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为粤北门户,东北接江西,西北通湖南,位于粤汉铁路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后,韶关临危受命,作为广东战时省会和抗战中心,长达6年之久。
其间,日军试图攻占韶关,打通粤汉铁路,然而在两次粤北会战中均落败。1944年11月,第三次粤北会战爆发。次年1月,日军分南北两路对韶关实施夹击,经过17天激烈战斗,粤北全境最终沦陷。
关帝楼惨案致百多人惨死
8月的午后,暑热炽盛,在韶关市老城区西河桥头东端北侧的江边公园,不少市民纳凉其间。小广场中央一座紫铜雕塑矗立,一群倒下的人中,有人呼号,有人挣扎地伸出手,这是当地人熟知的“关帝楼惨案”纪念雕塑。
抗战期间,日军在韶关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关帝楼惨案”。1941年9月6日,日军战机突然轰炸韶关市区,空袭警报响起,数百名男女老幼仓皇躲入“关帝楼”内避难,而日军发现后,便向该处投下重型炸弹,关帝楼被炸毁,当场造成100多人惨死、数十人受伤。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市民纷纷四处逃散,当地政府机构、学校和社会团体则迁往韶关。从此,韶关作为广东战时省会和抗战中心,长达6年之久。直至1945年,韶关被日军攻占,广东战时省会再次东迁。
作为战时省会的韶关很快成为当地文化中心。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文艺团体,如峰社剧团、广州文艺抗战宣传队、“八一三”歌咏队等也先后转移到韶关,编入国民政府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下辖战时工作队。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岭南大学、仲元中学、广州女子师范等10余所大中学校,也分别迁到韶关复学。
在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镇,至今还保留着粤北会战指挥部旧址。当时,负责指挥粤北战事的是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广州沦陷前的关键时期,守城部队不战而走。后来目睹了日军战机轰炸韶关的惨状后,余汉谋义愤填膺,誓要与日寇血战到底。两次粤北会战均以日军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
当年余汉谋的指挥部旧址,如今将被改造成文化休闲公园。一如帽子峰上的时任广东省省长李汉魂的战地指挥所,现已成为当地群众的健身场所。
激战17天 粤北全境沦陷
“山上邵阳楼,水中通天塔。”这是现今韶关市区的一大盛景,通天塔立于浈江、武江和北江三江汇合处的洲心岛上,邵阳楼位于韶关国家森林公园莲花山的顶峰,不远处便是曲江大桥和火车站。这风景优美之地,曾是韶关城区生死之战的核心阵地。
1945年初,侵华日军出动2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对韶关发起进攻,由此爆发第三次粤北会战。双方经过坪乐战役、清佛战役、韶关保卫战、南始战役4个阶段共17天的激烈战斗,最终粤北全境被日军占领。
其中发生在韶关城区的韶关保卫战是关键之战。当年1月23日晚,日军占领乐昌城,并打通粤汉铁路;同一天开始进攻韶关曲江城区,并于次日清晨占领中国军队守卫的高地。
时任第七战区六十五军副军长的李振在《记韶关战役》中回忆,当时守备部队支持整日,伤亡较多,于是兵分两路撤退,一路经曲江大桥,一路经铁路桥撤回韶关城区内,撤退后就将两桥炸毁。
日军要向韶关市内突击,只得借助三江汇合处的洲心岛,作为进入城区的跳板。而在洲心岛上,中国军队筑有3个混凝土碉堡,正是这最关键据点,致使日军一时无法向前突破。
韶关市文联原副主席彭祖熙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材料,整理了《抗日时期韶关沦陷的经过》一文,详细还原了日军攻克碉堡的情形:“当晚,日军已发现碉堡有很大的视线死角,于是一小队日军趁黑渡水绕到背后,搭人梯攀爬上去并最终攻克碉堡。”
如今,曲江大桥和火车站早已修复,迎来送往、车流不息。莲花山顶的邵阳楼,与洲心岛上修复的通天塔,塔楼遥望,交相辉映,昔日战斗也已镌刻于江渚美景中。
坚持游击战直至抗战胜利
在韶关市浈江区五里亭良村,有一个激励人心的红色圣地,在特殊时期,那里一度是中共广东(粤北)省委机关所在地。如今,在对旧址修缮的基础上,这里新建了中共广东(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迁韶近4年,为全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并把开展统战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中心任务。陈列馆里的一段中共广东省委迁移历史,简单地勾勒出革命先辈在秘密工作状态下的红色足迹:
