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东捐款献机运动
2017-09-22 14:19:01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飞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比不上日本空军，因而战争的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八年全面抗战乃至十四年抗战期间，敌机到处肆虐逞凶，频繁轰炸我前方阵地和后方无辜居民。在此情况下，海内外华人纷纷捐款购买飞机献给国家，以期保家卫国，实现“航空救国”之梦。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华侨捐款购买飞机，赞助孙中山革命。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日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国人逐渐认识到空军建设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后，上海人民发起“航空救国”运动，向美国订购18架驱逐机，分别以捐献者名号命名，除团体性上海市号、沪工号、沪商号、沪校号、沪童军号等外，还有以捐款人命名的。全国各地纷纷创建民间航空组织，并发起捐款献机活动。南京政府于1933年5月组织“全国航空建设协会”，经收各地汇缴的飞机捐。群众性捐款献机运动形成全国规模。抗战全面爆发后，各种形式的捐款献机运动几乎从未间断。

　　国人慷慨解囊捐款献机用于抗战，对当时的空防建设有积极作用，也是有历史价值的。在国内各种捐款献机运动中，1932年后上海“航空救国”运动和1936年“献机寿蒋”最受重视。但后者因其法西斯意味而备受责难。

　　抗战前夕的“祝寿献机”运动

　　全国性的“祝寿献机”运动在1936年5月-10月之间进行。但广东因政局原因开展较晚，“广东筹款购机庆祝蒋委员长寿辰”运动，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才落幕。

　　1936年10月，蒋介石50岁寿辰(虚岁)，国民党当局发动“祝寿献机”，捐款购得飞机百余架。但因其法西斯意味，使得此事备受责难。诚然，这次捐款献机确系效仿德国法西斯军人。1936年4月19日柏林，德国总理希特勒47岁寿辰盛典，德国退伍军人联合会将以飞机一队奉献，以留纪念。这是国民党为蒋介石“献机祝寿”的背景之一。据首倡这一行动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在《航空杂志》上撰文：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募款献机有两种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充实国防，二是在拥戴领袖。

　　同年5月6日，国民政府要人发起组成“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何应钦为主席委员，吴铁城、翁文灏、程潜、陈果夫、周至柔、孔祥熙、王晓籁(上海总商会会长)等任常委。6月10日，该会昭告国人：“除献机外，无须致送礼物及开会庆祝，以彰谦德。”7月，该会公布“筹购飞机呈献募款办法”，由各省市分摊募捐数额。至10月份，献机运动进入高潮，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将认捐额陆续汇解南京。10月30日，南京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献机典礼大会，寿星蒋介石“不克莅会”，由何应钦代表受机。参加人数达20万之众，可谓盛况空前。(《庆祝蒋公五秩寿辰献机典礼志盛》，《中央周刊》第439期。)

　　据兼任该会常委的空军司令员周至柔报告，当时完成捐款并举行飞机命名方式的，“有皖、闽、警学会、空军人、晋、绥各一，浙六，沪十，京湘鄂各三，禁烟督察处二，陆海空军人八，交铁各二，苏九，其他捐款尚在收缴待补办命名者，有川、豫、黔、陕、桂、粤、察、热、辽、吉、黑、甘、青(青海)、藏、冀、鲁、青(青岛)等省市”。此外，海外侨胞的捐献200万元，购机28架，直至1938年2月才举行献机仪式(《华侨祝寿机二十八架定十八日补行命名典礼》，《航空杂志》第7卷2期“世界航讯”)。其中，侨领陈嘉庚以“南洋购机寿蒋会”名义募得130余万元，超出原计划的十几倍。其他各省也陆续汇解南京，捐款总数接近千万，捐购飞机数共105架。其中，广东18架，列各省市、部委(或团体)之首。次为上海10架，江苏9架，陆海空军人8架，浙江6架。南京、湖南、湖北、福建，各3架;交通部、铁道部、禁烟督察处各2架;警察同学会、各省童子军、空军人以及山西、宁夏、安徽、河南、绥远等省区，各1架。

　　广东“祝寿献机”运动

　　南京政府发动“祝寿献机”运动的1936年5月初，广州尚存在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分庭抗礼。5月12日，作为“西南”政权精神领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暴病身亡，这为蒋介石决心削平“西南”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西南方面的陈济棠、李宗仁惊慌失措，于6月发动“两广事变”，以“抗日”为口号，要求蒋介石下野。7月，陈济棠兵败下野出洋，广东“还政中央”。8月底，新组建的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四路军总部、绥靖公署决定联合发起为蒋介石“祝寿”为主题的捐款献机活动。9月5日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9月20日，举行“广东各界筹款购机庆祝蒋委员长寿辰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组织章程及筹款办法，并票选理、监事机关。9月28日，筹款会举行首次联席会议，推选常务理事七人，并聘定秘书及各股人员办理会务。

　　整个募捐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广州市筹款。捐款分认捐、乐捐和募捐三种。其中乐捐适用于民众及民众团体，认捐适用于党务人员、公务员、机关官佐党员和学生等。具体办法是：月薪50元以下者自由认捐。50元以上者按比率认捐：51元以上至100元者月捐4/100;101元以上至200元者月捐5/100;以上每百元递增1个百分点，直至601元以上至700元者月捐10/100;均以两个月为期，有兼职薪费者按总额计算。学生按一次过定额认捐，大专以上学生每人1元、中学生4毫、小学生1毫。一面由市商会组织筹款委员会向各商行劝募，一面由筹款会催促各机关团体学校照章认捐，并通过学生组织多种形式的售章和募捐活动，从社会上募集捐款。最终全市共筹得献机捐款共80余万元。

