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汤恩伯与河南抗日战场 历史上真的有“水旱蝗汤”吗？
2017-10-17 17:03:34 来源：军官团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选自季我努学社主办之近代中国电子杂志的青年历史百家栏目，栏目主持人：杨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2016级硕士研究生。编辑：王佳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2015级硕士研究生。军官团文字编辑范国平。
本文作者简介：
冯杰，浙江桐乡人。民国军事史独立研究者，银泰公益基金会“蒋氏家族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计划”2016年度(首届)青年学者研习营学员。著有《漓江烽火》、《滇西战事》、《铁血远征》(合著)等书，并在《军事历史》、《兵器》、《凤凰周刊》、《国家人文历史》、《中华遗产》、《世界军事》、《团结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众多文章。
1940年冬，汤恩伯调升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进入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历来被视为“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随后几年，他的一些举措引来河南地方颇多争议，尤其是豫中会战的失利，有人分析前因后果，认为河南人民饱受“水”、“旱”、“蝗”、“汤”四大灾难。最近，河南省政协文史委、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省档案局、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联合编纂出版了全面反映河南抗战的多卷本史料《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笔者考察当中内容，结合其他种种，觉得汤恩伯与豫中会战的有些问题存在进一步审视和探索空间，愿与学界分享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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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失和的第一战区
1942年1月，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
战区设置副司令长官一职属于普遍现象，以1938年10月为基准时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鹿钟麟、宋哲元、刘峙。但是汤恩伯不一样，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独挡一面”，蒋介石允许其在河南叶县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当时全国有此特殊待遇的还有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1943年底，第一战区正规部队大约四十个建制师，外加涡北(苏北)、泛东挺进军等名目繁多的游击武装，和当面日军相比，人数占尽优势。不过据日本学者研究，“对以炮力为中心的战斗力进行比较，假设日军的常设师团是100，那么预备师团就是62，警备师团是44，而中国军队一个师则是16”。“按照这个比例，日军一个联队可以对抗蒋介石的直系军一个师;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对抗军阀地方军一个师”。第一战区的一半正规军划归汤恩伯指挥，其中第13、第29、第78、第85军等属于“蒋介石的直系军”。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资历很深，广东国民政府东征时期已是少校营长，他身先士卒，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然而到了1930年代，当上军长的蒋鼎文生活开始腐化，蒋介石曾经指责他整日“狂嫖滥赌”。蒋鼎文直接掌握的部队亦多达四个集团军，看似与汤恩伯平分秋色，实际论“质”，基本上为日军眼中的“军阀地方军”。也就是说，汤恩伯在第一战区名义上是副职，事实上却比正职强势。蒋鼎文曾向李宗仁抱怨：“他眼睛长在头顶上，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为了阻挡日军坦克，汤恩伯极力主张挖掘深沟，地方上大概有些保留意见，蒋鼎文乘机攻讦：“有人想学隋炀帝，要在河南开掘千里邗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我觉得现代战争无此必要，现值灾歉之年，应该立即停止。”
河南在1942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鼎文提倡战区全体官兵每月减食两餐，参与救灾。汤恩伯倒是积极响应，从1942年10月份起，至1943年5月止，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31集团军、第13军、第85军等单位共计结粮253万斤。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赤地千里的河南，尽管汤恩伯开办的灾童收容所在西方人眼里根本不符合卫生标准，但他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汤恩伯其实也想过离开，他在1943年春对胡宗南透出心里话，“拟调开李宗仁，而自为司令长官，否则拟保为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据李宗仁回忆，经他多次居中调解，蒋鼎文和汤恩伯的矛盾缓和很多。1944年2月，汤恩伯对蒋鼎文的看法的确有所改变：“蒋个人态度较前积极，可惜帮手不行，不能替他执行，虽积极，无用也。”不管怎样，蒋汤矛盾几乎世人皆知，日军在大举进攻河南时散发这样的漫画：一张画着蒋鼎文一手牵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钞票逃命。另一张画着汤恩伯横眉怒目，摩拳擦掌，指着蒋鼎文大骂：“铭三要负战败之责任，老汤要去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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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省驻军普遍从事商业活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守，国民政府退据西南大后方。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工业布局非常不合理，实业部登记在案的2435家工厂中，有2241家分布在冀、津、鲁、苏、浙、闽、粤等沿海省市，其中上海一地集中了1186家工厂。以上海为例，截止1938年底，内迁的民营工厂共有272家，所占比例约四分之一。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在生产达到顶峰的1943年，大后方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值，仅相当于1937年前同类产品产值的12.2﹪。
出于解决部队给养不足的问题，蒋介石要求“前方困难要由前方解决，当地事情要由当地解决”。他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改善官兵生活，想法虽无不善，实行起来却弊端尽显。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说：“本来我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其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反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与交通冲要地区的驻军为甚!”
