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始末
2014-03-18 16:34:48  来源：网络摘编  点击：  复制链接

　　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1938年5月，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向省委提出建议，准备回家乡塘田寺创办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人才，这一建议得到省委和党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的同意和支持。经报请中央同意在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并派吕振羽负责筹建。吕振羽等6月底来到塘田寺，8月底筹建就绪。9月15日，塘田战时讲学院正式开学。吕振羽在筹建期间建立了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支部书记杨卓然，后由游宇接任。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隶属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党支部成立三人小组，由吕振羽、张天翼、杨卓然组成（后三人小组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组成），一切重大事情，由三人小组研究决定，交支部贯彻执行。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抗日干部。从1938年9月15日开学到1939年4月2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历时7个多月，共培训了学员250多人，有4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0余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讲学院被解散后，学员中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的最前线，有的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回到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4月20日，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查封。在撤离之前，湖南省委派李锐到学院传达省工委指示。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按照省委指示，安排一部分党员干部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绥宁、新宁、城步等几个湘西南空白县建立党的组织。4月底，吕振羽、游宇、阎丁南和少数教师在离讲学院约10华里的油塘举办了两期建党学习班，帮助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5月初，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成员分散转移，结束了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的活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时刻都在渴望着抗战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进程是曲折的。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继上海、南京失陷后，1938年夏，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为保全实力，从徐州撤退，著名的马当防线，也没有激烈的战斗，即行放弃，日军乃一面继续实行诱降，一面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全国富裕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著名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人民惨遭屠杀和侮辱。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批判了国民党的“亡国论”和片面抗战路线，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和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精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总方针。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依据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可能进攻湖南的形势分析，便加紧动员和号召全省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并由吕振羽、翦伯赞以名流学者名义致书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保卫湖南”的要求和主张，彻底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准备条件，于日寇进攻湖南时全面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配合等。于是，徐特立主张在日寇进入湖南时，共产党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湖南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当时形势下，培训党的骨干，已是当务之急。吕振羽认为：苗岭山脉的巫山和雪峰山间（包括邵阳、新化、祁阳等县）的山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的四明山，明清之际，曾有数万群众进入山区坚持反清斗争。另位于这个地区的塘田寺，有席宝田的塘田别墅可以借用。吕振羽审时度势，及时向省委建议到武冈县塘田寺创办一所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的学校，培养地方乡级工作干部和连排级游击战争军事干部。