1938年10月底,中共广东省委迁往韶关西河,不久迁往江西信丰油山,1939年12月又迁回南雄瑶坑村,1940年7月再迁到始兴红围;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撤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此时的粤北省委机关仍驻红围;1941年春至1942年5月,粤北省委又迁回韶关五里亭。70多年后的今天,来五里亭旧址参观的人仍络绎不绝。
韶关市史志办原调研员梁观福介绍,当时各种抗日团体在韶关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和教育工作。其中,主要由要求进步和抗日的青年学生组成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通过贴标语、办墙报、义演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韶关各地民众也纷纷自发组织抗日自卫队。
以曲江抗日自卫队为例,其任务主要是惩治汉奸、打击日寇。当时参加了自卫队的陈乃仁、甘锦轩和何远赤在《曲江联乡抗日自卫委员会斗争事迹的回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45年3月,日军1个中队押着几十个农民从马坝乡去乌石乡,自卫队员早早埋伏在乌石乡的石塘村,日军一出现,立刻乱枪响起。数名日军士兵立刻非死即伤,其余的人掉头就跑,最后被抓的农民全部得到解救。
中共广东(粤北)省委在粤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7月,北江东岸先后有14个乡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总人口20余万人,促进了当地抗日游击战的开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粤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战部队为国为民的使命未尽,他们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直到粤北彻底解放。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也从战时中心韶关更加广泛地辐射向南粤大地。
89岁韶关市民政局离休干部梁怀珠:
14岁那年成了
地下党交通员
梁怀珠,韶关市民政局离休干部,现已89岁。他出生于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一个贫困家庭,14岁在校读书时期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成为一名交通员,期间多次圆满完成送信、送电台等重要任务。虽然没有直面枪林弹雨,却一样经历重重危险。回忆青年时代的惊险岁月,梁怀珠仍有些激动。
南方日报:您还记得日军轰炸家乡时的情形吗?
梁怀珠: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了广东的战时省会,日军对韶关的轰炸也更加频繁。我们翁源也经常有飞机来轰炸,沿路好多百姓的房子都被炸了,当时新江镇很多人都上山躲,大家都非常害怕。一次是传统的圩日,正是赶集热闹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虽然有人敲响警钟,还是有好多人被炸死了。有些群众躲在路边的隧道里,但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正好在隧道口爆炸,很多人被炸死,一些我认识的人就这么没了。
南方日报:您为什么10多岁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
梁怀珠:当时广东省政府搬到了韶关,日本人很想打通韶关到广州的路线。当时,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在广州和韶关之间活动,始兴—翁源—英德是一条很重要的线路,并且这条路线正好经过我老家翁源县新江镇。很多地下党员来到这里后,虽然一开始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但还是很快就和本地人打成一片。
一些地下党的同志乔装成教师到乡下,不但对学生很好,还跟我们称兄道弟。我们当学生的也经常给“老师”带路。
南方日报: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梁怀珠:那时叫交通员,也就是在这条线路上送信,一般是将信件送到翁源和英德交界的地方。要送信去哪里了,就和家人说是跟着“老师”一起出去,但去哪里也不能说得很具体。送信要走很多山路,有些山路上敌人设了关卡,要查路过的人。好在我们在附近村里也有熟人,并且我们是学生,每次熟人都会说,我们是小孩,是来走亲戚的,带着我们过了关,而信就藏在隐秘的地方。我送了好多次,都没有遇到过危险情况。当了几年交通员后,我就加入部队当兵了。
