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忆战时柳州 巴金 夏衍 秦牧 茅盾
2018-05-03 14:18:14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柳州

　　巴金

　　(1938年11月3日)傍晚我们到了柳州。柳州是一个热闹的城市。一条柳江分割了南北两岸。江上没有桥，连接这两岸的是一些摆渡的小船。汽车停在河南。河南有不少大旅馆。但每家都说已经客满了。我们走遍旅馆找不到一个房间，后来只得在一家“伙铺”里勉强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搬到旅馆去。

　　在这里我打算休息两天，以后就搭车到桂林去。这一段路的车票是容易买到的。

　　在柳州住了三天，我们现在买到去桂林的车票。明天早晨不等天亮就要搭汽车出发了。同路的三个朋友去贵阳转重庆，搭西南公路局的车，也是在明天上午动身。在柳州只有这短时期的逗留就很顺利地买到车票，这倒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去四川的朋友昨天下午还到公路局登记，他们被通知要到明年二月十八日才可以买到车票，就是说他们要在柳州还要住三个多月。这长久的等待会使每个人失掉勇气，而且在旅店住三个月，即使自己身边带着充足的川资，也会被警察当作汉奸看待。这里警察的感受是特别锐敏的。他们来“查夜”，看见我的案头放着一份新买来的广西地图，就以为发现了汉奸的阴谋，立刻发出一些奇怪的问话，后来事实证明自己毫无所获时，他才悻悻地去了(我倒喜欢梧州的警察，他甚至替过路人打电话找住处)。从这件事情看来，外省人长久留在这个地方，是不大方便的。既然在这里没有事做，还是早些离开好。去四川的朋友正打算改变计划。忽然意外地在一个新成立的四川旅行社买到了三张去贵阳的车票，每张索价法币二十七元五角，比原来的票价多花五元。那个旅行社转卖三张车票就赚得法币十五元。这种做法也是发国难财百术之一罢。不过朋友们能够买到第二天的车票，已经万分高兴了。我这里不知道还有若干人在等待机会购买去贵阳或者重庆的车票，而且有好多人已经等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至今还见不到一线的希望。

　　我们明天要离开柳州了。

　　这三天我们就住在河南，没有遇见一次警报。午后我们走到江边，搭着渡船跨过柳江，到河北去。河北才是柳州的市区，地方大，热闹的街道多。有卖新书的书铺，也有两家较大的旅馆。我们在其中之一的新柳江饭店二楼饮茶。每张茶桌都被客人占据了，我们停留一刻钟才找到座位。人声嘈杂，外面还有清脆的鸟鸣，偶尔被风吹进一声两声。我喝着红茶，吃着点心，仿佛坐在广州西关的西南酒店里面。我觉得我是在做梦，这半个多月的奔波不过是一场奇怪的梦，不然我四周为何还有如此太平时的景象。

　　昨天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我们午后到河北去游中山公园，在那里面一个茶棚里喝茶。我和年长的朋友兴奋地谈论抗战的前途，也谈论这半个多月来的见闻。现实的黑暗面投掷了阴影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心不时发痛。但是光明永远在我们的眼前闪耀。我们始终不曾失去对未来的信仰。公园里飘荡着南国的香气，明绿色的茂盛树木给我们遮盖了焦热的日光。我们在茶棚里坐了两个钟点，后来听见外面的号鼓声，才慢慢走出去。我们站在门前，看见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的学生整队走进对面公共体育场集合，举行纪念典礼。走在最后的是该校的化装宣传队，所以还有五六个学生穿着女人衣服，他们刚刚在外面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晚上月色甚好，年长的朋友约我们几个人到河北江边一家广东酒楼吃饭。我们坐在楼头栏杆畔，望着江水载了月光缓缓地流动。渡船带着星子似的灯火流过来，又流过去。对面是山，山似乎贴在淡青色的天幕上，又仿佛是名画家随意的几笔涂抹。山上也有几点灯火，它们却是多么昏暗。

　　里面人们在饮酒谈笑，那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教职员的聚餐会，参加的人不少，坐满了两桌。人们笑容满面地彼此劝酒。酒楼上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我又回头望江面，月亮进了云堆中，江面罩上朦胧的灰色。依旧是那几点昏暗的灯火。忽然在下面，在码头上，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的女音唱起来了《渔光曲》，于是明月从云层里慢慢地露出它团团的脸庞。

　　柳州和梧州不同，柳州是一个还没有受到战争损害的城市。然而明天不等天亮，我们就要走了。

　　(选自《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原名李晓棠，字芾甘，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抗战期间创作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灭亡》、《新生》、《雾》、《雨》、《电》、《家》、《春》、《秋》以及《巴金文集》等。

