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柳州的文艺创作
2020-04-29 14:37:14  来源：柳州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柳州的文艺创作非常繁荣。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东北、华北、华东和广东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先后云集桂林，坚持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国民党统冶区的重要抗日文化中心。柳州毗邻桂林，被称之为桂林文化城的“卫星城”，不少文化名人在活动，他们中有郭沫若、夏衍、田汉、聂绀弩、司马文森、何家槐、蔡楚生、金山、徐悲鸿、骆宾基、周钢鸣、马思聪、王慕理、李凌、吉联抗、杜萱、端木蕻良、邵荃麟、秦牧、黄新波、陈残云、于伶、焦菊隐、华嘉、宋云彬、黄宁婴、盂超、金仲华等。受到桂林文化界的影响，柳州的文艺工作者充分运用文艺武器，通过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各种形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宣传民主、抗战、进步、团结，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柳州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下面谈谈抗日战争时期柳州的文艺创作情况。

　　抗战爆发后，柳州的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运用文艺这个特殊的武器，声讨侵略者的罪行，为抗日救亡而呐喊。

　　1938年11月12日，《柳州日报》副刊《前哨》的主编陈雄子，主持召开柳州文化界保卫大西南座谈会，筹组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不久，文协正式成立。文协成立后，把宣传抗日救亡作为文协的首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开辟宣传阵地，将《柳州日报》每周一期的《前哨》副刊改为《救亡文化》副刊。这个很有战斗性的副刊由于发表了一些文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追究。1939年底，被迫停刊。1940年5月复刊。1941年初，《救亡文化》改为《草原》文艺副刊。此外，还有《文选》专题副刊(后改为《布谷》专题副刊)、《自由园地》期刊等，为抗战文艺的剖作开辟了一块阵地，副刊发表了不少杂谈、小说、诗歌，戏剧、木刻等文艺作品，文艺副刊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作家、编剧、演员，谈小说、诗歌、散文、木刻、版画和戏剧创作表演的经验体会，对繁荣柳州的文艺剖作，培养新一代作者，宣传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说方面

　　除了一些老作家外，也有新人新作，多以抗战为题材，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描写后方群众积极支前的热情，刻画热血沸腾的青年投笔从戎为国捐躯形象，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作品多以对抗战的歌颂，对英雄的颂扬，也有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揭露，同时也有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反映。如“左联”作家何家槐创作的小说《雨夜》，描写有一个村庄，全村人都死于日军的奸淫、烧杀，剩下的一个人读过四书五经的老头子，居然屈膝投降而获生。虽然老头面对同胞羞愧万分要赎罪，但那卑劣的行径，目睹亲人受辱被杀害而默默忍受的怯弱，未免令人鄙视生厌。

　　戏剧方面

　　抗战期间，柳州的戏剧活动非常活跃。

　　当时，在柳州活动的戏剧团队不少，先后计有：蓝白剧团、铁血剧团、港粤服务社、国防艺术社、新中国剧社、广州儿童剧团和上海话剧团等，还有本地的龙中救亡剧团和长期驻柳的抗敌演剧一队、九队和七队。这些文艺团体在柳州创作井演出了不少好的剧目，深受群众的欢迎。特别是抗敌演剧一队和九队(后改为剧宣四队和五队)，为繁荣柳州的戏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时戏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比较活跃，新创作的戏剧不断涌现。素材来源于生话，贴近生活，有歌颂，有揭露，有鞭挞，深受群众的喜爱。演剧一队徐光珍创作的《赵大嫂》，塑造了一个农村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支援前线的事迹，颂扬了赵大嫂的爱国主义精神。话剧《桂南前线无战事》(又名《南宁克服后》)，写沦陷区的某村，农民识破日军的怀柔政策和欺骗后，奋起参加游击队，重创敌寇，收复家园，反映前线抗敌军民同仇敌忾，歌颂了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李超编的活报剧《狮子打东洋》，把中国比喻成一头醒狮，不甘受日本的欺辱，奋起将日本赶跑。一队集体创作的《伤兵医院》，揭露国民党当局如何残酷地剥削和虐待为抗日而负伤的战士，剧中勾画出一个国民党官僚院长的丑恶形象。李超编剧的《边城之家》，通过反映边城一位靠走私起家的地方绅士陆焕章一家内外矛盾和破产，揭露边境的国民党部队与地方势力串通一气，进行武装走私的勾当。由张客编剧的《国难财》，揭露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一些人不要良心，不要祖国，只有一样东西——钱。由新中国剧社、演剧一、九队在柳州集体创作并演出的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该剧写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使日军一度“回光返照”，获得在中国西南一带暂时的军事胜利，但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以苏联为首的正义力量已经在欧洲全面反攻，扭转了军事形势，解放了东欧各国人民。还有《黑暗里的笑声》、《七年了》、《湘桂线上》、《开小差》、《越南解放》、《太平-洋之战》、《民族之光》、《胜利之神》等剧目。

