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八大粤籍名将的抗战印记（上）
2017-09-19 15:18:59  来源：《广东史志》  点击：  复制链接

　　自古以来，位于岭南一隅的广东，避开了中原无数的纷飞战火，因此，出生在这里，能够载入史册的战将自然也就不会太多。然而，进入民国之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孙中山先生从这里走出来，引领出大批辛亥志士，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展开，粤籍名将在民国军事史上更是留下了浓重一笔。当然，最能体现国民党粤籍名将彪炳战绩的当属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

　　战后，盟国和国民政府曾向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将领颁发勋章。据悉，最高等级勋章有三种：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的金叶总统自由勋章、国民政府的首批抗战胜利勋章。能集齐这三枚勋章的将领，全国仅有14位，其中，粤籍将领有3位。另外，抗战时期全国战区一级的司令长官中，粤籍将领就有3位，担任方面军、集团军主官或副主官以上职务的粤籍将领更是达到10多位。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本文选取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中位阶最高(上将)、战功最突出的8位粤籍名将，记述其抗战风采，以表怀念之情。

　　张发奎：主持两广抗战的北伐名将

　　说到张发奎，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的北伐岁月。在粤系将领中，张发奎是资格比较老的一位。他于1896年出生，在北伐前夕也就30来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岁月。此时，国共阵营内诸多日后叱咤风云的将领，都还只是刚刚从黄埔初出茅庐的中下层军官，而他，却早已是与军阀龙济光、陈炯明等人缠斗多年的粤军名将，成为李济深部队中赫赫有名的师长。此后1年多里面，他一路驰骋，率领北伐军从珠江两岸一直打到长江边，在攻陷武汉的战役中更是一战成名，令其属下的第四军成为令敌军闻风丧胆的“铁军”。

　　令人遗憾的是，在北伐之后国民党的“清党”浪潮中，张发奎先是倒向汪精卫，后又与李济深相争，陷入地方派系和蒋介石争斗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最终被削去兵权，落得个弃军出洋的结局。1935年秋归国后，他多次向蒋介石请缨，要求重新领兵抗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更是断然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①这一次，蒋介石终于起用了他。最初，他被授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年11月，又被委任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成为主持两广抗战的统帅级人物。蒋介石让张发奎主持两广地区的抗战，一方面固然是要用其“勇”，借助他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他在两广一带的声誉和影响力，最终靠他来整合这一地区的各派势力，齐心抗日。

　　主持两广抗战以后，张发奎参与调度、指挥了若干发生在粤、桂两省的会战，其中包括两次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一系列抗战相持阶段的重要会战。尤其是在1939年12月第一次粤北会战中，他采取主动出击，制敌于先的手段，调集所部向日军进攻，经过苦战获胜，粉碎了日军进犯粤北的企图，确保了广东临时省会曲江的安全。可惜，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大势之下，像粤北会战这样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战争在相持阶段的态势，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派系争斗即便是在一致对外抗战期间也依然激烈地存在，张发奎根本就无法有效地调度战区内的其他军事力量，这就使得他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着两广抗战的大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抗战时期，张发奎领导下的两广地区，对共产党员的容忍度可以说是国统区里面最大的。张氏曾公开声称，只要是抗日的，不管他什么党，我都欢迎。在他的部队里，有一支“战地服务队”，大批共产党员和左翼青年在里面几乎以半公开的身份活跃着。另外，“皖南事变”发生后，各大战区司令长官纷纷表态支持反共，唯有张发奎沉默以对。正是因为张氏的这种态度，令两广一带的抗战氛围始终保持着激昂的状态，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此也没有像其他区域一样产生大规模的摩擦。

　　薛岳：“天炉战法”熔就“抗日战神”

　　在国民党内，薛岳也是成名较早的将领。北伐以前，他是孙中山警卫团中的营长，在陈炯明反叛孙中山的战斗中誓死保卫孙中山;北伐中，他是率先进入上海的北伐军第一师师长。但是，他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曾亲率8个师对长征的红军穷追不舍，以至于毛泽东都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

　　抗战8年，在正面战场展开的10余次大军团会战中，薛岳参与指挥了其中最重要的七次，一举奠定了他“抗日战神”的称号。有学者甚至说他是“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大，因为，根本没有可靠的数据来支撑它，而且出于宣传的需要，当时包括薛岳自己在内整个国民党军队中都存在着虚报吹牛的水分。但是不管怎么说，薛岳参与指挥正面战场七大会战，确实是实打实的，也是国民党其他将领无法超越的。

