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田汉在长沙
2014-09-30 11:36:23  来源：摘自《长沙文化城 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  点击：  复制链接

　　田海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父亲被解除了在南京的软禁，恢复了自由，他即刻奔赴上海前线同郭沫若、夏衍伯伯访问部队，遍历东战场各地，直至上海沦陷，才经南京辗转回到故乡长沙。为了加强抗战宣传工作，他决心在长沙创办一个小型日报——《抗战日报》。那时候敌机经常来轰炸，他赤手空拳要办一个日报，真是谈何容易，但父亲素来有一股“湖南牛”的犟脾气，什么事说干就干。当年办“南国社”拍电影、搞戏剧运动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那时在长沙的除“南国”的旧友廖沫沙、张曙叔叔外，还有我的两个叔叔田洪、田沅。报社在什么地方办呢?恰好父亲的表舅蒋寿世先生正在长沙皇仓坪经营一家“远东”电影院，楼上还有几间房子，他很热心地腾出来支持办报。这位蒋二舅公早在20年前，当父亲还在长沙师范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很谈得来，彼此年龄相差不多，那时父亲在学校里编辑“窗户报”——“青年报”时，蒋二舅公常到北门外伍家岭家里来和父亲一起学习写文章，不想现在又在一起办报了。他在长沙的时间很长，对各方面比较熟悉，为人又精明干练，因 此父亲请他负责经理部的工作。编辑部有廖沫沙、王鲁彦和张曙叔叔，父亲担任报社主编，沫沙叔为副主编，记者有熊岳兰和黄仁宇，可以说粗具规模了。当时大家都一心为了抗战救亡，热情很高，报社没有任何津贴，更谈不上薪水了，就连平时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勉强维持的。蒋二舅女娭毑管伙食做饭，长沙的豆腐既便宜又嫩，她做出来很好吃，再炒些辣椒豆豉味道鲜美，大家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但谁也没有叫过苦。

　　在开办以前虽然遇到重重困难，大家仍然信心百倍，不少群众看到《抗战日报》准备发刊的广告和海报，纷纷来信鼓励并盼望报纸早日出版。由于读者的支持，报纸的预订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使报社在经济上也得到周转，同志们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但最重要的是得到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在长沙已成立了八路军通讯处，负责人就是敬爱的徐特立同志。他是父亲20多年前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的老校长。那时父亲穷得夏天没有蚊帐，没有钱买书， 曾得到徐老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帮助，在他从事文学戏剧事业的道路上也受到徐老的鼓励和培养。所以平时父亲总带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的老师。由于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割断了他们的联系，师生俩这次在长沙还是第一次重聚，我因而荣幸地见到这位革命的老前辈。徐老虽然满头白发，门牙也缺了两颗，但精神矍铄，身子非常硬朗，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腰板挺直，面色红润，真称得上是“鹤发童颜”。国民党的残酷围剿，两万五千里的英勇长征，使这位老革命家越发磨炼出闪烁惊人的光彩。他对我和蔼亲切，很关心我的学习。使我对这位“师爷爷”更肃然起敬。他对《抗战日报》热情支持，因为报纸预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出版，他专为创刊号写了一篇《淞沪抗战的教训与国共合作》的文章，明确指出“目前国共合作最广泛的政治团结就是抗战到底，如果在抗战过程中忽略了各党派的合作，离开了这一口号和实际的抗敌工作，那么他的意义也就成了南无阿弥陀佛，只能哄鬼不能退兵，也就没有人相信了……”《抗战日报》经过短期的紧张筹备，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报社全体同志发扬不怕穷、不怕苦、不为名、不为利的苦干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1月28日胜利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报社设在远东电影院的楼上，一上楼是一间比较宽敞的过道房，现在成了吃饭和活动的地方，除了一张长条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别无他物。东头临街的一间狭长的房子就是编辑部，里面放几张书桌，没有电话和其他陈设，墙角的椅子上堆放着几个铺盖卷。这房子虽然简陋，却是报社的中心，办公，会客，也是寝室，从早到瞬来人不断，愈显得屋里拥挤而紧凑。父亲和沫沙叔整天都在这里写作，每天要写社论和文章，有的重要社论，要等到半夜通讯社发完第三批新闻稿后才能开始写，必须在黎明前完成付排。室内人多地窄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供专门写作之用，但父亲就在墙角靠窗的桌上埋头写他的社论，不受环境的影响，对此是锻炼有素的，以前他在上海南国社搞戏剧运动时，有时前台正在演着戏，他就在后台直接用铁笔刻钢板写剧本，写完后即刻油印．排练，所以有的剧本从创作到上演只用了5天。沫沙叔过去长期在报社工作过，他坚守工作岗位，一丝不苟，写稿、看稿、设计版式、著大样，连校对都要兼管，还得写社论，经常通宵不眠，他的身体比较弱，但工作的精力是惊人的。我那时刚随祖母回到长沙不久，在明德中学读书，初次接触新闻工作，但立即发生浓厚的兴趣，我在编辑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抗战初 期，国际国内的形势时时都有新的变化，报纸必须每天研究分析颢的形势作出全面真实的报导。大家在晚上都聚集在编辑部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一次新闻电讯稿，迫切想了解全国各条战线当天的战况并以此选择头条新闻。我在晚上也常和父亲、叔叔们一起熬夜，午夜时，肚子饿了，有的喝点酒、吃点长沙的油炸臭豆腐和花生米，有的沏杯浓茶吃两个烧饼，在等待新闻稿的空隙中大家热烈议论当前的形势。我在旁边听着很感兴趣，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王鲁彦叔叔操着浓厚的宁波口音讲叙他家乡生活时的景象，他那时大概还不到40岁，清癯白皙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经常着一件长衫，他和沫沙叔都爱喝两盅酒。两人就着花生米、豆腐干对饮，谈到高兴的时候，他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那时他是孑然一身来到长沙，就住在报社，晚上困了，就把铺盖摊开在过道吃饭的长条桌上睡觉，他的性格温和，富有童心，我和他谈得很开心。但有时候他也偶尔流露出忧郁的情绪，拿着酒杯欲饮不饮，陷入沉思之中，恐怕是在回忆他人生旅途中坎坷的遭遇吧。我很喜欢他坦率和真诚的性格，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很短暂，但却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常常怀念他，为他以后过早的病逝感到十分惋惜。

