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知耻而后勇的“逃跑”将军
相比张发奎和薛岳,余汉谋的资历和名望都要浅一些。张发奎以粤军师长身份率军北伐的时候,余汉谋只是区区团长,且只能随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错过了在北伐中锤炼的机会。此后10余年中,他一直呆在广东,依附陈济棠慢慢成长,直到1936年,他凭着在陈济棠反蒋时的临阵倒戈,取代陈氏,成为“广东王”。
余汉谋主持广东军政大局不到2年,全面抗战便爆发。1938年10月,在正面战场一路南下的日军开始从海路进攻广东。10月12日,日军7万陆军配合500艘舰船和100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广东战役由此打响。日军登陆之初,正面迎敌的国军力量很薄弱,期间还夹杂着大量的民间自卫武装,因此,日军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打到了离广州仅几十公里的增城。从17日开始,余汉谋重新部署广州防务,并调来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姿态。可惜的是,这一姿态并未成为决战的现实。余部与日军在广州外围激战了仅仅不到4天,21日凌晨,他就奉命撤退。21日下午,日军的铁甲战队便出现在广州市区,华南第一都会,在短短几天内就落入敌手。对于余汉谋在广州保卫战中的表现,广州百姓是非常不满的,广州失守后,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冇谱。”⑤此次战役失利,或许有总体战局部署的原因,亦或许有实力不济的原因,但作为当时广州的“三巨头”(最高军事主官余汉谋、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却在大敌当前率先后撤,将“敌军如犯华南,我当予以痛击”⑥的誓言抛诸脑后,如此反差,难免也会激起民愤。
广州战役后,余汉谋深以为辱,常常饮酒痛哭,发出“广州在广东军人手上失掉,要由广东军人手上收回”的壮语,希望能一雪前耻。事实证明,余汉谋也配得上“知耻而后勇”这句话。抗战时期,粤战7年,国军一直处于被动,期间,仅有两次战役获得局部性胜利,即两次粤北会战。这两次会战,都与余汉谋相关。1938年12月上旬,日军调来其精锐部队台湾混成旅团,再加上驻广州的两个师团,集结近10万兵力进犯粤北。正面迎敌的,正好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这一次,余汉谋决定殊死一搏.他发电报给蒋介石,声称要牺牲到底。主帅的坚定铸就了铁血的战士。此次会战前后一共打了1个多月,战况异常惨烈,第12集团军的一些主力团,减员近三分之二。最终,日军在付出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后退却,粤北得以保存。1939年5月,日军再次调集重兵进犯粤北,企图全歼第12集团军,进而攻占曲江。在余汉谋的调度下,第12集团军由最初的消极应战转为主动出击,经过20多天激战,再次逼退日军,并毙敌6000余人。两次粤北会战,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中虽算不上令人瞩目的大会战,但却是相持阶段华南战区难得的两次提升士气和稳定局势的胜利。当然,也称得上是“逃跑”将军余汉谋的雪耻之战。
罗卓英:打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术杰作”
罗卓英是粤籍将领里的老牌战将,与张发奎、余汉谋等人不同,他出身、发迹于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国民革命军第18军,从北伐开始,他就跟随蒋介石、陈诚,一直都是蒋系将领中耀眼的明星。因此,在整个抗战中,罗卓英与薛岳一样,也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一系列关键战役,并担任过第16军团司令、第15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等要职。
作为蒋介石倚重的主力部队长官,罗卓英在抗战中可谓身经百战,其中,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术杰作”的上高会战,无疑是他军事生涯的代表作。上高会战打响前,罗卓英正率第19集团军驻扎在鄱阳湖外围的上高地区,在不久前的南昌会战中,他因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生矛盾,导致战场失利,被蒋介石狠批一顿后派到这里“以观后效”。1941年3月15日,盘踞在南昌的日军集结两个师团、一个独立旅团共4万多兵力,在百余架飞机和40多辆战车的掩护下,向上高地区扑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迅速占领位于长沙外围的上高地区,令长沙失去屏障,同时扫荡该地区,掠取战略物质;二是通过消灭第19集团军的有生力量,彻底将其打垮,以解除南昌外围的潜在危险。经过对各类情报的分析,再结合当时国际战局的形势,重庆的统帅部决定就地迎战,打一场对来犯日军的围歼战。蒋介石很快就任命罗卓英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马上部署兵力,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针。面对分三路杀奔而来的敌人。他部署了三道防线,其中,前两道为相持防线,第三道为决战防线,要求各部官兵灵活采用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形式,避其锋芒,有效出击。