　　薛岳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的第一战是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23日，临战请命的薛岳被任命为第19集团军司令，赴上海参战。淞沪会战期间，作为左翼军的第19集团军驻守安亭，薛岳奉命死守，经过力战，硬是以劣势之兵阻住日军优势兵力数个月的狂轰滥炸。淞沪、徐州会战之时，薛岳只是一个集团军司令，无大军团会战的战场决策权，直到先后出任第三战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之后，接连展开的武汉会战和第一、二、三、四次长沙会战，才真正成为他的主战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期间，薛岳在赣北的万家岭地区部署重兵，伏击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创王牌部队——106师团。此战被誉为与平型关、台儿庄战役齐名的抗战初期三大胜仗之一。武汉会战之后，薛岳坐镇长沙，连续组织四次艰苦卓绝的长沙会战，力阻日军西进南下，让整个中国战局得以在湖湘大地相持下来，以宝贵的时间换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四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之间，前三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以惨重代价将日军挡在长沙城下，无法再前进一步，从战术看是平分秋色，但从战略上看却是三次难得的胜仗。据悉，第一次会战前夕，蒋介石是没有把握守住长沙的，他曾在一夜之间九次打电话给薛岳，叫他适时撤退，不要与日军决战。可是，薛岳固守长沙的意志很坚定，不仅放出“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的狠话，还痛斥蒋介石派来劝他后退的陈诚和白崇禧，说他们是懦夫。②最终，蒋介石被他打动，改变决策，令其在长沙与日军大战。旷日持久的四次长沙会战，让薛岳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他采取诱敌深入、瓮中捉鳖的方法，独创“天炉战法”，先是主动后撤，让出空间，然后令后撤之军绕到敌人后面对其有如“天炉”一般地包抄攻击。此外，他下令将原有道路破坏，动员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这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在泥潭之中无法前行，就地补给也跟不上，完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941年底至1942年初第三次会战爆发时，日军刚刚在珍珠港事变重创美军，正不可一世。面对这样的敌人，薛岳发出“必死”的呼声，号召官兵义无反顾地杀敌。此次会战，以日军付出三次长沙会战以来最大的伤亡狼狈退出而告终。此战过后，大大提高全国军民的士气，同时也令中国战场在国际上积弱不堪的观感得以一扫而尽。外报评论，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薛岳亦因此成为外国人心目中的“抗日战神”，将其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并称为远东战场的两只“老虎”，一只是天上的“flyingtiger”，另一只是地上的“runningtiger”。③

　　黄琪翔：“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民主将军

　　在国民党所有粤籍高级将领中，黄琪翔的左翼色彩最为明显。在1920年代末那轮反共高潮中，几乎所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在积极参加屠杀共产党员，唯有他的态度比较纠结。广州起义之后，国民党内部检讨整个事件时，特别对他的“容共”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并声讨他。抗战中，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不仅成为周恩来的密友，而且在皖南事变后敢于不避嫌地到被囚地看望叶挺。解放战争时，他更是以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的身份响应中共的和平号召，直至成为民主党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抗战前夕，作为“第三党”负责人的黄琪翔从海外归国，积极准备抗日。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被国民政府起用，参与淞沪抗战。他先后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总司令的身份领兵，在右翼阻击进攻上海的日军，经过惨烈的奋战，多次打退日军，直至上海沦陷之后才撤出来。之后，他被调到国民党军委会任政治部副部长，负责战时宣传和民众动员工作，直到1939年，才重新带兵，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正是在这里，他参与指挥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枣宜会战。国民政府西迁之后，作为陪都门户的宜昌，战略地位顿时便凸显起来。1940年5月，日军以5个师团的重兵向枣阳、宜昌一带进攻，企图在攻占宜昌的同时，趁机聚歼第五战区的主力。由于时任第22集团军的孙震请假回家，黄琪翔实际上还兼有第22集团军的指挥权。作为正面迎击日军的主力，黄琪翔在枣阳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然而，就在日军杀过来的时候，本应在侧翼协防的汤恩伯却完全不听战区司令李宗仁的调度，擅自不战而退，这使得枣阳完全暴露于敌军面前。即便是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黄琪翔也没有退却。他下令属下的173师力战数倍于己的日军，尽量将日军牵制住，好让主力及时转移，适机再战。在他的激励下，第173师打得异常惨烈，自师长以下几乎全部阵亡。此后20天内，枣阳在几经易手之后被日军占领，随后，襄阳、樊城、宜昌等地相继失守，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牺牲，枣宜会战以国军的失败而告终。枣宜会战失利，参战的国民党军无法精诚团结，各自为战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黄琪翔不禁产生出一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痛感。他感叹道：“若有当年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④枣宜会战之后，黄琪翔所在的第11集团军被取消番号，直到1943年初，他才得以再次领兵，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入缅指挥作战。在远征军中，黄琪翔主要负责后勤，直接参与的战役并不多，其中，最为人所知，便是1944年5月，与卫立煌一起策划的滇西反攻战。这一战，不仅沉重打击了盘踞在滇西边境的日军，而且完全收复了滇西大片国土，粉碎了日军对滇缅公路长达两年的封锁，使得被长期阻隔的驻印远征军与驻缅远征军胜利会师，被誉为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第一战。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发表公开声明：“从此退役，决不参加内战。”从此，他彻底退出军界，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留下民主将军的美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9 15: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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