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救亡呼声社
2018-03-04 14:18:14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作者：黄建新  点击：  复制链接

　　救亡呼声社是抗战初期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有力支持、促进下，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面组织的。它是打破重重阻力冲出来的广东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统一战线群众救亡团体。

　　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广东党组织从1937年初起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向发动建立广泛性的群众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逐步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至“七·七”事变前夕，党在广州建立的秘密组织有学联(筹备会)、救亡先锋队、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小组等。受我党影响的半公开文化团体有救亡歌咏团、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蓝白剧社和各种读书会、研究会等。但这些组织仍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规模动员和领导各界人民参加抗战的要求，因此，“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争取建立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救亡运动新高潮。

　　由于中共在青年和文化界中有相当的基础，对国民党上层逐步采取争取政策，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谌小岑为了寻借进步力量，也把目光转向青年和文化界。谌小岑，湖南安化硒州人，早年曾参加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痛感民族危亡，主张联共抗日，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兼民运科长。他公开赞成统一战线，力主开放民众运动、联合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一致抗日，希望在广东执政期间有所作为。“七·七”事变爆发，谌小岑感到时机到了，即布置下属工作人员瞿缓如、邓明达、卓炯(邓、卓两人政治倾向进步，不久均加入中共)等酝酿筹组“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以下简称“同志会”)，作为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和掌握青年和文化界的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邓、卓两人分头联系发动青年群众参加。

　　邓明达找到了好友李易扬(李克筠)、陈嘉、李健行(杜襟南)。李等三人是中共领导的秘密团体“民先小组”成员，他们向领导人吴华(吴济生，中共北方局领导的“民先”总队部派驻广东的代表，后任中共广东省委青委负责人)汇报。吴华得知情况后，决定给予支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省党部的关系，在广东建立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于是，李等三人帮助邓明达进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筹划工作。同时，邓明达也在广州市小学师资训练班中动员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同志会”。

　　卓炯在“同志会”召开发起人大会的前一天找到了中共党员虞焕章(杨康华)，要求乘机发动青年参加。虞立即一面发动文化界的青年参加，一面通知我党秘密“学筹”的同志，连夜发动“学筹”骨干，争取参加到“同志会”中去。

　　1937年7月14日，“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发起人大会在广州市西湖路“斡庐”举行，以我党秘密“学筹”为主的100多青年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电呈国民党中央党部、政府和勉励二十九军将士坚决抗战的提案，宣告成立“广东青年救亡同志筹备会”，推举了十多位筹备员(其中共产党员占多数)。会后，按计划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

　　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的出现，像一块大石头投入死水潭，引起了各方面巨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反对。首先广东地方实力派某些权力人物从防止中央势力扩展出发，以统一领导、不能另起炉灶为由向谌小岑施加压力;市党部、市社会局顽固势力也以团体复杂、有共党嫌疑、“非法”等罪名加以反对。这样，“筹备会”成立短短一个星期后就不得不宣告流产。

　　当“筹备会”宣布解散时，青年们群情激昂，坚决不愿散伙，谌小岑在他们的鼓舞下，宣布筹办一个刊物，取名“救亡呼声”，以谌小岑、瞿缓如(均国民党员)，黄泽成、容惠兰(均共产党员)，邓明达、卓炯(均不久加入中共)，何希齐(进步青年)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同时，又成立一个“青年救亡工作者座谈会”(简称“座谈会”)，以维系这批进步青年。

　　中共积极支持和参加“座谈会”的活动，组织青年对时局进行座谈讨论，积极筹备出版《救亡呼声》旬刊。吴华等同志通过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强对谌小岑的统战工作，特别是通过邓明达向谌小岑转达中共的意见，谌小岑急于聚拢抗日青年，对这些意见也多接受。

　　接着，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全国大规模抗战局面形成，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参加“座谈会”的青年们再不能忍耐只是座谈下去了。于是，我党参加“座谈会”的党员立即向“座谈会”提议，要以《救亡呼声》旬刊的名称，建立“救亡呼声社”，以文化团体的姿态公开冲出社会。由于有了中共在“同志会”到“座谈会”近一个月的工作基础，条件已臻成熟。1937年8月14日，救亡呼声社宣告诞生。成立大会通过了救亡呼声社的组织章程，选举谌小岑为社长，邹优瑞(邹仑，中共党员)为总务部负责人，黄泽成为研究部负责人(管组织)，邓明达为出版部负责人。《救亡呼声》旬刊也于8月21日起创刊发行。

　　救亡呼声社很快聚集了大批进步、爱国的青年，三四星期后，社员从最初50余人速增为200人，到11月发展到三四百人。并先后在官山(南海县)、佛山镇、东莞县等地设立了分社。

　　救亡呼声社的政治成分包括有中共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社会成分主要是文化界的青年，回国留日学生，平、津来粤学生以及一部分工人、农民、妇女群众和政府职员，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团体性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一批干部如吴华、黄泽成、邹和邓明达、卓炯等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骨干。救亡呼声社的总务、研究、出版三个部和《救亡呼声》旬刊编辑委员会也基本为中共党员所掌握。因此，中共在该社中起了领导作用。

　　救亡呼声社对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和作用。它开创了群众组建公开合法抗日团体的成功范例。救亡呼声社的建立虽然与省党部的“官方”支持分不开，但它实质上是经中共的发动和斗争而建立起来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这对全面掀起的广州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