第一战区北有黄河各渡口可运私货，南有苏皖通豫陕的要道界首三镇，驻军从事商业活动的开展时间比较早，范围也比较大。1939年冬，东北军旧部骑兵第2军从晋北移驻界首附近，军长何柱国借口保护新兴市场，组建武装经济大队，“公开保护走私”，甚至还与日军保持“经济交流的联系”。东北军旧部暂编第9军军长霍守义明抢暗夺，勾结阜阳田赋管理处强索已过年度的军粮约20余万斤，“从皖北双沟运至敌方盗卖，再叫他的军需到漯河买金条”。汤恩伯的部队由第五战区调至河南，第31集团军很快学起“生意经”，先是名为筹集子弟学校经费，开办了中华烟厂，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做起各类买卖。尽管汤恩伯立下规定，“私人有营商，作买卖之事，一律充公，极端禁止私人营利”,可是几十万人马良莠不齐，贯彻程度似难整齐划一。传说冯玉祥某次视察第一战区，突然对汤恩伯一本正经地连声说：“恭喜发财，恭贺汤将军发财!”据胡宗南1944年2月20日日记，汤恩伯悄悄透露：“年来努力采购物资，以河南烟叶，换取徐海之盐，预计今年可收入两万万元。而其支出则为，游击队服装费六千万元、经常费三千万元、收容青年一百五十万元、总司令津贴十万元、参谋长津贴一万元、副参谋长津贴五千元。”
战时的生存问题对于各方力量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1941年5月，中共冀鲁豫根据地工商局长杨寿山接到上级指示，“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粉碎经济封锁，必须加强根据地的贸易工作”。翌年8月，内黄县境内的沙区井店镇正式成立德兴隆商店，“积极收购土副产品，向敌占区输出，换回棉花和军需民用物资”。沙区办事处主任王乐亭后来撰文指出：“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采购了枪支、弹药、棉花、医药等军需民用物资。在井店开设了收购站，敌占区的商人和能搞到弹药的人，经常到收购站洽谈生意，秘密运来军用物资，换取抗日根据地的硝盐、花生、红枣、土碱等。”显然，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能够通过商业活动壮大抗日队伍。相反，国民政府军政系统由此滋生的腐化现象比较严重，表面三令五申实际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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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蝗汤”的多种说法
1938年6月，第一战区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迫使日军停止了追击。穿越豫东平原的滔滔洪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然而此举局部牺牲极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失去家园，国民政府虽然实行了一系列的善后救助，但因国家贫弱及人为性弊端，灾民受益面十分有限。1942年春夏，河南又遭遇了大旱灾，有些地方的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晚秋即使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
汤恩伯比较积极地参与了救灾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构筑国防工事，叶县附近的宗教场所遭到强拆，所得的砖瓦、木料悉数用来兴建“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以便招揽沦陷区流亡的青年学生。维护民间信仰和乡村秩序的庙宇、祠堂接连被毁，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汤屠夫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遇上灾年，农民祈祷龙王保佑风调雨顺的愿望，势必远远超过汤恩伯的政治热情。第一战区所属的各种游击武装时有扰民现象，加上兵役制度不完善，不少部队用抓壮丁的办法来解决缺员困惑，进一步引起了河南民众的不安。汤恩伯当然知情，但他认定“游击队无论如何坏，一律要扶植之，因为有经济意义之存在，可破坏敌后政治、经济等等”。
1944年11月，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政委王首道在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汤，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曾任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的方耀认为“河南百姓的说法并非虚妄”。蒋鼎文晚年口述个人历史，甚至还说河南有一句民谣：宁愿日本鬼子来烧杀，不要汤恩伯来驻扎。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陈宝琦1942年夏天历尽艰难，泗渡黄河进入第31集团军辖区，先是充当党部干事，后又返回东北招收爱国青年，他说：“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
