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
2017-10-11 09:49:50  来源：埃索罗斯帝国吧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发动广州作战，目的之一即为配合对华中武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首尾难顾，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广州沦陷，华中已是几面受敌。

　　广州沦陷谁之责

　　这次日军轻而易举攻陷广州，损失甚微。其作战兵力约7万人，共战死173名，伤493名。投入战马两万七千匹，报废和死亡1069匹。广东部队与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部队比较，一般来说装备较好，有相当数量的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配合，轻武器中连发武器较充足。但战前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被抽调北上参加武汉会战，这时留驻广东的部队约为6万人。在日军进攻面前，未能有效发挥，反而损失惨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此役共缴获中国军队步枪2371支，轻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战车及轻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俘虏1340名。

　　这次战役造成中方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军队相对于日军来说，武器装备太差，战斗技术不足等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敌情判断失误，认为日军在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所以抽调了大批精锐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共计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约占广东总兵力的一半，这严重削弱了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广东当局实际控制兵力仅为6万人左右。日军进攻开始后，蒋介石又没有派出一架飞机支援华南战场，所以制空权完全操纵在日军手里。第二，战前广东军政当局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前沿阵地的官兵根本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有的甚至还在广州、香港等地玩乐，以至于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被动挨打。第三，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指挥不灵，措置不当，各部之间不是密切协同，相互支援，而是互不配合，联络失灵，许多部队在战场上都是孤军奋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第四，间谍、汉奸活动造成极大危害。除上述事例外，驻防淡水一带的国民党部队走私严重，“他们经常派大卡车多部偷运赣南的钨矿出口赴港;同时又在香港购办大批洋货运入内地倾销……而日军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有计划地派便衣特务一批又一批搭乘他们的走私卡车混进淡水墟，预先控制淡水一带的市镇乡村，并在登陆前截断各县的电话线，破坏我通讯设备，接应敌人大部队登陆。因此，日军登陆后消息隔绝”。

　　日军侵占广州后，即迅速加强对广州的控制，利用汉奸重建广州统治秩序，以便其殖民统治和掠夺，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

　　广州在短短十天即告失守的消息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谓“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粤省百姓对广东军政要员的表现尤为不满，“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冇甫”的讽刺民谣不胫而走。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当时电报的措辞应该严厉得多。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乘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故此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趁火打劫之象”。

　　不久，蒋介石对此次作战不力的将领进行处分，余汉谋革职留任，莫希德押重庆交军事法庭审判，第186师师长李振、第154师师长梁世骥各记过一次;广东宪兵司令李江未见日军先行撤退，又复畏罪潜逃，通缉归案究办;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工兵指挥郭汝津通缉归案究办。

　　日伪在广州烧杀掳掠

　　日军攻占广州后，军事上一方面在广州外围的顺德、黄埔、增城、佛山、三水及西江、北江、东江沿岸各要点设置重兵，构筑工事，加强守卫;另一方面又北犯从化、花县，并集中力量企图消灭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抗日武装，巩固其对广州的占领。在政治上，日军则积极扶植汉奸，组织傀儡政权，以便其对广东人民进行统治，实行所谓“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政策。

　　10月21日下午，日军占领广州。从22日下午始，日军伙同汉奸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劫掠，所有大商店门窗悉被击破，大批商品被掠走。23日始，广州市内浪人、汉奸四处纵火，“每小时均有新火头发生”。东堤一带，火势蔓延数英里，大批歹徒乘乱抢劫先施公司。沙面附近、黄沙等处火势甚烈，西关一带火势延及十七甫及十八甫之东段，大火一直燃烧了四五天。城西之繁华区域，几有一半被焚，70%的商店被烧掉，黄沙一带被烧成一片焦土，东堤也成一片废虚。全市最少有数十条街道被焚毁。广州市繁华的商业区顿成一片瓦砾场。全城店户悉被抢掠，抢劫者初为汉奸，其后则为日人。源昌街、兴隆街、德兴街、靖远街、同兴街、十三行及杉木栏东段与西堤遭同一命运，残垣断壁，比比皆是。东山一带，日军在各民房内大肆抢劫食品、家具及被褥。在中小商店被抢掠的同时，日军强行占领了中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百货公司、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爱群酒店、新华戏院、半瓯茶室、甘泉茶室、兰溪茶室等大商号。广州市内劫后所余的新式省营、民营工厂也难逃劫运，几乎全部为日军占据或劫迁。繁华的广州形同一座死城。