　　张曙叔的年纪更轻些，那时还只有二十九岁，他是在“八一三”后同他的爱人周畸及孩子们一起乘小木船由苏州河离开上海经苏州辗转撤退到南京的，我侍奉祖母也和他们同行，途中遇到敌机扫射，他还背我祖母上岸躲避。回到长沙后，他在明德中学教音乐，教我们唱很多抗日歌曲，并指挥长沙群众大合唱，开展抗战音乐活动。他能弹善唱，性格开朗活泼，充满青年人的气息，在报社每当晚饭后，他拉起胡琴，父亲唱几段京剧，或是他自己独唱几首歌，大家围坐一起如同一家人，精神很愉快。在半夜等待新闻稿的时候，他有时兴致勃勃地拉我和他下围棋，我虽然刚学不久，但每盘总要赢他几个子，可是他很认真不肯认输，一直要下到我输了才罢手。后来我组织儿童剧团进行歌咏和演出活动，他给我们尽心指导和帮 助，孩子们都像对自己的大哥哥那样喜欢他。以后他随父亲离开报社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去了。在长沙“大火”以后，他撤退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末，他和爱女大大不幸被日寇的飞机炸死。过去在上海时，他是南国艺术学院的学生，我小时候就认识他，离开上海逃难时，我们又风雨同舟，在长沙他又当上了我的老师，我和他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听到他遇难的消息时，我悲痛得流了不少眼泪。

　　1938年2月初，郭沫若伯伯从武汉来到长沙，他是专程来看我父亲的。早在1919年当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经宗白华伯伯的介绍，他们订了交情，因为都爱好文学艺术，彼此成为知己。他们之间的之后又重归祖国参加抗战，老朋友阔别多年自然有很多话要说。郭伯伯首先来到报社的编辑都见到我父亲，当他坐定环顾一下这间身兼三用的陋室后，流露出惊诧的眼光对我父亲说：“寿昌，你们真是在苦干啊!”

　　他此番来长沙是为了参加当时在武汉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来和我父亲商量的，父亲对他的到来非常高兴，为他召集长沙的文化界人士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并题诗相赠：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郭伯伯也步原韵题诗相答：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郭伯伯这次在长沙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和我父亲的重聚是十分欢畅愉快的。他们在久别之后再叙了“三叶”时代的友情。他后来曾感叹地说：“在外表看来，好像超脱了一切的寿昌，他对我的关心竟这样周到。我在心里着实感谢着他。无怪古时候的人要把朋友称作五伦之一了。”

　　父亲陪他听湘戏，游岳麓山，凭吊屈子庙、贾谊祠；他对湖南人民的幽默诙谐也深为赞赏。有一次他们同胡萍女士在一家酒楼吃饭，叔叔和我也同去了。郭伯伯醉中兴致很高，索笔狂草，题诗一首，酒家在一旁赞叹不已，问胡女士道：　

　　“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风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胡萍女士把酒家的话转告郭伯伯，他听了大笑不已，当即又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之句。有一回朋友请吃饭，郭伯伯喝醉了，我们扶他回报社睡了，当他清醒过来时，见我在旁边招呼他，他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海男，你可得为你死去的母亲争气啊。”

　　我母亲易漱瑜同父亲一起在日本学习时也是郭伯伯的好友，她回国不久在上海生我以后，不幸过早地病逝了，因此郭伯伯以此来勉励我。那时《抗战日报》准备为少年儿童出一个周刊，就叫做《抗战儿童》，确定由我负责编辑，我请郭伯伯题一个刊名，他很高兴地当即在编辑部提笔写了。这给战时长沙的儿童工作留下一个可贵的纪念。

　　40多个急风暴雨的年头过去了，当年在《抗战日报》小小的编辑部里济济一堂的人物，今天大半都离开了人世，然而在那间狭窄简陋的房间里所进行的紧张的抗日宣传活动，亲爱团结的精神，安于清贫的生活，却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沫沙叔是十年浩劫的幸存者，每当我去探望他，偶尔共同回忆当年这段往事时，仍然使我们为之兴奋和感叹不已。

责任编辑：李亚平 最后更新：2014-09-30 1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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