　　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的经过

　　1938年6月，湖南省工委决定吕振羽为副院长兼党代表，回到家乡负责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得到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后，通过省委利用统战关系邀请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邀请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院董事长，又利用国民党CC派、复兴派和何键派之间的矛盾，取得何键派刘子奇的支持。1938年7月，吕振羽回塘田开展筹备工作。到塘田寺后，以刘子奇的信与第六区专员李琼（何键派）接触，李琼同意任院董事会董事。吕振羽随即到塘田，在原区立小学校长吕遇文的帮助下，借得席宝田的塘田别墅为校址，并委托吕遇文负责院会的修缮、院具设置等方面的筹备工作，同时还将省委拨给的二百块光洋开办经费交给吕遇文。由于院董事吕遇文出面筹备，当地绅士吕惠阶、李心徐和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土地厅长李荣植、武冈县长林拔萃均同意任院董事，8月初，吕振羽来到长沙向省委和徐特立报告筹备情况。省委立即同意以覃振、赵恒惕名义，向同意任院董事的诸位发出聘书和成立院董事会的通知，并同时发函征求新董事。由覃振赵恒惕亲自写信给张治中与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CC派），告知筹划办战时讲学院的缘起和宗旨，请其担任名誉董事。张治中回信表示谅解和同意，朱经农则回信拒绝担任名誉董事，并附限制成立私办大专院校的条例一份，声称“须按合法手续进行筹备”，企图迫使半途下马。针对这种情况、省工委和徐特立指定省委组织并军事委员聂鸿钧和王凌波、吕振羽共同研究对策。通过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在国民党各派矛盾激烈、武汉已受威胁的情况下，CC派一时不可能有强力来加以阻止，加强对覃振、赵恒惕的统战工作，免使中途生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徐特立和省委都同意这种意见。因此，一面即以覃振亲笔信复张治中致谢，请他多加赞助和支持，同时复函朱经农，表明塘田战时讲学院是非正式大专院校，而是旧式书院式的战时讲学院机构，不能按平时大专学校的手续筹备并将招生广告分送各县教育局、师范、中学，请他们送学生前来参学，同时省工委还通知各县、市党组织动员和选派优秀青年入学。省工委决定张天翼（著名文学家）、曹伯韩、杨卓然，雷一宇、李仲融、林居先等同志与吕振羽一道去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张天翼为教务长，吕遇文为事务主任，曹伯韩、李仲融等为教员，杨卓然为支部书记，雷一宇为生活指导员兼党支部组织委员，林居先为党支部委员，负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同年11月，杨卓然去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调走张天翼、雷一宇、林居先，这时派陈润泉来校任教务长，派游宇接任党支部书记兼生活指导员，阎丁南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并负责“民先队”，王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王西彦先生接任张天翼的课程，并请老专家吴剑丰前去讲授孙子兵法。同时决定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为避免暴露吕振羽的政治面貌，他不参加支部的活动，三人小组在院内也不分开。以后，又调研究班学生王时真（即江明，原为院学生会主席）任院长办公室秘书兼民众教育指导员。吕振羽负责塘田战时讲学院筹备和工作人员的选定，另兼民众教导员。吕振羽等于1938年8月底陆续到院。9月上旬，学院开学，首期报到的学生达120余人，主要来自本省各地，以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新化、湘乡、湘潭、宁乡等县为多，也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等外省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1938年9月第一学期招收学生120余人，分编研究一班、研究二班和补习班三个班。1939年第二学期又招收了两个班，分编研究三班和补习二班，每班新生50名，另外还招收插班生25人。所招学生不分职业、学历，只要有志于抗日都吸收。学院学习期限为一年，学生的费用均由本人自行负担，每个学生每期交学费10元，膳食费20元，杂费4元，讲义费1元。塘田战时讲学院坚持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抗战教育，寓阶级教育于抗战教育之中，寓马列主义教育于爱国主义教育之中，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生活实践、工作实践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法。依据学生文化水平差异大的特点，学院分设研究班、补习班两级，研究班开设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创作等专修课，补习班开设国文、数学、自然等专修课。《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战时防护常识和体育》为两个年级共修课，并以“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的形式举办《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研究班的文学和文艺创作先后由张天翼、王西彦担任，哲学由李仲融担任，政治经济学由曹伯韩担任。补习班的语文先后由王时真，陈啸天担任，数学由徐昭等人担任，自然由陈润泉担任。共修课的《中华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由吕振羽、阎丁南、曹伯韩、雷一宇等共同担任，《战时防护常识》和《体育》由退职家居军官李华白（塘田寺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曾任团长及炮兵总队长）、王煜担任，歌咏先后由林居先、周白担任。教材大都由教师自己编选，由谱匠用活字木版或同学自己刻写腊纸油印，在印发前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学院为了实行教学民主和生活民主，在学生中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可以派代表参加院务会，参与教学研究，伙食管理，进行评教评学，及时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自治会还经常组织学生召开“生活讨论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真正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此同时，讲学院根据形势的发展，陆续派遣一部分同学回乡，以小学校为中心，建立抗日救亡活动据点于武冈、邵阳、洞口、新宁、东安、祁阳、湘乡以及洪江等地，还建立了救亡室、读书会、歌咏队、救护队等抗日救亡组织，在邵阳各地建立了30多个文化宣传站、民众夜校和民从阅览室。学院学生除课堂学习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会活动，到周围的广大乡村集市宣传抗日，先后在县内及附近的塘田市街上、周家村、水西唐家、油塘李家等地办起了儿童识字班和成人识字班，用诸如“塘田塘田美丽家园，盛产稻谷又产甘蔗，我爱塘田，又爱家园，决不允许鬼子侵占”这一类通俗易懂的教材，启发群众觉悟，鼓舞群众抗日。

　　塘田战时讲学院被查封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被免职，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此时，国民党教育部长，CC派头目陈立夫即电令薛岳查办讲学院，电报说：“据报，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体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查办，制乱未萌……”。薛岳立即电令第六区专员李琼和保安司令岳森“派要员查明具复”。1939年初，李琼、岳森又转令武冈县长林拔萃“派要员查明具复”。林拔萃接令后便电约吕振羽去武冈，拿出薛岳的训令对吕振羽说：“我的地位不能帮你顶，只能帮你拖，你最好去找覃院长、赵议长帮你顶一下”。吕振羽认为情势紧急，回院后一面派人向省委报告，一面派陈润泉去找赵恒惕。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年2月又秘密颁发了《异党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更大的反共逆流。此时薛岳一面训斥六区专员、司令、县长、乡长“忽视政令”、“虚词搪塞”，一面严令六区选派干员率兵以武力解散讲学院，并不断以电话督催。在薛岳等反动派的督办下，武冈县政府于1939年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六区保安司令部和武冈县政府派兵三个连，分别从邵阳、桃花坪、武冈出发包围讲学院，武冈县教育局派课长彭方魁、课员周石安前往督办。彭方魁，周石安等嚣张地闯至院长办公室，要吕振羽确定全院师生离院的日期，并交出院牌、院印和全体人员名册。吕振羽义正辞严地指出：军队必须撤至对河，否则无法办理结束工作；结束日期，自军队撤至对河之日起，须二十天以上；至于院牌印，并非政府颁发，无缴销之必要；要全体人员名册，更无道理，绝对办不到。尽管对敌斗智斗勇，但迫于形势，在敌人的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存在时间虽然只有7个多月，但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了省委制定的教育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培养了大批有志青年。其中，曾国策同志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谢维克同志在邵阳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塘田战时讲学院不仅为抗日培养了干部，而且播下了革命火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18 16: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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