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邵阳县
2015-06-11 15:08:4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四、邵阳县成为全省抗战中心

　　中共湖南省委迁驻邵阳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湖南省会长沙顿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沿战略要地，是守是退，全国关注。10月29日和11月2日，蒋介石两次在长沙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战局，在他所谓以“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确定不守长沙。11月12日，使湖南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文夕”大火发生。长沙大火前，周恩来、叶剑英正在长沙领导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12日深夜，大火很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率领工作队员冲出火海，前往湘潭。13日夜，周恩来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变的形势和应急对策。14日，周恩来、叶剑英赶赴南岳衡山，就长沙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迫于纵火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群众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于16日赴长沙视察。此后，敌情严重，局势恶化，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带来了困难。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相继离湘，各种救亡团体被追解散，有的成为国民党官方御用工具。一些进步报刊被迫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多被封闭，抗战初期形戚的抗日救亡高涨局面遭到破坏。周恩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析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要到农村去，把重点放在彻底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基于形势，1938年11月中旬，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战时工作服务团陆续迁驻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大火后，先撤至沅陵，后于1938年11月底迁邵阳。在邵阳，省委继续领导全省党组织，克服长沙丈夕大火后造成的困难，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中共湖南省委一次、二次扩大会议在邵阳召开

　　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变时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六屈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抗日相持阶段后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已迁驻邵阳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成员、特委和部分县委负责人、《观察日报》和部分救亡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出席会议并宣读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总结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布置了今后的任务：继续深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组织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知识，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会议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五个中心县委。这次会议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适应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局势，促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1940年4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方针是：以全副精力进行紧急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继续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动员，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大力发展党组织。会议还讨论了对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策略问题，但对国民党的反共新动向估计不足。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驻邵阳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7年12月建立，中共中央调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任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驻湘代表，调中央秘书处干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1938年4月25日，武汉失守。11月，日寇占领武汉，虎视岳阳，湖南省会长沙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中共湖南省工委和进步机关团体的安全，周恩来指示部分机关迁驻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徐特立、王凌波等的率领下，僧同湖南省工委迁驻邵阳，地址设邵阳城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此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徐特立和省工委趵其它领导一起，一面领导湖南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的建设，指挥抗日救亡运动，一面与国民党周旋，揭露极少数主要当权者的消极抗日的假面目。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邵后，广泛宣传抗日方针，开展统战工作，推动爱国青年、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徐特立在邵阳多次公开讲演，接待来访群众，召集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宣传组织抗日，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指导出版进步报刊书籍，支持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同时利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合法地位为抗大、陕北公学招收学生;筹集和转运抗日物资，并掩护和配合中共湖南省委与邵阳县委开展党的活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8月11日，邵阳国民党顽固派逼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撤销。徐特立以ノ、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活动，王凌波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帮助徐特立工作，其他人员分派到桂林、重庆等地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徐特立、王凌波也被迫转移到衡阳、湘潭等地隐蔽地开展工作。

　　汊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邵阳

　　1939年7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二队，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直接领导下来到邵阳，选址府正街宝邵联立中学。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于1938年，由中共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工委领导。团内成立了党支部，陈维清任支部书记，贝海燕任组织委员，吴瀚任宣传委员。1938年10月，武汉危急，战时服务团转迁长沙。“文夕大火”后，他们又转到衡阳。后来服务团分成两个队，第一队去桂林，第二队由支部书记陈维清率领来到邵阳。邵阳当时离前线较远，是后方重镇，驻有“三八”、“四四”、“一四四”三个后方医院和第二、第三两个荣誉团。到邵阳后，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领导下，服务团即以这些单位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服务工作。首先，服务团帮助三个后方医院办好特别营养食堂，以增强伤病员的体质，提高治愈率。服务团女青年们直接精心管理伤病员的伙食帐目，精打细算采购营养物质，使伤病员经常吃到米粥、豆浆、鸡蛋、猪肉等营养食品。对重病号由她们一口一口地喂食，经过她们的细心护理，与医务人员紧张配合，治愈率高。其次，她们还担负着伤病员换药、洗脚洗手、剪指甲和洗浆缝补等许多服务性工作。她们不怕脏、不怕累，不厌其烦地这抗日伤病员换洗。同时，她们深入病房，向伤病员宣传抗日，讲解坚持持久抗战的道理，鼓励他们向伤病斗争，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她们利用给伤病员缝补衣服、修剪指甲、代写书信的机会，与他们谈心，深入浅出地讲解抗战的大好形势、保家卫国的重要责任，时间一长，她们成了伤病员的朋友。她们的进步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0年春节，邵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刘昌峨举行茶话会，邀请她们参加。在会上，提出要她们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发给她们每人一张登记表。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们都以“我们是宗教团体，不过问政治”为由，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反动派的无理要求。1940年5月，根据邵阳的形势，基督教女青年服务团二队奉令离开邵阳转移到桂林接受新的任务。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邵阳的工作，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长沙祟实女校在邵阳

