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施公司的抗战救亡实践社
2018-03-04 15:11:19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作者：肖泛波  点击：  复制链接

　　先施有限公司是1911年由澳大利亚归国华侨集资兴办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位于广州长堤，经营中外百货商品，附设有东亚大酒店、汽水制造厂、化妆品制造厂、人寿保险公司和水火保险公司等，有职工1000多人，是当时广州最大的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广州人民群众抗日救亡及抵制日货情绪异常高涨，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工彭陈杰，订阅了进步刊物《生活周刊》，从中吸取营养，认识拯救国家危亡的道理。接着他又组织职工肖响三(即作者肖泛波)、唐兆棠订阅《生活周刊》和《世界知识》，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书籍。1934年间，由彭陈杰、肖响三、陈宝衡、黄伟森等组织了一个有恒读书学习社，该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和讨论，正确认识国内和国际形势，使大家关心时局。由于该社经常在生活书店订阅书刊，与该店有了一定的联系。1935年间，社内的成员忽然收到从巴黎寄来的秘密刊物《巴黎救国时报》，有好几期，内容是宣传抗日、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主张和报导苏区的红军生活，还夹有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其中印象最深最受欢迎的两本小册子：一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关于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一是王明(陈绍禹)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与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有恒读书学习社得此读物，大家喜出望外，在当时一切书报刊物都受到严格检查的情况下，这对于渴望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是极大的鼓舞。

　　1936年西安事变使先施公司的职工受到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思想逐步提高，有些职工思想已倾向于延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开展，广州市的抗日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先施公司及所属部门的职工，包括高级职员，绝大多数赞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这样有利形势下，有恒读书学习社的肖响三、彭陈杰等人不失时机，积极活动，首先得到西柜部部长罗仕的支持和曾参加过中山县革命活动的总货仓部职工黎仲贤的暗中协助，一个坚持抗日的救国组织——“抗战救亡实践社”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没有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对外是半公开的，但在公司系统中则公开活动。该社的宗旨是，拥护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坚持抗日到底。凡对抗战愿意作贡献的都可以参加为社员。初时，参加的都是积极活动的青年职工，现在记忆到的有彭陈杰、肖响三、温镇坚、马文羲、梁达明、王伟仪、周保罗、关应滔、何志云、谭鹤阳、周赐近、罗富等20多人。有些职工，不愿公开活动，但能暗中支持我们。

　　抗战救亡实践社的抗战救亡活动，回忆起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件事情：

　　一 组织学习，出版刊物，宣传抗战必胜

　　抗战救亡实践社的社员，都是青年职工，本着爱国热情，寻找抗日救国的途径，每感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高，强烈要求学习。他们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学习内容，一是阅读报纸和杂志，如《救亡日报》、《群声日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二是柳湜的《街头哲学讲话》和平心的《社会科学讲座》，少数社员还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其中学习章乃器的《抗战必胜论》，收获很好，从理论上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为以后与“抗战必败论”者作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样的学习坚持到日军占领广州才停止。

　　社员们分别在公司的各个部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内容主要是选择报纸中歼灭日军的胜利的电讯，互相传阅，并作解释。我们考虑光是口头宣传还份量不够，于是决定出版刊物。在困难的条件下，大家写文章，自己编辑，编成一本刊物，叫做《抗战》。因为没有印刷工具，只好大家轮流用手抄，抄的字体不整齐，内容不很充实，但封面十分美观，因为得到公司美术广告部主任李树芬的支持，亲自替这个刊物描绘一幅有抗战意义的彩色封面，使之生色不少。由于《抗战》是大家发表意见的地方，都想一看为快。这样，就能团结大家，统一意志。

　　坚持抗战还是投降妥协，在先施公司及所属各部门一直存在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主张抗战救国的人是绝大多数，占优势，主张投降妥协的人数很少，却是上层人物，能量很大，不可忽视。以批发部姓刘的部长最为悲观，他利用批发部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经理处的丁处长经常来采购的关系，把一些军官不战而逃的失败情况，加以渲染，提供不少抗日必败的所谓“事实”，用以说明敌强我弱，不能抵抗，以及散播唯武器论等失败主义谬论。抗战救亡实践社则宣传：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坚持抗战到底，就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并指出“必败论”、“亡国论”是适应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对日妥协投降的论点。并针对这种情况，抗战救亡实践社首先在社员中，抓紧组织学习，如学习《救亡日报》、《群众》杂志等的有关文章，组织讨论，因而取得了驳斥对方谬论的必要思想武器。接着，抓紧作调查研究，把对方散播的“战况”消息，特别是那个丁处长散播的所谓“权威”消息，经过调查，加以揭露和分析。指出：长期抗战，坚持抗战到底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一城一地的得失，不能动摇我们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二 动员职工参加全市抗日壮丁队训练

　　1938年间，广州市国民党当局成立抗日壮丁队。壮丁是从商店、工厂抽调青年职工，不脱产分区集中训练的，主要是军事训练，使之掌握军事知识。当时，抗战救亡实践社认为既是抗日救国，应该动员自己的社员和青年职工参加，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为他日进行武装斗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副社长彭陈杰首先报名参加，推动了职工陈宝行、李广达、丁培、甘发等也相继参加。第一期训练毕业之后还搞第二期，同样也推动一些职工参加，接受训练。在第一期毕业之后，当局又在全市搞了个在营模范团，把第一期受训的优秀青年吸收到在营模范团，再加训练。再训练的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并重，军事则着重野外活动和实弹射击。彭陈杰被认为是优秀壮丁队员，也被吸收到模范团。后来，彭陈杰发觉这个在营模范团是企图变为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即反共武装)。看穿了这个阴谋，彭即回社作了汇报，经过商量对策，决定我们的青年职工不再参加他们的组织。彭采取逐步退出的办法，当时他有脚气病，走动不便，不能出操，便借以向“值星官”请求准予外出就医就离营了。但不敢回企业，而是回乡暂避，待三个月结业后才返广州。就这样，彭陈杰离开了模范团。