翁源3年前惊现抗日将士墓群,由此揭开一段战史
中国军队激战3天
击毙日寇500多人
神背岭是韶关翁源县内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丘,位于官渡镇的一条乡村公路旁边。一直以来,这里的茅草荆棘漫山遍野,直至2012年清明期间,一场山火突然袭来,灰烬过后大地裸露,1个千余名抗日将士集中埋葬的墓群惊现于世。
绵延1公里有余的山坡,这些无名将士的坟墓排列井然有序,就像将士生前操练时一样整齐划一,坟与坟之间相距1米左右,整个墓群呈巨大的扇形。
官渡历史上并无血战发生,为何竟有千余具将士尸骨静静埋葬在这个普通山丘,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据最初发现者、当地文史作家刘广先的多方考证,这些将士应该是牺牲于第一次粤北会战时,发生在新丰县境内的“蒲昌之战”。
1939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中国军队第63军153师两个团和军部特务连,在新丰回龙镇蒲昌村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出动战机疯狂地向中国军队阵地俯冲扫射,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随后与攻上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
战斗过程非常激烈,153师459旅旅长黄志鸿亲临阵地指挥拼杀,营长孟德佳负伤后仍不下火线,其中一个连队,连长换了6人,直到最后剩下1人,仍在坚守阵地。因中国军队控制了几座山头的制高点,日军尽管组织了多次冲锋,最终仍因伤亡惨重而放弃进攻。战斗至第三天,152师赶来增援,中国军队终于将日军击退。
在这3天的激烈战斗中,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寇500多人,自身也有300多人阵亡,2000多人受伤。牺牲的将士运到蒲昌东面松山(地名)安葬掩埋,在当地建有“6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受伤的官兵经由汽车、马车或担架,被运送到20多公里外的医院救治,其间被运送到此的重伤员,很多因伤势过重及其它不利因素,终医治无效以身殉国。这些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将士,都就近埋葬在医院附近神背岭上的一片山岗中。
中山大学在韶关:
4年培养学子近2万人
70多年前,日寇进逼广东,中山大学曾被迫三度搬迁,其中,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撤至湘粤交界的韶关乐昌市坪石镇。坪石是粤北通往湖南的门户,南北交通的要冲,学校就分散在坪石及周边地区。
在坪石镇三星坪村码头遗址旁边的芭蕉林深处,有一间旧屋,曾是时任中大校长许崇清的办公室,紧邻的则是时任中大教务长兼工学院院长陈宗南的寓所。
“有家室的教师大部分租我们的民宅住,学生们就自己动手用杉树皮做屋顶,用竹片钉起来做墙壁,建起简易宿舍。他们吃饭是煮大锅菜,就着青菜、咸菜、辣椒下饭,很少有肉。”曾见证过中大师生在坪石学习与生活的当地老人朱兰修回忆道。
尽管时局动荡、办学分散,中大仍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朱谦之、人类学家杨成志、经济学家王亚南、医学家梁伯强、农学家丁颖、昆虫学家蒲蛰龙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受聘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于1943年6月底应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邀请,冒着战火前往坪石,为师生讲了一个星期的课。将近10年后,陈寅恪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去世。
战时的校园生活,学者也会苦中作乐,学校举行过马思聪、黄友棣等名家小提琴演奏音乐会。据说,有一次,马思聪夫妇正为坪石群众进行演出,不料他们刚出生的小女儿在后台哭闹不止,当时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正在进行钢琴伴奏,不得不暂停演奏,临时到后台给孩子喂奶。而马思聪就静静地站在台上,所有观众也一同静候,场面感人。
据统计,中大在坪石办学的4年多时间里,累计培养学子近2万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9 15: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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