在战术上,他采用“磁铁战术”,将整个战役分为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和反攻追击三个阶段。⑦事实证明,这一作战方针非常正确。经过一周左右激战,孤军深入的三路日军基本上被部署在各道防线的国军包围。经过一番拉锯战之后,补给供应不上的日军出现疲态,开始向南昌溃退。自3月25日起,会战顺理成章地进入反攻追击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军开始占主动,以优势兵力追击日军,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各个县城,并于4月8、9日前后将日军逼回到3月15日前的位置,龟缩在南昌不敢动弹。整个上高会战,国军实际参战的兵力约7万人左右,日军为4万多,人数上国军占优,但武器装备上日军占优,双方总体实力相当。此一战,打破了抗战以来逢大战国军数量数倍于日军而不胜的怪圈,共歼敌1.5万人(当时公开报道为2.4万),毙伤战马4000余匹,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⑧
1942年4月,踌躇满志的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率领10万远征军入缅,配合在缅甸的英军作战。谁知,入缅之后,英军不战而退,将防务完全抛给远征军,而日军则改变战术,由正面交锋改为迂回包抄,从侧翼切断了远征军的归路。这使得远征军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经过一系列的战场惨败之后,罗卓英不得不下令远征军穿越人迹罕至的野人山,退入印度。在这场艰苦的大撤退中,10万远征军损失一半以上,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戴安澜将军。到印度以后,余部休整为中国驻印度总指挥部,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令人遗憾的是,史、罗两人在治军理念上发生严重分歧,在美国施压下,罗卓英被调回国内,从此失去与日军最后决战的机会。
李汉魂:从北伐“铁军”到抗日“钢军”
出生于1895年的李汉魂在粤系将领中在年龄上算得上是“老大哥”,但其职务却要比他的不少“小兄弟”慢一步。北伐开始时,李汉魂正在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中担任团参谋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攻坚战抗战爆发时,当年龄比他小的张发奎、黄琪翔、薛岳等人已成为战区司令一级的长官时,他才刚刚当上第64军军长。
李汉魂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64军,前身是粤军的两个师,北伐之后,这支部队先后由李济深、陈济棠、余汉谋等人指挥。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整编全国军队,将它交给李汉魂来指挥,隶属于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在李汉魂的带领下,这支粤军很快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历经豫中、武汉、粤北、桂南、桂柳等重大会战,一度被称为“钢军”。在李汉魂的抗战岁月中,最值得一书的,是他在抗战前期所指挥的两次战斗——罗王砦和南浔之战。
罗王砦争夺战于1938年5月下旬打响,是紧跟台儿庄大战之后兰封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兰封会战可以说是徐州大会战的扫尾之战,同时也是武汉大会战的前哨战,成败非常关键。当时,徐州大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意图迅速扩大战果,派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切断陇海线,想从后面包抄参加徐州会战的国军疲惫之师。作为陇海线上的重要据点,罗王砦的争夺成为双方的焦点,甚至关乎整个会战的成败。当李汉魂带着第64军匆匆赶到罗王砦时,它已经被日军攻占,为此,督师郑州的蒋介石直接给他下了拼死夺回来的死命令。为确保完成这个死命令,战区长官薛岳更是要他限时攻下罗王砦,否则军法处置。5月25日拂晓,第64军包围盘踞罗王砦的日军,开始反攻。然而,日军的武器先进,战斗力强,他们拼死抵抗,参与围攻的国军打了整整一天,付出惨重代价,也无法推进。见此情形,李汉魂决定把部队撤下来,先吃顿饱饭,休整再战。此时,几辆火车从徐州呼啸而来,他灵光一闪:可以利用火车,将其作为一个活动的堡垒,杀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挑选出一支敢死队,配以充足的火力,让他们乘火车直插车站,突然发起攻击。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被这支敢死队一冲,顿时乱了阵法,不得不仓促退出车站。经过两天的血战,第64军以死伤4000余人的代价,终于攻下了罗王砦。