　　空袭在我们后面

　　夏衍

　　(1939年1月11日)预定是上午六点从南宁出发的，可是到了八点半才开车。南宁—宾阳—迁江这一段，公路和湘桂铁路汇合在一起，我们一会儿在铁路线之左，一会儿又在铁路线之右，铁路像一颗直的树，那么公路就像缠在这株树上的藤了，我们从左从右的饱看了这桩伟大的工程，这一段，现在也在建筑桥梁，等枕木和铁轨一铺上，就可以通车了。

　　12时左右到宾阳，一整列的汽车已经开到宾阳市集的路口了，可是突然，前面的几辆以可怕的速度，打回头望乡下去了，为什么?走错了路?正在疑惑的时候，路旁的人也已经很快地躲避了，很明白，是报警。

　　我们把十辆汽车散开，掩蔽在大树下，公路上避警报的汽车还是很多，防空部队一班班的带着机枪,跑步到郊外的阵地去了，静得使人感到异样，但是没有机声，等了一小时，警报解除，我们到宾阳吃午饭。

　　从汽车站得到消息，说南宁被轰炸了，南宁很早就有警报，大概在我们离开之后不久，空袭老是在我们后面!

　　照路程，从南宁到柳州是一天可以到达的,可是下午四时到了大塘，说又要在这儿留宿了。大塘是一个小村子，但是在公路线上它却是到贵阳和到桂林的分岔的地方，上次我们从桂林到湛江的时候，曾在这地方逗留过两个钟头，这儿找不到住的地方，命运注定了又得在汽车中过夜了。

　　谁也梦想不到吧，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寒村里面，会看见这许多年青的知识分子。我们看见了“交通大学招待处在××街××号”的招贴，说起交通大学，立刻会引起一个规模伟大、建筑宽敞的联想的，那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寒村连接在一起吗?而现在,抗战却使他们发生了关系了，我们低着头，侧了身，走进了一条不像“街”的小弄，“大学”的“招待所”到了，这是一间茅屋，门口散乱地堆着一些家具，进门的地方，就是一张破床，上面张着一个补丁重叠的黑黝黝的破帐。招待所，就是这样了。在徐家汇时代，假使大学门口有这样一家小店，我猜想那时候的大学生是谁也不会去光顾吧, 可是现在是走了几千里，他们居然

　　于这样的屋子作为他们的“招待所”了。谁说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吃苦?谁说我们的节约建国运动不能成功?

　　我们在南宁曾经遇见过从百色徒步到云南去的同济大学学生，在同登曾经遇见过由广东经龙州到云南去的中山大学的学员，对于他们的辗转迁校的是非，暂时不说。我觉得为着继续学业，忍受一切物资上的苦痛，而到平时想象不到的远方去的一件事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照旧样蜷曲了身体在汽车中坐上一晚，第二天天未亮起来，我们以为今天总可以到达桂林了。可是在小面摊上盥洗的时候，一个司机说：

　　“今天到柳州，过一夜，明天到桂林。”

　　“什么，今天到柳州?大塘到柳州不是只有五十九公里吗?”

　　“谁知道，一天走五十九公里到是新纪录呢!”一个机匠笑了。

　　陈技术员不见人，天晴了，太阳晒在浸透了雨水的大地上蒸得使人头晕，八点，九点，十点，还没有开车的消息，连司机们也等得抱怨了。

　　“妈的，等什么?”

　　“等警报!”另一个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说。

　　“可不是!天晴了，敌机一定会来的，这十辆新车目标又是这么大。”

　　“在这毫没有掩蔽的地方等警报就没有活了。”一个一路上最同情我们的司机说。

　　十二点了，还是不走，我们倒反而不焦躁了，反正要在柳州过夜，五十九公里是两小时就可以到达的了。我们在濛濛地发出水气的村落间散了一会步，到汽车站去看了一回来往的旅客，花一毛钱泡了一壶热茶，买了十个铜子油煎糯米饼，在露天野餐了一顿。

　　从桂林，从柳州，从宾阳，一车车地往贵阳、重庆去，旅客多极了。汽车大都在这里停一停车，于是车上的男男女女性急地跑下来，伸伸腰，捶捶背，买水果,囤干粮。女人们拍着灰土，哄着孩子，乱得不可开交。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睡意，每个人的表情都堆着疲劳，尤其是平时装扮惯了的女人们，穿着臃肿的棉衣，有的穿了逗人发笑的男人衣服，戴着防灰的头绳便帽，显露了被铅粉剥黄了的脸，在这种场合，平时的一切虚饰、一切顾虑都扫净了。