　　《救亡呼声》旬刊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共发行20多期，以思想激进、态度鲜明、内容充实、文字生动而深受国内和海外群众的欢迎。平均期发行量1500份，最高期达2.4万份，对当时的舆论起了很重要的发动、指导作用。它对运动的舆论发动和指导包括下列几个主要方面：1.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当局结束反共政策，团结对外。提出全国不论信仰、不分阶级，“各党各阶层共同联合起来以打击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2.主张开放民主政治。抨击当局压制民众运动，不给人民民主权利的所为。宣传民主与抗战的关系，认为“民主政治是保障抗日胜利最好的条件”，而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是必须立即“开放并保障一切抗战救亡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必须让“工农群众能自动的组织起来”，“在民众团体中实行真正的民权”。3.指导民众运动。号召“运动方面以青年运动作主体而旁及广泛的民众运动之开展”。主张：第一，以青年文化人教育、唤起和推动工农大众实施抗战;第二，让工农大众自由组织起来，保障其生活及对现状不满的批评和行动的权力;第三，建立各部门统一的救亡组织，促进全市全省救亡运动的统一。救亡呼声社还发动广大青年对如何开展运动进行讨论，制定并公布了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公务员的救亡工作纲领和计划，陆续发表大批关于青年运动、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指导性文章和实际运动报道，指导整个广东地区的群众救亡运动。4.批判汉奸理论。对长期准备论、局部抗战论、日本军阀财阀绝对对立论、一面防赤论等谬论进行了批判。5.宣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七·七”抗战刚一爆发，救亡呼声社(“座谈会”)就以铁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驳斥顽固派反苏的“赤色帝国主义”的谬论，正确地指出：“第一，根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利益一致，根基于日本侵华侵苏的客观事实，日本是中苏的共同敌人，我们必须与苏联取得密切的联系，缔结中苏互助协定。第二，基于和平的要求，即反法西斯的要求，基于英美在华利益与日本的冲突，我们必须建立争取与英美的友好合作。”不久，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定，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见的正确性。

　　救亡呼声社推动了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救呼社成立时，当局刚好组织了一个领导民运的官方机构“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由于谌小岑任该会组织部长的关系，救呼社200多社员几乎全参加到该会组织部，在各工作团、各分区指导部开展工作，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其中有七个区为共产党员所掌握(任分区负责人或分团团长)。全体社员按所担负工作部门的性质分编成小组，分别制定开展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全面开展救亡工作。

　　1937年11月，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改组，区指导部和工作团的工作大部停顿，于是建立各部门统一的救亡团体成了形势的迫切要求。1937年11月30日，救亡呼声社举行了第二次社员大会，通过了广东青年救亡工作者行动纲领以及工人、农民、妇女、公务员的工作纲领及计划，要集中发起和推动各部门统一的救亡团体的建立。当时，首先推动了广东文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组织——“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建立。救亡呼声社本部和各组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络全市各文化团体、人士建立文化界的统一组织。经与各有关方面协商后，召开了100多人参加的广东文化人座谈会，一致通过组织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推举了包括谌小岑、钟天心、邓明达、虞焕章、龙世雄、古子坚、蒲风、欧阳山等在内的15人筹备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和上层蹉商，于1937年12月4日召开2000多人的空前盛会，宣告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的成立。一批救呼社的共产党员成为文救会的重要负责人，如吴华(组织部)、虞焕章(宣传部)、邓明达(总务部)等等。其次，推动青年学生界的大联合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建立。为了掀起广州青年运动高潮，中共以救亡呼声社、平津同学会、中山大学三团体为基础，联合广州市“学抗会”等八个团体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这个大会是中共领导广东青运从秘密、分散走向公开、统一的转折点。大会产生了“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筹备会”，经过救亡呼声社和各团体的努力，“广州学联”终于在1937年除夕宣告成立。

　　在筹组“学联”的同时，中共广东党组织决定筹组我党直接掌握的青年团体“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由于中共青年工作的骨干大部分集中在救亡呼声社，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又对建立抗先表示支持，故筹组抗先以救呼社为主要发起团体。于是中共通过救亡呼声社社务会议作出决定，派代表与市学抗会、青年群社等团体接洽，座谈筹组“抗先”。为了争取最顽固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支持，中共决定让市学抗会(是市党部组织的)作为八个团体组成的筹备会的牵头单位，而实际筹备工作如宣言、组织大纲等则主要由救亡呼声社的骨干吴华、李易扬、黄泽成、邓明达、唐健等具体执行。经过各方面努力，1938年1月1日，由广州学抗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会、中大抗先、中大附中抗先、青年抗日先锋团八个团体发起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抗先是中共直接领导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广州地区甚至广东地区起最重要影响的救亡团体。中共在救亡呼声社中的一批干部，如吴华、黄泽成、邓明达、唐健、陈恩等，是抗先的核心领导成员。抗先的活动经费相当一部分也由救亡呼声社的经费中转来。

　　此外，妇运方面，救亡呼声社以其妇女组领导人李峙山、陈明淑、伍坤顺(中共党员)为基础，于1938年2月初建立了“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有1000多会员，是广州地区妇运主要团体之一。工运方面，救亡呼声社参加了机器工会、榨油业工会、草席业工会、沽票员工会的工作。农运方面，在市郊土华乡推动乡民组织抗日自卫团，并开办识字班和歌咏班。外县工作方面，东莞分社发展到120多人，会员参加自卫队训练，组织民校、歌咏团，积极开展救亡运动;佛山分社发展到农、工、商、学各界，主持了佛山工人抗敌联合会;南海县官山分社则主持了御侮救亡会特种宣传团的工作，成为官山救亡运动中心。

　　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全省救亡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救亡组织建立后，救亡呼声社在运动中的作用，便逐渐让位于上述组织。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救亡呼声社遂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4 14: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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