　　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是1907年由胡兆麟、徐特立倡导创办的，旨在立足平民教育。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1月，徐特立从“延安抗大”回湘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徐特立来到长沙，对崇实女校很感兴趣，他与该校校长胡趾青(胡兆麟之女)有密切交往，引导她以“抗大”精神办学，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推荐了部分师生去延安学习。1938年11月，岳阳失守，长沙“文夕大火”后，祟实学校被迫停课。1939年初，在徐特立的指示下，祟实女子职业学校迁来邵阳，租借邵阳县邵陵中学校址作为临时校舍。3月中旬正式复课。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迁邵阳后，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对学校的工作十分关心，还先后派向杰(向建德)、周立群(毛泽覃的妻子)、陈碧莹、戴异、王华英等5名共产党员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工作。这时，党在崇实女子学校活动非常活跃，扰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她们深入乡村宣传抗日，组织师生与抗日的伤病员联欢，号召各界捐募寒衣慰劳伤病员。10月，她们在城区举行了多次公演大会，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组织捐募，共捐款2000多块银元，制成衣被送到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手中，大大鼓舞伤病员的士气。一时，崇实女子学校名气很大，被誉为江南七省1000多所中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所学校。两湖监察使苗培成路过邵阳时，嘉勉崇实女子学校艰苦办学，亲自书写“人格救国”的镜匾赠送给崇实女子学校。

　　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在邵阳

　　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在长沙“文夕大火”后迁来邵阳，社址在县城内仁美巷口，负责人袁泰。书社主要供应与抗日有关的进步书报杂志，其所属的书店、图书馆遍布邵阳城乡。在它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全县城乡建立数百所救亡小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基层阵地，规模小收效大。凡是有党组织和党员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小图书室。书社常给一些进步团体和迸步青年提供《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大众哲学》等书籍，寄赠各种进步报纸、杂志，还油印出版一种八开的壁报资料，每期三至五张，免费寄给各地救亡小图书室，作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交流书讯资料。进步书籍、进步书刊激起广大民众奋勇抗日、保家卫国的热情。战时书报供应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地下党基层组织联系，同时利用买卖书刊的机会秘密发展党员。

　　叶剑英来邵阳部署游击战争

　　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已迂驻邵阳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全省党代表会议(扩大会议)，省委领导、特委、中心县委负责人、部分县委书记、进步团体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博古出席会议，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南方局常委叶剑英与博古一块来到邵阳。省委派人陪同叶剑英到邵阳县西南山区的雪峰山一带察看地形，准备日后开辟游击区。当叶剑英视察返回邵阳时，省委为期一周的会议已开完，他对省委工作作了指示后，第二天赶赴重庆。

　　五、党在白色恐怖下的艰苦斗争

　　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盘踞邵阳的中统特务头目卿国魁、县党部书记刘昌峨、中统驻邵阳第六区情报站站长孙长植等，秘密执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在邵阳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和暗杀共产党员，查封进步书刊，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1940年夏，共产党员申振中、彭俊文在火神庙城墙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并从其身上搜出《支部工作纲要》小册子。刘昌峨即将二人逮捕，进行严刑逼供。他们受尽折磨，申振中出狱后不久痈死。5月，《真报》编辑、共产党员李化之奉命赴新化开展地下工作时遭暗杀。7月4日，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班学员、共产党员谢国安被暗杀。9月，共产党员周道被捕，敌人多次劝降不成，于11月1日将其枪杀于临津门外。11月5日，县委负责人彭柏林因叛徒告密被捕，被装人麻袋尸沉资江高庙潭。是年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暗杀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多达数十名，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轮番审讯，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组织。