第85军第110师在豫西的抗日行动或许可以部分支持陈宝琦的看法。1944年5月，洛阳龙门失守，第110师奉命进入嵩县境内与敌展开周旋。嵩县地方武装热情地为正规军供给食物，侦察敌情，派遣向导，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在一次战斗后坚持要给部队领路，她说：“你们拼命打鬼子，是精忠报国，我读过《岳飞传》，能为你们带路，真是无上光荣。”听了老大娘的话，在场的官兵都很感动，副官主任范光祖激动地叩头致敬。进入夏季，第110师一面派兵帮助农民收种，一面不断袭击日军，还协助找回了河南大学失落的十多架显微镜。
近年还有一种说法，河南流传的四大祸害实际是指“水、旱、蝗、蹚”，后来被编排置换成了“水、旱、蝗、汤”。肖舟先生在《历史上被掩秘的“1942”》(刊于《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三辑)一文中这样解释：“在鲁山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作‘蹚将’。”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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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事到底激不激烈
《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五卷主要收入反映河南抗战的各种地方史志。据《河南省志·军事志》：“河南战役自4月18日开始，到5月25日结束。
国民党40万军队只有少数杂牌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整个第一战区部队面对日军的穿插迂回，一溃再溃，损兵折将20余万。在37天中丢失豫西、豫中38座县城，开封至潼关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约350公里的广大地区沦入敌手。”
“河南战役”是豫湘桂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战史一般称为“豫中会战”或“中原会战”，日方战史称为“河南会战”。《河南省志·军事志》的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与豫省地方一些县市志的说法互相矛盾。
首先，把洛阳失守的5月25日作为河南战役的结束时间明显不妥。26日，蒋介石电令第一、第五战区各部及第八战区在灵宝附近部队于28日起分别反攻陕县、洛宁、渑池、嵩县、鲁山、郾城等地。此后直到6月中下旬，河南境内始终处于大规模交战状态，尤其是接近陕西潼关的豫西地区，当地史志部门对此多有记载。比如《三门峡市志第9篇军事》：“6月4日，日军大举进犯灵宝，至12日鏖战9天，在国民党守军英勇抗击下，粉碎了日军继续西犯之企图。”《灵宝市志第11篇军事》：“10日凌晨，第57军第8师副师长王剑岳奉命将阵地交于第106师317团，自率余部百余人退居二线待命。不久317团2营阵地失守，战况趋于恶化。王剑岳见此拔枪高呼，‘大丈夫报国杀敌的时机到了!’遂奋勇向前，冲向日军。”王剑岳负伤坚持指挥，不久又身中两弹为国捐躯。
其次，所谓“只有少数杂牌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也不客观。比如第85军第23师防守密县，经过五天五夜的血战，全师过半数官兵壮烈牺牲。据《密县志第10篇军事》，当时的中共《新华日报》报道说：“我官兵，都抱杀敌决心，英勇奋战，在战场(密县城)东约十公里到二十公里地带与敌搏斗，寸土必争，敌遗尸遍野，我方也伤亡甚多。”防守许昌城的新编第29师前身虽是杂牌部队，但是经过整训之后，连以上军官多已替换为军校生，第85团1营1连连长张访朋毕业于黄埔第16期，他说：“统帅部叫我们死守待援，不能撤退，没有命令不能撤退，你撤退就枪毙你，某些人侮辱我们一触即溃，没有这回事，我们军队，我们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嘛。”5月1日，许昌失守，副师长黄永淮被俘不屈壮烈牺牲。师长吕公良在突围途中身负重伤，附近老百姓将其抬至家中，终因缺医少药不治而亡。第94师是陈诚“土木系”第14师扩编出来的中央军，配属第15军守卫洛阳，期限为十五日，结果从5月4日奋战到24日夜，全师8000多官兵幸存者仅300多人。《洛阳市志第19篇军事志》称洛阳保卫战的残酷程度，“在中日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诚然，豫中会战是一次不可讳言的败仗，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后来总结失败原因，认为“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汤恩伯“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凡是英勇抗敌的官兵，无论中央军或者杂牌军，今日都应得到后人的尊重。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7 17: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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