1938年6月,日军进攻安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打响。6月15日,李汉魂奉命坐镇九江,参与保卫武汉的大会战。7月下旬,日军攻下九江之后,集结30万大军,配合以数十架飞机和近百艘舰艇,沿江继续西进,企图歼灭武汉以东所有国军,为围攻武汉扫除一切障碍。为此,国军必须固守南浔铁路沿线,以时间换空间,尽量为武汉会战赢取时机,第64军正是正面固守南浔线的主力之一。南浔保卫战打得异常艰苦,持续数月不说,日军还在战斗中大量投入国际上禁止使用的毒气,中国军民伤亡极大。尽管战况惨烈,整体战局亦节节败退,但李汉魂丝毫没有动摇抗战的决心,作为军长,连续三夜不合眼,身患重病也不下火线。南浔一战,这位坚强的统帅领着一群装备落后的“广东健儿”拼死抵抗着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历时4个月有余,可谓艰苦卓绝。李汉魂在华中战场上的卓越表现,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蒋介石邀请他到武汉共进午餐,授予他华胄荣誉奖章一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给他颁发“忠勇无双”锦旗一面。
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撤换守土不力的吴铁城,李汉魂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这位打出声威的抗日名将就此离开疆场,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地方主政生涯。
吴奇伟:拱卫陪都的“抗日铁军之母”
与大多数知名粤系将领一样,吴奇伟同样出身于北伐时期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最初,他是第四军下面一个团的参谋长,因战绩突出,3年便擢升为师长,不久取代了张发奎,被任命为军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受困于围剿红军而不能自拔的吴奇伟和第四军被派往淞沪战场,从此,这员北伐猛将,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再次焕发光彩。
淞沪会战始于1937年8月13日,历时3个多月,中日双方投入百万大军,其中,国民政府
更是集中中央军和全国地方派系的军队,意图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都会打出中华民族的声威,予日军以重挫。淞沪会战打得异常惨烈,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地方军队往往来不及休息便一批一批的冲上战壕,与日军搏命。在各地方部队中,以北伐“铁军”为班底的第四军打得尤为勇猛。第四军是在9月下旬投入左翼集团军作战序列的,他们进入的南翔阵地是淞沪会战中后段最为激烈的一段阵地,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争夺战,就是在这一阵地上发生的。在与日军争夺罗店的过程中,第四军上下一心,在吴奇伟的指挥下,冒着日军的优势炮火,不惜以血肉之躯来阻挡。毕业于黄埔四期的少将旅长宫惠民甚至亲自率领300人的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同日军贴身肉搏。第四军与日军在罗店大战三昼夜,在成功挡住日军立体化狂攻的同时,歼敌过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最高统帅部的通令嘉奖。这支北伐“铁军”由此被人们称赞为抗日“铁军”,吴奇伟亦被人誉为“抗日铁军之母”。从淞沪战场退下来以后,第四军很快便投入到江西战场。在江西战场,吴奇伟与薛岳精诚合作,在鄱阳湖一带抵御日军,两人联手指挥了万家岭战役,成功地将日军阻挡在赣北地区近半年,并重重地杀伤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吴奇伟被委任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驻防于鄂西地区,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力量。鄂西位于长江中游与上游的接口处,顺长江直上,顷刻便可到达重庆,因此,说它是重庆的门户,一点也不为过。吴奇伟到任后,积极整合防务,避敌锋芒,巧妙出击,屡次挫败日军的侵犯之举。在吴奇伟的鄂西战史中,1943年5、6月间参与指挥的石牌保卫战,堪称经典。1943年春夏之际,日军以10万重兵,100余架飞机的架势,沿长江扣关西进,鄂西会战爆发。在鄂西会战中,石牌保卫战是关键,作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屏障,如果它失守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最高统帅部数次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副司令长官吴奇伟来电,要其务必死守。担任防守石牌重任的,正是吴奇伟担任司令的江防军下属诸师。石牌保卫战前后打了近一周,勇敢的江防军将士冒着日军的重炮,在参天古树和悬崖峭壁间与日军激战,誓与要塞共存亡,最终打退日军无数次的冲锋,让石牌成为其无法逾越的鸿沟。石牌保卫战,是抗战中中国军队为数不多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是扭转鄂西会战战局的一把钥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当时国民的士气,而且成功粉碎了日军侵占重庆的企图。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吴奇伟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颇为排斥,很早便开始与中共联系起义事宜。在解放大军进入广东前夕,他策划发动粤东起义,成为国民党粤系实力派中少有的起义将领。