　　除了新创作的戏剧外，还改编了一些有影响戏剧。如演剧九队改编美国进步作家G·沃代茨编的《自由万岁》原为《人兽之间》，诙剧描写了共产党员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舞台上出现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在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共声浪高潮涨的形势下，把共产党员搬上舞台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该剧在柳州演出时场场爆满，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他们创作戏剧的时间快，周期短。从生活中得到素材，即边编剧本，边排戏，当剧本编好，戏也排完了，接着马上进行演出。

　　在柳州的剧团和文艺团体除丁演出自己创作的剧目外，还演出了一些名戏剧家的作品。如：曹禺的《蜕变》、夏衍的《一年间》、《愁城记》，宋之的《凤凰城》，宋之与与老舍合编的《国家至上》，洪深的《包得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沈浮的《金玉满堂》、《重庆二十四小时》，于传的《杏花春雨江南》、《心狱》，老舍的《面子问题》，欧阳予倩的《旧家》等。这些专业剧团、文艺团体还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指导排戏，传授戏剧知识、艺术作风等。

　　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戏剧以小舞台，以其生动情节、活泼的表演、真实的道具，直接诉之于感官，没有文学隔膜的困难，尤其是抗敌戏剧，真实地反映生活，与时代紧密结合，对人民大众进行宣传、鼓动，使广大的民众受到启发教育，对推动柳州的抗日宣传起到重要的作用。

　　诗歌方面

　　随着抗日热情的高涨，诗歌的创作也越来越活跃，诗歌也成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有利武器。诗歌的创作由于形式多样，长短不论，易于表达作者的激情，成为鼓动人民向日本侵略军进军的号角，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加入诗歌的创作行列，诗坛上出现了不少新秀。麦紫的《影》“……我从战斗中认识了你，又从战斗中失去了你!我窒息于北国的冻寒中，将哀伤的情感埋葬在烽烟里——我并不惧怕，只有血，没有泪，意志如铁如钢，我明白，只能用鲜血写下自己的血债!……”缅怀了为抗战捐躯的烈士，表达了化悲痛为力量，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的《春天到了》“……今天，我们准备巳充分，应该走向明天了，我们战斗到明天，愿我们明天都带回一份喜悦和一份好消息。……”反映了全民抗敌的激情，表达了争取胜利的央心，充溢着战斗的喜悦和力量。一些知名作家更是诗坛上的中坚，无论是在诗的内容，还是在诗的风格等方面都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头雁。知名作家黄宁婴的诗作，极有战斗性，极力鼓动抗战，颂扬抗战爱国将士和不屈的民众，同时也表露了在烽火漫天的年代里对新感受和新思想的追求。

　　1944年7月，柳州文化界在柳侯公园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以“一切为前方”为题的诗歌朗诵夜会。朗诵会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吹起进军的号角”，第二部分为“怒吼吧，柳江”，第三部分为“再来一次总动员”。朗诵会异常热烈，这是国统区一次较大的诗歌朗诵会，是柳州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高潮。

　　音乐方面

　　抗战时期的柳州，是全国新音乐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时，有以教师为基本成员的“黎明剧社”歌咏团，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下属小学教师、龙城中学、西大农学院和机关青年四个歌咏队，上海“八·一三”歌咏团，演剧一队、九队，四战区战地服务队等都积极开展了音乐活动。

　　柳州的抗哉音乐从-开始就面向社会，与时局紧密配合。“黎明剧社”歌咏团和“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救亡歌咏队，经常上街或到剧院、电影院利用开演、放映前二三十分钟，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拯P卅I曾有过几次较大的音乐宣传活动。如：1938年12月8日，“黎明剧杜”歌咏团和“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救亡歌咏队会同上海“八·一三”歌咏团举行“一·二八”大公演，1939年5月，龙城中学师生组织抗日巡回宣传工作团，历时一周，行程数百里，组织小分队，在拉堡、洛满等乡镇演出。1942年，各界人士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在东方戏院举行歌咏比赛。 1943年春节期间，演剧一、九队新音乐工作者六七十人在枷举行盛大音乐会等。