　　路旁墙上，写着一幅很大的标语：

　　“到后方去，更要努力工作啊!——居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鞠躬。”“鞠躬”这两个字用在标语上，有趣极了。

　　正在悠然的时候，一阵引擎声音，一列汽车蜿蜒地开出来了，我们以为出发往柳州了，赶快上了车!哪知离大塘不多一段路，汽车零落地躲进树荫里面去了，一问，果然又是警报。

　　我们依旧是悠然地在温暖的树荫下午睡了一个午觉。醒来，警报解除了，依旧回到大塘，下午二时开车，一路无事，四时前一刻到了柳州。

　　这个广西最清丽的城市依旧是那么的惹人怜爱。柳州，我已经到过三次了，我还是喜欢那清澄澈底的柳江,过去从江之南到江之北要用渡船的，现在已经搭了浮桥，过桥的时候丢三个铜子就可以了。汽车站附近，敌机投了许多弹，把车站办公室对面的一排房屋都炸毁了。

　　到了旅店，知道敌机到了宾阳，空袭依旧在我们后面。

　　天很晴朗,时候还早，雷平一兄第一次到柳州，我们约好了去游公园，在柳州的(柳宗元)衣冠冢，意外地遇见了在广州同出来，在佛山空袭中分了手的上海“八一三”歌咏队的朋友们。在空袭中分手，在空袭中再见，大家觉得更亲热了。他们从西江到柳州,在这儿做了一个多月工作，现在正在发动柳州图书的义卖。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了和我先后从桂林出发到北江去的陆诒、叶厥孙两位也在柳州。到了我们约好的时刻,匆匆地回去,正在一家书店门口徘徊的时候，一只有力的手在我肩上一拍，大声的哄笑起来，这不是陆诒还是哪个!

　　他们一行四人——陆诒、任重、叶厥孙、高咏，也要回桂林去，但是找不到车，正要到民团指挥部去想办法，我们相遇得巧极了，我们不是有十辆车吗?我们约好了明天一早在旅馆会齐，去和陈技术员交涉，他屡次说，只要不擦坏车垫，坐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他们这四个不带行李的人总该不会拒绝的了。

　　在旅店里谈到了深夜，许多当地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来了，也赶着旅馆里来，我们从陆诒那里听到广东的情况，他们从我们口里知道了香港的情形。熄灯的时候，大家走了，正要就寝，又有一位来客来敲门了，那是不久之前才从桂林来柳州的蓝白剧团的谈星，他问了许多香港的情况，也讲了许多本地工作上的情形，直到临走，他摸到一张报来，笑着递给我：“你看见我吗?你们的报已经复刊了!”

　　这正是1月10日复刊号的《救亡日报》，我惊喜了，得到朋友们的支援，经过社友们的献身的努力，这小小的报纸终于又在轰炸中出版了，我读遍了每一个字，我从每一个字里看出了一切支持这个刊物的朋友的热议和艰辛。兴奋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直等到天明。

　　五点,天还未黎明，陆诒、厥孙一行已经来了，我们先把行李搬上车去，司机们还睡着呢，在冷水一般的清晨空气中，一直到七点，汽车才开始作出发的准备，陆诒拿出名片去和陈技术员交涉,很快地沟通了。八点开车,十二点到荔浦，用了午饭。因为昨晚一夜的失眠，一上车就睡着了，醒来，阳朔的奇山，已经大半过去了。渡过相思江，桂林已经在望了，但是在离城十公里的地方，为了修饰撞坏了的叶板子,又停了一个半小时，这对于归心如箭的我，也算是一桩小小受难，四点钟进南门，穿过新炸毁的废墟，一排汽车停在一个大炸坑旁边，“长途”就是这样结束了。

　　(选自《夏衍杂文随笔集》)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原名沈乃熙，又名沈端先，中国现代剧作家。抗战爆发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主编《救亡日报》，又在重庆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和于伶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著有《电影论文集》、《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秋瑾传》、《祝福》、《烈火中永生》、《包身工》等。

　　混乱的“湘桂大撤退”

　　秦牧

　　在“湘桂大撤退”的后期，桂北和黔南一带，出现了盗贼蜂起、杀人越货的局面。但是在初期，公然抢劫的事情还不太多。不过小偷小摸已经开始活跃了。有人把财物箱子放在车厢里，一家轮流坐在箱子上看守，满以为这样严密，可保无虞了，谁知，盗贼从车厢底下挖一个大洞，再一层层挖通箱底，把里面的东西也尽数偷去了，等到主人发觉的时候，那一个个箱子都像给白蚁蛀过一样，只存一副副空壳而已。