邓龙光:大溃败之中的一抹“亮色”
毕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邓龙光,从1921年代开始,就在粤军中任职,从排长开始干起,经历过东征讨伐陈炯明、南征讨伐邓本殷、驱逐滇桂军等重要战役的洗礼,至1927年底,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升任第83军军长,随即被派往江浙战场,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打响的南京保卫战,可以说是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打得最窝囊的战役之一。这场号称要死守首都的战役,从临战前统帅部的犹豫不决,到开战初的誓死抵抗,再到快结束时的无序撤退,10万国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演绎了一场异常惨烈的人间悲剧。12月12日,原本打算破釜沉舟的主帅唐生智临阵突然下达撤退命令,令正在各条战壕血战的国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一时间,各路部队,各自为战,将不见兵,兵不见将,以至于,突围途中,一片狼藉,大批将士,要么在撤退中丧命,要么被日军俘获惨遭杀害,最后逃出生天者,仅及三成。相比之下,从南京全身而退的3万余人中,由叶肇第66军和邓龙光第83军组成的参战粤军是较为成功杀出来的。当天接到撤退的命令时,这两支部队的长官合计了一下,决定不按唐生智草草下发的撤退计划来行事,他们当机立断,命令两军合成一军,以66军打先锋,83军殿后,从光华门就地冲出重围。与其他挤在一块等待过江的国军不同,这支用粤语高喊着口号的部队,从战壕中横空杀出,令面前的日军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愣住了。就这样,日军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邓龙光和叶肇带领着一群广东子弟兵硬是从被日军围得像铁桶一般的南京城中拼杀了出来。从城里杀出来后,这支广东部队仍不断与南京周边的日军作战,最终,不得不化整为零,继续突围,10余天后,才陆续在安徽宁国一带归队。这段用铁血、胆气和智慧书写的突围历程,可以说南京保卫战中一大最值得书写的亮点之一。
从南京战场退下来后,经过短暂休整,邓龙光率领所部回到广东,参加粤北战役,因为作战有功,升任第35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被派往广西。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在广西一带与日军作战。1939年冬至1940年初,日军为打通中国通往中南半岛的通道,发动桂南战役,中国统帅部组织重兵应对。令人遗憾的是,整个战役的前一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场昆仑关大捷,但是,到后一阶段,日军再次攻陷昆仑关,国民党军队撤出南宁,日军仅伤亡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伤亡2万多人,总体来说,是一场“先赢后输”的败仗。但在这场败仗之中,邓龙光的表现却十分耀眼,他的阵地不仅没失,反而予敌以重创。在事后召开的检讨会上,包括白崇禧、陈诚在内大批国军高级将领被问责,大部分被撤职、降级,而邓龙光则成为被通令嘉奖的代表之一。
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日军发起豫湘桂大会战,这一场会战,对于国民党军队而言,又是一场大溃败。在广西战场,大部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桂林、柳州两个最重要的城市迅速沦陷。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保卫柳州的战役中,于桂平一线抵御日军的邓龙光部拼死抵抗,与日军激战近10天,又一次成为了大溃败中的一抹“亮色”。
注释:
①官建生:《张发奎将军编年表》(上),《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7卷第1期。
②薛维忠:《让日本人吃尽苦头的“中国战神”》,《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
③薛维忠:《让日本人吃尽苦头的“中国战神”》,《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
④柏冬友:《北伐名将抗日功臣——纪念黄琪翔将军诞辰110周年》,《海内与海外》2009年第1期。
⑤金久久:《戎马一生余汉谋》,《羊城晚报》2009年3月29日B03版。
⑥金久久:《戎马一生余汉谋》,《羊城晚报》2009年3月29日B03版。
⑦戴佳臻:《一九四一年的上高会战》,《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⑧郭化光:《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会战——上高会战》,《百年潮》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9 15: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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