　　柳州的抗日救亡音乐话动中，影响最大的是演剧一队、九队，他们除了从事戏剧活动外，歌曲创作也比较活跃。此外，还有四战区战地服务队。他们深人生活，了解民情，创作了不少歌曲。1942年国统区的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苦不堪亩，为揭露这一社会现象，舒模创作了歌曲《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愤怒指斥那些亦官亦商，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榨取民脂民膏的坏家伙。这一时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往哪里逃》、《保边疆》、《齐动枪》、《大家唱》、《王老二当顺民》、《凭良心》、《黄鱼满天飞》、《古怪歌》、《跌倒算什么》、《张百万》、《广西人》、《苦命的苗家》、《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秋收歌)、《当兵歌》、《壮丁队歌》等等。

　　他们不仅自己唱，还在军队和群众中教唱。音乐界著名人士孙慎(四战区战地服务队，中共党员)、舒模(演剧四队中共党支部书记，队副)，吉联抗(四战区战地服务队，中共党员，后在柳中任教)、黄力丁(演剧五队)等以军人服务部名义在柳侯公园组织合唱团，先后有近百青年参加;孙慎在柳州主编了发行全国的《新音乐》月刊;舒模担任四战区干训团音乐教官，传播了许多抗日革命歌曲，培养了一批新音乐骨干。他们用歌声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广泛进行救亡宣传，使抗战歌声在柳州上空回响.

　　美术方面

　　“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不仅是依靠武力，也还需要政治宣传，所以绘画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和飞机大炮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样重要的!”美术界的作者们怀着极其强烈的民族仇恨，把美术当作斗争工具和武器，毅然拿起画笔，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当时柳州经常举行美术展览，展出的美术作品多是现实题材，有控诉日军暴行的，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投降阴谋的，有歌颂军民抗日斗争的，有反映人民战时生活的，还有配台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爱憎分明，尖锐泼辣，发挥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投入抗战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42年3月3日至16日，演剧九队在柳侯桐内举行的战地画展，黄荣灿的代表作《收获》、《战争与和平》受到全国美术界的好评，他的木刻作品《修铁路》被收入《抗战八年木刻选集》。3月18日、21日《柳州日报》为“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开辟特刊。何家槐、孙慎、骆任行、艾军、丁波、沈振黄、宋绿伊等为特刊撰稿，对画展给予高度的评价，并指出绘画创作的道路。这期间，发表于《柳州日报》的美术作品28幅，理论文章15篇。

　　此外，还有1941年6月四战区特别党支部供稿在柳州中学内举行的木刻作品展览，共展出木刻作品300件;1942年3月31日，沈千逸在柳侯公园内举行《战地写生画展》等。

　　抗日期间的美术创作活动，除举行画展外，以《柳州日报》副刊为阵地，发表美术作品、理论文章，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也十分活跃。发表的作品有：力军的《劳工》(木刻)，野明的《我们要反攻》(木刻)，黄荣灿的《看看这满目嗟伤的世界》(木刻)，林汉慕的《五卅惨案》，陆田的《下种子》、《渡江女》、《纪念塔》，李桦的《湘东小煤坑》等，文论有：黄荣灿的《木刻创作技术谈》、《A·克拉浦兼珂——革命浪漫主义的木刻版画作家》,婴子的《木刻像赞》，倩的的《木刻艺术的表现》，江虹的《我学木刻的经过》等。

　　长期在柳州工作的画家冯法衤异深人生活，搜集了丰富的素材，画了大量的素描。他的著名油画作品《铁工厂》、《拉钢板椿》、《第一把捶手》等，受到田汉的高度称赞。

　　街头漫画宣传是当时美术创作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美术工作者一手拿画笔，一手拿颜料桶，走上街即席创作。他们甚至就地取材，用石灰、锅烟、红土、黄土、兰靛做颜料，刷子做笔，在城墙上写抗日标语和画壁画。如：《军民合作团结抗日》、《中越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起来，保边疆保家》、 《军民合作驱日寇》等，吸引群众聚拢而来，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影响很大。

　　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抗战文艺创作，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创作时间快，周期短，具有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在柳州的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乃至建国以后的文艺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29 14: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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