，中共宝属工委继续领导邵阳人民进行了更加隐蔽的斗争，1940年春，省委从湘西调丁纯、陈楚两人到宝属工委。这时，中央对白区的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方针，宝属工委为时刻提防敌人破坏，并组织女青年陶先觉、李叙英、赵毅办起织袜厂，掩护着紧张的革命活动。10月，共产党员李化之、彭柏林等先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宝属工委根据形势变化，采取转移党员，职业掩护，单线联系，开辟新据点等正确措施，与敌人进行有效斗争，直至1942年被迫撤离。

　　中共罗塘支部

　　1938年冬，邵阳《真报》记者刘敢鸣(又名刘文炳)受上级委托回家乡罗塘(今属邵阳县湾塘)一带，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队)，他们开办民众夜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动员群众抗日，并将其中的进步青年吸收为民先队员。当时入队的有刘敬庄(又名刘诗林)、刘应环(又名刘平)、刘晓琴、刘绍清等人。民先队的纲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全民族，推翻旧势力，建立新中国。1939年春，李化之被刘敢鸣、刘敬庄请来罗塘峻德学校教书。李化之来到罗塘后，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为了在罗塘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力量，开办了青年补习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寇侵华的暴行，讲述陕北抗日斗争的故事，以激起学员们的民族恨、爱国情，为建立罗塘党组织打下思想基础。 2月，中共湖南省委迁驻邵阳后，全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李化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将罗塘峻德学校“民先队”中的积极分子刘敬庄、刘应环等发展为中共党员。7月，李化之为了便于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急需离开罗塘。临走前，他召集刘敬庄、刘应环在山庙里开会，任命刘敬庄为支部书记。此后，罗塘支部积极活动，大力发展中共党员。1939年春至1940年，该支部先后发展刘敬庄，刘应环、刘绍清、刘保民、刘诗云、刘书简、刘诗怀、刘晓琴、刘昌耀、刘诗潭、刘正南、刘诗缨、蒋桂清、王心武、车方虎、王本记、车跛子(绰号)等十多人为中共党员。支部下设五个小组，由刘书简、刘诗缨、刘应环等领导开展小组活动。中共罗塘支部的创建人李化之离开罗塘之后，上级党组织派彭永年(又名彭柏林)接替了李化之的工作。1939年8、9月间，中共宝属工委负责人谢竹峰、谢劲之等先后到罗塘检查指导，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罗塘党组织不断壮大，抗日宣传、抗日救亡轰轰烈烈。中共罗塘支部建立后，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向前发展。1、建立檀江图书室，让群众读到进步书刊，图书室设在峻德学校，室内备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大众哲学》、《红军长征的故事》、《日寇暴行录》等书籍。这些书，有的是李化之带来的，有的是集资购买的。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书，他们采取分散保管、轮流交换的办法借阅，以解决书刊供不应求的问题。2、办农民夜校。李化之、刘应环等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办了两所农民夜校，一所设在达本祠，一所设在刘敬庄屋前的楼阁上，学员分成年、妇女两个班，约60余人，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李化之，刘敬庄亲自上课，他们一方面帮助群众学文化，一方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介绍解放区抗战胜利的情况。同时还教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3、办《济时》壁板。《济时》是份不定期的墙报，有通讯报道，也有诗歌，杂文，歌颂青年积极投军抗日的事迹，赞扬群众在夜校认真学习的典型，表彰人们在工作、生产中助人为乐的好风尚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很受欢迎，提高了群众觉悟，团结群众抗日。4、组织戏剧队，歌咏队，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在端午节、中秋节等农村传统节日，利用耍狮子、唱灯歌等形式，宣传“好汉要当抗日兵”等，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增强人们抗日必胜的信心。5、组织党员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的暴行，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中共金称寺支部 