　　为了全面限制、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对邵阳城内的进步书刊进行查封。1939年4月，国民党县党部、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李雪楼和徐维笨(徐特立侄儿)在下西直街100号开办的民众书店，1939年4月18日，横蛮无理地封闭了《观察日报》，1940年5月13日查封了《力报》，虽经中共地下组织多方联络，据理力争交涉，终因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而无果。

　　1940年，国民党邵阳县党部捏造事实，制造舆论，胡说“邵阳地下党组织有3部电台、200多条枪，准备搞武装暴动”云云，一面调遣特工匪徒，采取密捕、密决的毒辣手段，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积极分子，摧残地下党组织。1940年1月2日，反动派的忠实走狗、邵阳县时雍乡文化干事李子芳和罗塘的恶霸地主刘主钦互相勾结，带20多个便衣特务，深夜潜入罗塘抓人，并包囿刘敬应、刘应环、刘保民、刘区南等地下党员的住宅，逼迫其家属交人，同时进行种种敲诈勒萦，迫使罗塘支部成员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处藏身。罗塘支部的刘敬庄、刘应环、刘保民、刘书简、刘诗法等地下共产党员只得相继出走广西桂林，靠给人帮工来维持生活。白此，罗塘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停止了组织活动。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省委离开邵阳

　　平江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主动团结”的方式与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此时，驻邵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湖南数千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中共邵阳县内各级党组织处在万分危险之中，在邵的省、县上层进步人士大多流散，有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逐步转人地下斗争。1940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精减机构和人员，省委由高文华、王涛、聂洪钧三人组成。2月24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被迫撤往桂林。8月，徐特立撤离湖南。9月，王凌波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强压出境。11月，聂洪钧离邵，中共湖南省委曲高文华、衰德胜、文士祯三人组成，省委机关从邵阳迁至湘乡永丰镇。这时，省委直接领导的下属组织为3个中心县委(湘宁、常益、邵阳)、1个工委(湘西)，共有党员900余人。

　　中共宝属工委的应急措施

　　鉴于当时的形势，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地方党组织斗争形式更加隐蔽。为了避免损失，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宝属工委制定了四条应急的措施：

　　1、将敌人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地方的党员迅速撤离本地，先转移一部分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没来得及转移的停止活动，就地隐蔽，保存有生力量。

　　2、邵阳城内的地下党员分散居住，没有职业的尽快找到职业。如谢竹峰化名“夏先生”，和廉桥调来女共产党员赵毅假扮夫妻开小店，以打袜子和用土机子纺纱为掩护;李文定和爱人赵耀南开办“女子自立缝纫店”;刘建安和妻子韩淑仪在城郊五里牌开饭店;王来苏在沙子坡一个伤兵医院门口搭了个栅子卖小吃。这些地方实际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3、严格控制接头，建立单线联系，没有要事不能彼此往来，以防不测。

　　4、开辟新据点，以备应急之用。刘松和廉桥调来的党员赵五奶(赵彭南)认做母子，在洞口附近租铺子，作为党员转移的新据点。后来刘松被抓壮丁，赵五奶一直坚守岗位，直至抗战胜利。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使用各种卑劣凶残的手段，地下党始终利用各种方式与其周旋，领导人民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进行斗争，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1942年8月，谢竹峰、刘建安、王来苏等先后奉命离开邵阳。此后部分基层党支部、部分党员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活动。