　　针对在营模范团的训练阴谋，我们针锋相对，把青年职工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借口训练名额不多，光是先施百货公司已有几百职工，每期训练一二人不能适应那时抗日救国的要求，便向壮丁队建议，要求他们派教官来公司替我们训练，一切费用由公司负担。同时，我们又推动了公司副经理罗大尧与大新公司合作，组成一个抗日壮丁特别中队，结果全市两间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和大新公司的职工都踊跃报名参加。抗战救亡实践社除彭陈杰外，所有社员都参加了。经过两大公司的经理们的协商决定，各抽调该公司的青年职工约100人，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部设在先施公司天台游乐场内，训练的内容完全是军事课程，每天上午训练两个小时。由于经费是由两大公司负担的，比较充裕，每人一套服装，另发运动鞋一双，整齐划一，在出操跑步时特别令人注目，这在全市壮丁队中是没有的。

　　随着这个特别中队的建立，为抗战救亡实践社与大新公司职工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这个中队成立不到半年，广州就沦陷了，壮丁队随之解散。

　　三 全公司动员献金支持抗战

　　1938年8月13日，当局在中共广东省委支持和推动下，在全市开展“八·一三”献金运动。献金是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广州市各交通要道搭起了抗日献金台，要求各界人士捐输救国。抗战救亡实践社积极响应。当时，两大公司的抗日壮丁特别中队成立不久，在抗战救亡实践社全体社员的带头解囊和发动下，这个中队的队员纷纷捐献。接着，那些主张抗战救国的职工，也纷纷解囊，在公司范围内的一股献金热潮掀起来了。副经理罗大尧在我们和部长们的推动下，也起来响应，一方面以企业名义献了一笔巨款，另方面又以个人名义认捐。而那些散播抗战必败论者，迫于形势也不得不献一点点，凑凑热闹。献金集中起来后，经理们主张委派一人作代表，送到献金台去，部长们基本上同意这样的做法，但大多数职工认为应该在全市扩大影响，要通过这一实际活动，作进一步的抗战救国宣传，反对静悄悄地一个人送去。抗战救亡实践社抓住这个时机，提出请经理领队，集体列队送款到献金台，副经理罗大尧同意了。第二天早上集合排成队伍，由罗大尧带队，举着一条“先施公司全体职工献金队”的横幅，浩浩荡荡，让特别中队的先施公司壮丁队排在前头，他们服装一律，队伍整齐划一，从长堤行到西濠口献金台。沿路行人围观，影响很好，当时出现这样一支店员职工的队伍，是十分少见的。特别在举行献金仪式的时候，观看的群众很多，真是水泄不通。有些群众自发地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口号。当队伍离开献金台的时候，群众热烈鼓掌，热情地欢送。

　　四 参加保卫广州火炬大游行

　　1938年10月，日军在我省大亚湾登陆，矛头直指广州。当时广州许多机关团体提出保卫大广州的口号，10月16日晚全市举行火炬示威大游行。受训的抗日壮丁队都去参加。我们抗战救亡实践社对于此举，认为保卫广州，应该拥护，于是鼓励抗日壮丁特别中队全体队员积极参加，帮助他们做小旗帜，写抗日救国标语。游行队伍在河南内港集合，先召开游行示威大会，然后高举火炬，举行游行示威。在宋庆龄带领下，队伍通过海珠桥向河北长堤进发，沿途高呼口号，士气高昂，表现了广州市人民誓死保卫广州的决心。火炬示威游行以后，抗战救亡实践社本想趁这时机多搞一些活动，但不到几天，日军迫近广州，当局下令疏散，市民纷纷逃难，该社不得不转而协助全体职工准备撤退。

　　五 维护职工的利益

　　如何撤退，公司当权者早已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把商品及贵重物品装箱，寄存于沙面汇丰银行仓库，经理等人去香港暂避，坐观形势，再回来恢复经营。至于1000多名职工的的安危和生活，他们打算置之不理。抗战救亡实践社获悉这个消息，立即予以揭露，把1000多职工动员起来。经过讨论，公推了代表向老板交涉，提出了保证职工安全，疏散到抗战的后方，坚持抗战，继续经营，并发回原储存于企业的下栏、小帐和补发工资，发疏散路费等几点要求。几经交涉，加上已装好了的箱子因职工把守而运不出去，姓马的老板要去香港脱不了身，省市机关已撤退，在内外无援的情况下，马老板只好满足职工们的要求。

　　六 组织战时工作队，开展救亡活动

　　由于省市机关已撤退，广州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只是动员委员会仍然继续留驻，并动员群众，组织抗日队伍到前线去。在此形势下，抗战救亡实践社决定以先施公司职工的名义，要求动员委员会组织领导，参加抗日救国。该会的领导鉴于参加报名的多是学生队伍，而以职工参加的独是先施公司，所以特别批准单独成立一支队伍，叫做第一战时工作队，并委派肖响三为队长、彭陈杰为副队长，当时颁发委任状和队旗，并发经费一个月，命令立即出发。战时工作队到三水的时候，传来广州沦陷的消息。这支工作队在三水县一带继续开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工作。以后各种活动均由工作队进行，抗战救亡实践社也就此结束了。

　　注：文内的肖响三即本文作者肖泛波。作者在抗战时期是先施公司的职工、抗战救亡实践社成员、第一战时工作队队长，随后是中共地下党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4 1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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