　　为了对付广州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日军一到晚7时就宣布戒严，严禁市民通行，并经常在市内突击搜查，稍有可疑者即被日军逮捕杀害。在黄埔港附近，日军设立了宪兵大本营，每日均有大批同胞被日军押解至此审讯，酷刑拷打之声及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之后日军便将人运至黄埔牛山脚下枪杀，将尸体扔进废旧的炮坑。仅此处被残害者达万人以上，日积月累，尸骨满坑，臭气熏天，被附近人民称为“万人坑”。在黄埔大沙路口的一棵百年榕树下及其他地方，日军吊打残杀过无数群众，并将死者尸体悬树示众，以至于人们经过此地时都心惊胆战，不敢驻足。日军在向城北进犯时，沿途捉住南村、园下村村民15人，全部捆绑拉往水塘边枪杀;后又抓住其他村民20多人，在被迫为日军拉回大炮后，日军竟残忍地用长剑斩断头颅，人头滚地，鲜血喷射，惨不忍睹。在广州东郊，日军采用斩头、打活靶、活埋、电击、集体枪杀等手段，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一次日军抓住30多名村民，强迫他们排成一排，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两只手掌，再把铁丝绑在村旁两棵树上，然后开枪逐一杀害。日军为恐吓村民，还逼迫其余村民前往观看。

　　日军所到之处，兽性大发，奸淫抢劫，无恶不作，甚至肆意拘捕良家妇女充当军妓，不从者即予杀害。日军军纪败坏，无论白天夜晚，随时都会闯入民房抢掠财物、强奸妇女。1938年11月8日，日军出动数百人对增城西洲村进行骚扰，见人就刺，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捉到妇女就强奸，共强奸妇女20多名，上至老妇，下至10余岁的女童都未能幸免。1939年11月17日，广州日军拘捕良家妇女2000余人，关押在黄德光医院编为“姑娘慰问团”，分送前线充当军妓，拒绝者多被残杀。日军在广花公路各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任意杀戮群众，侮辱妇女。1942年春某日，日军凌辱3名青年村妇，脱光她们的衣服，其中一妇女反抗，被当场以刺刀刺破腹部杀害。在花县农村，日军勾结汉奸，经常强迫或诱骗农妇到日军营中当军妓。

　　1939年，日军在广州组建了细菌战机构：波字第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为佐藤俊二军医大佐，配属有1200余名专业人员。大本营设于广州百子路(现中山二路)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本部下设总务课以及细菌研究、给水研究、传染病治疗研究、鼠疫研究和病体解剖、器材供应5个课及疟疾研究室、细菌培养室等。该部除担负侵粤日军防疫给水保障任务外，主要是从事细菌和各种传染病的研究及实施细菌战。在部队长佐藤俊二指挥下，采取在食物中散播疫菌、人体注射和带菌蚊虫、跳蚤、老鼠传播等手段，秘密杀害中国军民，并留下严重的疫情后果。

　　铁蹄之下的黑暗统治

　　驻粤日军为加紧对广东的控制和搜集情报，在广州建立了多个情报机关，实行军事占领和特务统治相结合。与日伪军一起，在广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警宪特统治网，肆意对广东人民进行蹂躏。

　　日本在广东进行了疯狂的贩毒活动。广州被占以后，在日本人的鼓励和汉奸的利诱下，鸦片烟馆和赌馆在市内林立，甚至街道上的走廊、人行道都可随意设立海洛因摊、红丸摊、牌九色仔赌摊，吸引路人前来吸、赌。初时毒品价格低贱，鸦片1角多1钱，红丸1角可购二三十粒，以引诱一般无知的市民上当，受毒瘾的控制。鸦片烟馆也成为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的经济来源之一。

　　日军在占领区还肆意搜刮资财。截断侨汇、发行军票、盘剥工农、摧残实业，造成占领区各地工厂倒闭、田园荒芜、商业凋零、饿殍遍地。日军为了榨取商业财富，胁迫兴办由华人出资、日本人入空股的合作社，从而瓜分利润、操纵物价，日货充斥广州市场。在日军铁蹄之下，占领区人口日益减少。广州战前约170万人，到1943年8月，只剩三四十万人，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日军占领广州后，又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之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吕春荣分任正副会长，作为广东占领区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关于该维持会的成立，有学者认为，由于日军对广东的长期轰炸等原因，“故广东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极恶毒式的贩毒活动，敌忾之心最深，而痛恨日本人的情怀似乎较之福建人远为强烈。”“一般在日军占领后的中国城市经常所迅速成立起来的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在广州则在拖延了50天之久之后的1938年12月10日，才由无多大社会地位的彭东原与吕春荣组织起来。”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州光复，张发奎将军主持广州地区受降后，这些汉奸才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1 0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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