　　邵阳沦陷

　　1944年6月15日，日军第四次进犯湘北，因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兵力配置错误及指挥不利，长沙于6月18日沦陷。长沙沦陷后10天，1944年6月28日，日军向衡阳发起进攻，衡阳守军奋勇抗击40天。8月8日，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衡阳失守。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并补充兵源后，其主力沿湘桂铁路进犯，一支由祁阳过文明铺、五峰铺进犯邵阳，—支沿衡宝公路，西犯金兰寺、水东江、余田桥进犯邵阳;另一支由潭宝公路进犯邵阳α9月6日，潭宝公路上的要地永丰镇(今双丰县治)失守，邵阳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邵阳县城学校于6月中旬提前考试放假，学生都已回家。居民及工商业者、有钱人也匆匆忙忙带着家小或去山区躲避，或逃至山门、安江、贵阳等地，而劳动人民无法离开，只好留下坐以待毙。当时的邵阳县政府被迫迁往司门前，在邵阳东、西、南、北四乡成立了邵南、东1t等行署，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的政务。邵阳城内守军，将大街上镶嵌的条石撬出来，垒成壕堑，堆上沙包，成为掩体工事。大建筑物则挖通墙壁，作好巷战准备。9月8日，国军与日军在南乡五峰铺一带发生激战。10日，由永丰进犯的日军与国军激战于东乡黑田铺一带(今邵东)。至13日，由衡阳进犯的日军分别向邵阳外围据点余田桥、仙槎桥、两市镇进犯。这样，邵阳县的东北、东南都有日军包抄进犯，国军在这些地区与日军血战三日三夜，寸土也不轻易放弃，日军此时更增调大批炮兵助战，战线更加靠近邵阳县城。北乡酿溪(今新邵县治)、东乡范家山、南乡九公桥一带都被日军占领。9月26日，日军向城内施放毒气，并抛掷燃烧弹，引起大火。27日后，外围据点相继陷落，惨烈巷战，于斯展开，日军每日以大炮向城内轰击，飞机轮番轰炸，城内半城灰烬。日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守军冲锋，每日达十余次之多。9月28日，日军由东门突入，另一股自西门进，晚上又一股自南门突人，分别向邵阳县立中学、中山公园、火神庙等地猛扑，并于火神庙高地施放毒瓦斯。29日，日军加倍增援i30日，反复向中山公园、钟鼓楼等地猛扑。担负这一战线的国军七十四军、一○○军伤亡惨重，日军死伤人数亦达数千名，至10月2日12时以后，邵阳沦陷。

　　邵阳沦陷后19天，日军指挥部参谍、岩山队长、指导班长等与先期安排在邵阳县境内的日本走狗王国英(邵阳北乡小水庙人，中央政校毕业，曾充任第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岳峙雄(前清湖北警官学校毕业，历任营、团长，第十九师副师长，湖南南岳管理处主任等职)秘谋，决定成立县维持会，由王国英任会长，岳峙雄任副会长。1944年10月22日，维持会正式成立。日军在县城各部队长、指导班长、复兴队长齐集昭明宫，强追城内未逃出的居民开所谓“军民联欢会”，并举行维持会正、副会长就职典礼。维持会建立后，狐假虎威与日本军一道，把铁蹄伸向四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同时还在所占领的地方，成立以乡或保为单位的维持分会。

　　党领导和影晌下的敌后游击斗争

　　时雍乡(今下花桥双江一带)人民抗日。1945年元月，日军200人进驻时雍乡第十保戴家大院内大地主钱受伍家中(现双江村桥头组)，以此做为谷洲桥试商学校营业部的犄角9负责掳掠粮食和警卫，致使青壮男女无法在家安居，均潜逃大山躲藏，仅留老幼看守门户。天气寒冷，日军挨户拆取门窗，做为取暖和煮饭的燃料，宝贤学校原有由村民被迫交出的1000根杉木，被全部烧光。1945年农历4月止旬，时雍一带的游击队，曲当地百姓吴至炎带路，到日军驻地山后战壕抢机枪，向日军开火。日军因距离太远，没有还击。到了黄昏，游击队约600余人，分两路向日军进攻，一队由壕坑里直接到五通庙山，一队到日军驻地陶家山，截断日军后路，并派戴谋泥、戴胜法、戴胜甲、吴至炎等4人，身背鱼篓，腰插短枪，乔装摸泥鳅模样，伺机抢夺敌枪。后因目标暴露，游击队伤亡2人。日军遭击后，已成惊弓之鸟9于当晚夜深9偷偷撤回至邵阳城。这样，日军在双江一带侵占时闷只4个月零8天。

　　军民夜袭牛家庄。1944年秋，日军进犯到邵阳县西乡椭木山一带。日军一个小分队，驻扎在皇安寺牛家应，四处掳掠，抓夫抢粮，扰得民不聊生。当时，原驻防在资江沿岸的国民党军，大都撤退了，只有小部分零星队伍，尚在当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抗击敌人。驻扎在皇安寺的一个连，约1OO余人，连长陈霭夫为军校毕业生，年青有为，富有爱国思想。他组织当地群众9并吸收当地村长车华峰、小学校长车百如、农民罗瓦匠开会，根据地形制定了袭击牛家庄敌人的周密计划。1945午农历正月15日，正值元宵，全连士兵100余人，群众50余人，清晨四点出发，悄悄溜进日军在牛家庄驻地，包围营房，用四条冲锋枪，堵住四个窗口，连续射击。日军遭到突然袭击，手足无措，被打得嗷嗷直叫。有些被打伤的，拼命冲出来，与我方军民扭打在一起。终因敌寡我众，日军无法扭转败局。当战斗打响时，同去的一部分民众，在山前山后放火，呐喊助威，风声呼呼，一时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日军驻在光岭的哨兵，摸不清头脑，辨不清方向，钢炮也只能乱放一通，不能发挥威力，也不敢下山营救。驻地里少数脱逃的日军，见四面火光，也走投无路。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20余名，并缴获枪支弹药无数，中国军民略有伤亡。这次胜利，打掉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后一段时间，日军不敢出外掳掠。