　　第二步是各县市局筹款。省政当局觉得少于苏沪等省市，“未足以表示我粤三千万同胞爱护国家与拥戴领袖之热诚”，决定将筹款范围从省城广州扩大至各县市局则分配定额。10月30日，该会第10次筹款委员会议提出扩大筹款的具体方案，规定各县市局筹款额数。汕头、新会、中山，各10万;南、番、东、顺、台5大县，各5万;其余一等县各1万;二等县3 000元，三等县及梅菉、安化、南山3管理局各1000元。

　　到1936年底，各县市局陆续报解捐款。1937年上半年为“结束时期”，主要是制发收据，催缴认解捐款。最终广东筹得的捐款为粤币135万元，其中广州市(含省及中央驻粤单位)80多万元，各县市局50万元。

　　其实难副的捐献成绩单

　　1937年5月5日，广东各界在天河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本次共命名18架飞机，分别是：粤1“公务员号”、粤2“省银行号”、粤3“四路军号”、粤4“学界号”、粤5“广州商界号”，由相应机关团体所捐购;粤6“汕头号”，为汕头市所捐;粤7“芝庭号”、粤8“宝材号”，系港商霍芝庭(广东赌王)、霍宝材(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父子所捐;粤9“新会号”，为新会县所捐(实际捐款数只及飞机价款之半数);粤10至粤18，均为“民众号”，为各地各界“散户”民众所捐献。

　　另据统计当时购1架飞机需10万元，上海共捐款100万，购得飞机10架;但“广东捐款100万元，20架飞机”。乍看似乎购机价格标准不一致，其实是有一个小插曲。广东历时10月筹得粤币135万元，折算法币90多万元，南京航空委员会核定购机11架。不过，此前广州市民防空委员会购有10架飞机，于1936年秋广东“还政中央”时由南京政府接收。广州方面认为这批飞机“皆我市民众所捐募而得者，自非收回命名，不足以慰民望”。结果南京同意将尚完好的7架计入此次成绩，广东捐购数增为18架。

　　此次国民党当局发动捐献飞机为蒋介石祝寿，这在南京政府长期直接控制省份或许没有问题，但在曾反蒋独立或半独立省份则不然。例如，广东“祝寿捐机”过程中，就有“二三大县县长罔识大体自恃其力雄势足，对于筹款进行置诸不闻不问”。

　　日军突袭激起广东人“航空救国”热情

　　“七七事变”后，中日交战地区主要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但自8月起，日军即开始对广东进行空袭，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威胁;市内民众纷纷返乡，全省实行防空管制。日军空袭的现实威胁和我空军抗敌的勇气，激起了广东人民航空救国的热情，为新一轮捐款献机运动作了很好的动员。

　　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广东当局为加强空防建设，召集各界团体代表200余人，在亚洲酒店举行筹款购机联席会议。该会的宣传大纲强调：我们到了牺牲最后的关头，应筹款购机，抵抗倭寇之暴行;在立体战争下，筹款购机的必要;中华民族复兴，与购机抗敌的关系等等。这既讲明了大道理，又指出“立体战争”下彼此命运相关的联系。

　　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款委员会”，公推常务委员21人，包括粤籍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王宠惠、唐绍仪，以及主政广东的余汉谋、吴铁城、胡继贤等人，梅光培兼任总干事，李大超、黄范一兼任副干事。会址暂设广州长堤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并在香港和广州湾(今湛江)分设办事处。据章程规定，募捐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购置最新式之飞机，配备各种器材及零件。募捐期以三个月为限，但必要时得延长。所捐飞机“呈请中央悉数永驻本省备抗敌防空之用”。

　　至于具体募捐办法，该会所订“募捐简章”规定，募捐先向本省各县市民众及海内外各埠侨胞募集，为劝募、征募、筹募三种，而以劝募为主要形式。劝募复分6项：1.委员募捐，每委员最低募集或自己捐款3000元;2.殷富特别捐，由该会或军政长官专函劝募;3.团体募捐，对象为各公会及乡族、会社等团体之“积有公金资产尝款者”;4.个人募捐，拟分队募集，广州市设15个劝募大队、香港10大队、澳门4大队，下设中队;5.各县市捐，广州市由市商会负责，其余由县市长负责，党部和商会协助;6.华侨募捐，函请各埠中华会馆或公所暨各埠领事、党部等及各该埠侨胞中之声望素孚者负责。

　　到1939年7月募捐活动结束，共募得国币447万元，其中国内2851811.98元。主要有6项：1.县市共募得17万;2.团体募捐15万元;3.各队劝募9056元;4.银行代募3877元;4.禁烟附加捐167万;5.两广盐务管理局拨助83万;6.个人捐款4845元。国外募得国币1618899.84元。募得外币如下：港币198342.26(其中国内8970.69元);美金577178.37元，以及2034英镑，30000法郎。若将外币全部折算为国币，按1937年11月汇率为约650万元，按结束时的1939年7月汇率则高达1004万元。两相比较，前者低估外币购买力;后者拖太久，有的外币已花费无从升值。似应以中间点1938年9月亦即广州沦陷之前月为准，则共计为国币829万元。正如发起者所说的那样，“与初拟筹募国币一千万元之数相差不远”。

　　所得款项全部用于防空建设，支出项目为：1.中央航空委代购飞机15架，定金国币200万元;2.购4公分高射炮6门坦克6辆及弹价款，国币1004800元;3.购4吨半载重汽车8辆，港币31600元;4.购七九高射炮500挺，美金142800元;5.购4公分高射炮6门之价款尾数，国币33万元;6.购4公分高射炮6门之价款尾数，美金93686.96元;7.添购高射炮弹药费，国币483077.05元。此外还移交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款项10余批次，至少国币33万、港币5万、美金34万。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2 14: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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