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以图存”——湖南与十四年抗战前奏
2018-11-29 15:31:30 来源：大风号 点击： 复制链接
201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国家正式确立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十四年抗战”之初是局部抗战时期，人们大多只知道发生在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局部地区的抗战，却很少知道在湖南等南方省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为唤起民族觉醒，兴起十四年抗战前奏，促进全民族全面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唤醒民众的反帝抗日意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领导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人民领袖和民族英雄。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历史。在青年毛泽东、蔡和森那一批湖南精英诞生的年代，就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来说极其悲惨的年代，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救亡图存的主题，像与生俱来的血液渗透、流动，充满了他们幼小的心灵和成长中的身体。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他们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湖南革命者，心中埋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结，这是历史的事实。
1915年初，毛泽东闻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借悼念亡友易昌陶，抒发自己的爱国反日情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毛泽东用这样怒火冲天、直抒胸臆的词句，表达自己忧国伤时的沉重心情，期望激励幸存者反帝爱国的斗志。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签订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日运动，中国民众将5月7日和5月9日视为国耻之日。长沙学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和袁世凯卖国罪状的《明耻篇》一书，进行反日反袁宣传。毛泽东在该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了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把爱祖国维国权同报国仇雪国耻联系在一起，激发广大青年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与卖国行为作斗争的爱国热情。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萧子升，详细分析湖南、全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论述自己研究国际形势的见解，其中对中日关系及前景的预测，十分精到。他从“日俄协约”谈起，针对国人当时对日本新内阁抱有的幻想，断然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对中国政府屈辱无能极为不满，“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令人悲愤万分，毛泽东沉痛预见，告诫国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他劝同学多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提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警惕。
同年7月21日、28日，毛泽东还预言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
虽然当时青年毛泽东人微言轻，他的预言不会为当权者重视，但是不幸而言中，2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真的被德意日法西斯搅得昏天黑地。
左图：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右图：1931年10月《湖南通俗日报》关于长沙市小学教育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报道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最早号令团结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最早向日本侵略者发出了宣战的号令。
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而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却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反而说“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毛泽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正式发表。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毛泽东起草了《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命令“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要求“加紧动员工农劳苦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率先发出了抗战的最强音。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3月3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谴责国民党将军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之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向全中国民众明白宣告：中国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醒全党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他精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北上抗日!”——为北上抗日先遣牺牲三位红军军长
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湘籍红军将领寻淮洲军团长任总指挥，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湘籍红军将领刘畴西军团长任总指挥，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粟裕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
在北上抗日先遣行动中，牺牲了三位湘籍红军军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十军军长王如痴。
1935年8月6日，王如痴与方志敏、刘畴西一同在南昌下沙窝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湘籍将领、红十军团参谋处长曹仰山。
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在粟裕的率领下艰难突围，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战。
“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兴起十四年抗战前奏
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发动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步步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吹响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强大作用，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人民和湖南人民抗日怒潮高涨，十四年抗战掀起强劲有力的前奏。
1931年9月23日，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湖南省会200多名学生、教师、工人走上街头，揭露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日报》《工人报》《全民日报》等报纸连续报道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群众团体宣言通电。
9月25日，长沙各界群众举行反对日本武力侵占辽宁示威大会，提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正义主张，迫使日资10余家企业陷入停顿。并将湖南人民对日援侨委员会改为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后游行示威。各界民众商议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的五大措施：(一)不供给日本人各种原料;(二)不买卖日本各种货物;(三)不乘坐日本轮船;(四)不为日本人运输货物;(五)不为日本人服务。