　　1939年4月20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武冈县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今邵阳县境内)，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强行解散。省委指示“塘院”党支部在转移前帮助湘西南几个空白县建立党的组织。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现名杨黎原)等，于4月底和5月初，在油塘(今邵阳县境内)举办了两期建党培训班。金称市(现邵阳县境内)籍的学生吕恒芳(又名吕一平)、李树荣参加了学习。学习结束后，讲学院党支部派党员王时真(又名江明，吕振羽夫人)、姜景在金称寺、油塘一带发展党员，他们先后发展了吕恒芳、李树荣、张绍艺、吕楚成、彭义芳、吕慧能、李志国、吕国华等人入党。5月中旬，经省委批准建立金称寺党支部。支书王时真、副支书吕恒芳，支部委员李志国、姜景。7月，吕振羽奉中央令调重庆工作，临行前吕振羽向省委汇报了金称寺支部的组建情况并把支部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同时江明随吕振羽离邵去重庆，支部书记由吕恒芳接任。9月吕恒芳调省学习，由李树荣接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撤离邵阳时，金称寺支部改属中共宝属工委领导。1940年10月，李树荣去桂林，由吕楚成接任支部书记、李毅卿、彭义芳任支委、直到解放。金称寺支部建立初期，便积极抗战抗日，支部书记吕楚成、支委李毅卿、彭义芳通过斗争打入古峰乡中心小学，以教书为名利用学校阵地，组织进步师生与周围群众一道进行革命活动，与学校的吕音南、李树蕃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组织学生在校内校，外教唱抗日歌曲，演革命戏，出宣传墙报，还在学校附近创办青年补习班，学习油印“塘田战时讲学院”的课本教材，组织学员读毛泽东有关抗日的著作，经过培养考察，先后吸收张必烈、易延跃、易延仁、吕基学、张贤享、李众青、唐远逢、曾令英等青年入党，把学校和学校周围的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很注意这一带组织的活动情况，用各种形式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侦察和破坏。金称寺支部及时向中共宝属工委汇报情况，在宝属工委的指示下，与反动派作了曲折的灵活的、坚决的斗争，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利用各种形式与反动派展开了更加隐蔽的、灵活的斗争。中共金称寺支部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40年正月，国民党武冈县党部派特务沈某到金称寺，以设立“禁烟公所”为名，企图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党支部针对他们的阴谋，组织党员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掩护自己，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开展政治斗争。有一天，国民党乡长李树藩借口特务沈某房里被盗，把贫苦农民李万泽和响大娘捆绑起来，进行拷打，企图得到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中共金称寺支部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一面组织村民集会，到伪乡政府去抗议，质问李树藩为何诬陷好人，吊打良民，要求立即释放李万泽和响大娘!一面派人向国民党县政府控告沈、李的霸道行为，要求查办沈、李。这样，李万泽和响大娘被释放。1941年秋，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吕音南，为了侦破中共地下组织，他们强迫古峰乡中心小学所有教员加入国民党，每人发一份申请书，以此来观察教员的反应。当时，吕楚成、彭义方、李毅卿正在该校任教，吕音南，彭义方两人立即去邵阳找到中心县委联络员曾广才、曾广益报告情况，请示应变措施，经他们两人请示县委领导，县委指示“党员可以打入国民党，以资掩护，要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以应时变”。支部决定吕楚成、李毅卿、彭义方三个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吕音南辞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职务，彭义方被选为区分部书记。1942年下半年，中共邵阳中心县委撤离，党的领导转移，中共金称市支部只能通过中心县委联系人曾广才、曾广益与上级组织联系。1944年秋，日寇压境，邵阳沦陷，中心县委联系人曾广才、曾广益在转移时通知吕楚成在二天内赶到桃花坪接头，吕楚成因路途受阻(国民党军队抓夫)，未能按时赶到，失去了接头机会。党支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形式隐蔽坚持斗争。1944年秋，支部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团结教育更多的知识青年，以做生意为名，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营业社”。参加“营业社”组织的青年有吕基贤、陈星池、陈湘益、吕应中等人。“营业社”的成立，为中共共金称市党支部的活动提供方便。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6-11 15: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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