　　黄荆岭抗日游击队锄奸抗日。邵阳沦陷后，黄荆岭一带游击队，锄奸抗日，铲除了作恶多端的汉奸，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44年农历10月，汉奸唐九如、银文明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力，赶猪抢粮，欺压百姓，并常给驻划船塘的日寇小队长献鬼计，送情报，要求日寇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几次捎信给他们不要狐假虎威，坑害农民，他们不听劝阻，依旧为虎作伥，气焰嚣张。农历11月16日，唐九如、银文明去九公桥向召本军送情报，4名游击队员带枪跟踪。行至利吉塘雨花庵下的亭子边，唐九如发现被跟踪，企图向山里逃跑。4名游击队员眼明手快，一阵枪声，唐九如、银文明应声毙命。群众闻之拍手称快，但盘踞在划船塘学校的日军据点仍未拔掉，游击队决心拔掉这个钉子。11月20日上午，13名日军在划船塘学校的一间房子里烤火，枪支挂在墙壁上。7名游击队员腰挎短枪，装扮成挑粮的农民向据点走去。日军哨兵举枪阻拦，游击队员便说：“太君，我们是苦力苦力的，来挑谷的干活……”骗过了哨兵后，游击队员闪进房内，拔出手枪，一阵扫射，5名鬼子当即死了两个，其余鬼子拿起椅凳企图顽抗，也被歼灭。与此同时，哨兵也被游击队用钢盔砸死。两次战斗，共打死鬼子12人，缴获三八式步枪7支，捷克轻机枪l挺，手枪1支，其它军用物资多件。

　　大水(今金江乡)自卫队抗日。1945年夏，日军犯境，烧杀抢掠。大水村村民吴铠琴(今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人)召集众人说：“当以武对武，讨还血债!”众人同仇敌忾，集手枪3支，步枪7支，鸟铳、梭标若干，组成抗日自卫中队。1945年农历5月初3，伏敌于鞍岭，转战油桐坝，毙敌1人，伤敌数人，缴获手榴弹1枚。初5日，与日军战于铁塘，毙敌数名。6日下午，大队日军从陈宝冲扑向枇杷铺报复，自卫队截敌于马脚坳，打死目军2人，夺枪数支。7日，大队日军外出骚扰，只有3名日军留守驻点。吴铠琴扮装少妇接近哨兵，引诱哨兵调戏。吴铠琴手起枪响，哨兵、应声倒地，队员一跃而上，据点日军无一脱逃。8日，日军纠集大队人马再次报复枇杷铺，自卫队四面伏击，日军丢盔弃甲。

　　岩口铺军民重创日寇。1944年农历8月11日，日本军队侵略的魔爪伸进岩口铺一带，到处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岩日铺军民奋起抵抗，坚守阵地。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100余名日军，国民党一连长及20多名士兵在此以身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邵阳县城光复，各界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邵阳地方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宣传和动员各界人民，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吕振羽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誉为“西南抗大”，为抗日培训了一大批干部和优秀分子。长沙“文夕”大火后，作为全省抗战中心的邵阳县，各界民众在中共湖南省委和邵阳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组织下，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潮。但盘踞在邵阳的国民党反动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在邵阳城乡制造白色恐怖，查封进步书刊，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大肆搜捕和暗杀中共党员，彭柏林、周道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共党员的鲜血不是抛洒在抗日的战场，而是惨遭中统特务的魔掌。中共邵阳中心县委采取应急措施，与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邵阳沦陷后，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不甘蹂躏的邵阳人民在备地自发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锄奸抗日，重创日寇，直至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纪念网 智轩收集整理)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6-11 15: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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