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沙各中学学生组织讲演队上街演讲，并赴宁乡、益阳、湘潭等县宣传。邵阳、华容、湘潭、衡阳、沅江、沅陵等地也先后举行反日运动大示威。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纷纷起来，同仇敌忾，开展斗争。这些斗争，导致日商日资的轮船公司、商号、医院陷于停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湘的势力和利益，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湖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各地纷纷创办抗日宣传刊物，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新田县乡村师范学校学生救国会印行《反日专刊》，湘乡学生抗日救国会编辑出版《抗日专刊》，衡阳学生印发《抗日周刊》，长沙广益校刊编辑委员会编印《抗日专号》……湖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三湘四水大怒吼。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消息传来，全省沸扬。在中共地下党员推动下，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会、商会、长沙县教育会等团体，纷纷致电慰问和声援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抗击日军的壮举，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2月7日，长沙全市罢工罢市。长沙各界民众冒着风雪举行抗议日军暴行示威大会。全市工厂、商店罢工、罢市一天，表示抗议日军的暴行。高中学生纷纷请缨杀敌。学生寒假宣传队到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动员支援抗日部队。湖南各界群众积极募集抗日军慰劳捐，献钱献物，支援前方抗战。3月13日，湖南青年反日铁血救国援沪第一大队数百名青年誓师出征，开赴苏州前线。
一批妇女战地服务团、学生战地服务团，勇敢地奔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进行战地救护。9月14日，著名作家谢冰莹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20余人奔赴前线。10月4日，刘慕棠率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60余人开赴前线。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大举进攻华北，热河危急，平津动摇，国家民族危难日益严重。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抗日宣言，提出共同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湖南人民立即召开各界团体联席会议，请愿国民政府调遣全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长沙中学生基于爱国热情，请求省政府发给旅费出关杀敌，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军训。
在湖南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爱国热情和日趋活跃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坚持白区工作的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号召，采取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抗日救国言论，努力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发挥政治影响。
1933年春，以刘道衡为首的中央军委特科长沙工作组成员，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运用各种社会关系，领导和推动长沙等地的抗日救国活动。
在湖南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针对民族危亡，先后发表抗日宣言。1933年5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日本侵占热河发表《告工农兵士群众书》，提出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
1935年8月26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愿在三项条件下，“同中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共同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进行直接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萧克将军回忆道：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来了1千人。新化东60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且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红军在新化唤民书局用一台四开印刷机，印刷了大量宣传品，满城张贴醒目的标语：“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特科长沙工作组积极领导和组织青年和民众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12月14日，中共党员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在长沙组成党团，根据上海中央局关于在长沙组织发动学生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指示，立即以抗日大同盟的名义印发抗日宣传单，并通过青年骨干分头联系各中学学生，推进长沙青年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12月20日上午，省会长沙上万名青年学生,不顾当局和校方的威胁阻挠，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市民万人空巷，争睹共鸣。示威大会决议成立长沙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与此同时，常德、衡阳等地的爱国学生，也分别上街集会游行，宣传响应一二九运动。中共青年运动党团创办《更生》刊物，指出造成民族解放的统一联合战线，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呼吁用全副国力抵抗民族敌人，停止一切内战，推动湖南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6年夏，一批从北平、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回乡度假的湘籍师生，在中共党员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湖南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中共党员、教师谭丕模和李仲融，学生于刚、李锐、曹国智、萧敏颂、曹国枢、魏泽同等，与在长沙的进步青年苏镜、廖申之、唐荣前等30多人，在岳麓山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并创办《湘流》三日刊，组织歌咏队，建立1936剧社，在培德女子职业学校开设暑假短期补习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民先队抗日歌咏队，由音乐家张曙任教，演唱由黄自、聂耳、冼星海等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暑假中，上海抗敌救国会派代表来长沙，帮助建立湖南各界救国会。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科长沙工作组派赵君实、刘乐扬加入该会，还利用《全民日报》《力报》等做了大量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常德等地也成立了民先队分队。《湘流》三日刊主要刊登抗日救亡内容的新闻、评述、报道、文艺，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该刊富有战斗风格，形式活泼，很受读者喜爱，至1936年底共出版40多期。紫东艺社、《今日评论》等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为之振奋，是中国国家尊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故事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歌，响彻中国大地、湖南大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湖南遭受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不但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而且促使政府当局向抗日方向逐渐转化，为大规模兴起十四年抗战、争取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 夏远生 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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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迪 最后更新：2018-11-29 15: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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