　　我们在柳州以西等车时，秩序还不算太坏，所以我们在车顶上找到一丁点地方，和一户当乞丐的人家毗邻，他们大概已经几十天没有洗澡了，恶臭阵阵袭来，但这些乞丐毕竟还是善良的人，我们和他们之间，仍然有说有笑，但是跟车一天多时间，火车只走了一站，我想这样下去，必将困死在车上无疑，经过再三商量，我和妻子决定下车步行。因为步行虽慢，每天毕竟可以走三四十里，在那段日子，两条腿走路的速度，仍然要比火车快。当时我们靠亲友接济和出卖行李，身上的钱大概可以支撑一个多月，如果这笔钱在我们抵达后方一座大城市之前用完，那么我们势将沦为饿殍。

　　从柳州附近经过宜山、怀远、河池、南丹到六寨(桂黔边界上的一个小镇)，这么漫长的道路，我们俩完全靠步行越过。这条路大概有八百华里至一千华里之遥吧，我们沿着大体和铁路线平行的公路走，有时经过火车站，有时没有经过，我所看到的每一座火车站的可怕景象，都和我上面描绘的差不多。我听一位朋友讲到一件更令人悲伤的事，有一个人被突然开动的火车轧断了腿，痛苦不堪，竟拱手哀号着：“哪个有枪的，赶快行行好补我一枪，求求你。”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持枪者，果然拔枪朝他的心窝开了一枪，然后扬长走了。

　　(选自《秦牧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生于香港)。原名林觉夫，幼年随父母侨居新加坡。1932年回国，抗日时期辗转粤桂等地，曾任教师、编辑，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机关刊物《再生》编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品》主编、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协理事等。著有《贝壳集》、《星下集》、《艺海拾贝》、《黄金海岸》、《秦牧文集》等。

　　柳州一夜

　　茅盾

　　我们决定(1942年)12月3日离开桂林赴重庆。行前一星期，我们忙着向朋友们辞行，也忙着参加他们的欢送宴会和家庭便宴。十一月二十九日，柳亚子、田汉夫妇请我们到月牙山吃豆腐，为我们饯行。月牙山为桂林一名胜，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素菜馆，煮的豆腐远近闻名，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我们品尝着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水之喧哗，不时为这几年来国事之艰难，文网之森严，以及朋友们聚散之无常而慨叹。亚子、田汉即兴赋诗赠我，亚子的诗曰：“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筵醉巨觥。”田汉对我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我们同行，一路上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当然感激不尽。海男是正规军人，国民党军校炮科毕业，能随身携带手枪，有他陪伴，我们就像跟了个保镖。

　　当时从桂林到重庆，需先乘火车经柳州到金城江，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听说汽车票很难买，于是又托陈少绍先在广西省政府弄了一张买车票的介绍信。

　　十二月三日我们与海男顺利地来到了柳州，并在柳州过夜，因为从桂林至金城江没有直通客车，必须在柳州换车，我们住进一家旅馆。刚坐定，就有人敲门进来，那时德沚上街去了，屋里只有我一个。来人长得獐头鼠目，自称在桂林拜访过我，和我谈过话。我说记不得了。他又自我介绍说曾经去过苏联，懂俄语。我打断他的话，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也住在这旅馆里，要同我一路去重庆。我见此人来路可疑，就爱答不理。那人却说，我给您看两样东西，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的分处、分局留心稽查他们的行径。下面盖了中统局的章。他又拿出第二张纸，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名字不相同，换成了沈雁冰和陈培生。我心中思忖，这两份东西看样子是真的，他们大概是在对我进行精神攻势，只是为什么把陈培生和我连在一起?陈培生远在新疆嘛。我笑了一笑，做出无所谓的样子。那人却严肃地说，沈先生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向来敬佩先生，所以向您透个风，明天火车上就有一人和您同行，这人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您到重庆。那人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德沚和海男，海男道，怪不得我在旅馆的饭厅里看见那个人。我问是谁?他说，一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身份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在桂林和柳州都有它的办事处。德沚则埋怨我在桂林随便接见客人，混进了特务也不知道。

　　(选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本姓沈，学名德鸿，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立报·言林》。1938年底去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到延安参观学习和讲学。此后，辗转于重庆、桂林、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著作宏富，有《茅盾全集》十卷等。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5-03 14: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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