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海南人
2017-09-17 10:07:25  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海口)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并逐渐地占据了海南岛沿海的地区，这些地区就是抗战中所说的沦陷地区。在这些地区，日军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在经济上是垄断的掠夺政策，在文化上是殖民下的奴化教育。因此不堪奴役的人们，被迫开始流亡的生涯。

　　在当时，逃离沦陷区的逃亡去向，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向海南岛内的山区逃亡，也是当时抗日军民的撤退方向;其二是流亡到岛外，是为了有可能维系原有的生活。我们主要谈岛外的避难或逃亡的情况。

　　日军登陆： 海口市民向乡下逃难

　　当时海南岛的政府、军队的军政人员都是向海南岛腹地的山区撤退，这一时期，各地的学校，主要是中学，也随着政府撤退。但与政府关联不大的社会人员，在日军登陆之时，处境是很艰难的。其中一些人，都参加过抗日的活动，他们为防止日军的报复，选择逃亡，例如海南书局经理的唐品三。此外，最感困惑的是商业人士，也包括农业资本家，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财产与企业的安危。

　　日军登陆之初，就开始强行征用了民间的设施，海口的五层楼、侨安旅店、大同旅社，海口博爱路的海南书局旧有的房屋及设备等都被日军强征为军事机构;日军进入海口，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市民们最初的反应是无所适从，因担心日军的轰炸以及入城后的劫掠，最初的选择是外出避难，先到附近的乡村逃难。

　　《海南岛记》中说：日军进城时，“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店铺在营业，但大街上的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关了门，并放下了铁闸门，门上都挂着巨大的锁头。”“市内的商人听说日本军队要来，从昨天凌晨五点就开始逃难了，中国军队从八点开始撤退”。

　　在海南书局，随日军入城的记者火野苇平询问了店员，店员说：“昨天七、八点左右，听说海口湾来了日本军舰，于是街道上的店铺都关了门，大家开始向乡下逃难。不过，后来又听说日本军队虽然进入了海口，但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飞机也没有丢炸弹，于是大家又开始返回。我们也一度逃出去了，之后又回来躲在家里。当听到外面有人要打开锁头，门板也要被打坏的时候，惊慌地从后门逃走了。主人因病卧床，比我们逃得早，也不知道他现在哪里。”

　　日军进驻：

　　强占企业商人纷纷外逃

　　如果说日军进城，使海口市民有所恐慌，这种恐惧还只是暂时的，而令当时的海口商家、市民恐惧的是，他们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

　　日本人海南岛“开发”计划的实施中，对海南更多的企业构成了威胁，首先是海南岛的对外贸易，在最初阶段虽然还没有被管制，但是进出口的口岸以及海关是日本人控制的，就现实说，海南岛的贸易也是在管制下的，有资料记载：海口的物资只能从日本企业购入，再进行销售，因而海口等城市的商业，迅速凋敝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在此后，海南向岛外的逃难人数开始逐渐增加。

　　其次，日本商业企业随日军的进驻海南，并借助军方的力量开始吞并海南的企业。上面说过，海口知名的建筑物(商铺)为日军强占，作为军事机构，如大亚酒店，被日军征用，改名为海南岛酒店，作为日本官方的接待酒店。也有日本企业强迫转让原有的建筑。

　　再次，农业企业方面，日本的开发企业与日本军方联合，占有海南的农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不久，海南的商人开始了逃亡的过程。

　　随侵琼日军一起来到海南的日本农业会社，急于获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农业会社在各地农场的土地很多是暴力手段获得。如在海口的台湾拓殖第一苗圃，它坐落在海口港栈桥的近处，作为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海南岛开发试验场之一，在日军侵入海南岛不久，即1939年4月29日正式设立。该苗圃原属一南洋华侨所有，有5町步(约合75亩)，日文资料称：“转让给”台湾拓殖，台湾拓殖又将之扩大到15町步(约合225亩)。又如大日本制糖在那大的橡胶园，原来的主人是当地的天任公司，日军侵占海南岛后，这个橡胶园即为大日本制糖进行“管理”。实际上，这些农场的所有者，在日军到来前，都已经逃难了，日军与日本公司，则趁机抢占。其实，即使这些所有者不离开农场，日本人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抢占。

　　流亡去向：

　　上海租界、香港、

　　南洋、广州湾

　　在岛外逃亡的目的地上，大致有四个去向，第一是上海的租界;第二是香港;第三是南洋;第四是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其人数也是按上述的顺序。前往上海租界的人最少，因其路程遥远，生活成本过高，来此避难的，主要是原来就在上海有商业活动的人物，例如经营米谷的永生号老板陈礼运;其次是香港，因与海南相近，前往避难者较多;南洋是海南华侨的聚居地之一，但是日军控制了海南岛沿海后，前往南洋更加困难;避难者最多的是广州湾。

　　在日军侵占广州后，因广州湾当时是法国人的租借地，暂时不受日本人的侵扰，所以这里一时间聚集了来自于日军侵占地区的逃亡者，不仅是广东内部，还有来自于上海、浙江等地的商人。1939年后，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海南难民，当时总部在香港的琼崖华侨总会还派专门人员前往慰问，在那里设立了三个难民区，专门安置海南的难民。

　　流亡的人们中，有不少是抗战爆发之初在海南抗日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人物。

　　如海南书局经理唐品三。唐品三在1930年是海口市商会常务委员、1937年担任商会主席。据其子唐南椿先生回忆，唐品三是1939年2月10日当天早晨通过电话得知日军已经登陆海南岛的确切消息后，开始逃亡，先到下洋村的一座寺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便赶到海口东边的东营港，找朋友雇了小帆船逃往了广州湾。2月10日当天，唐品三的妻子带着几个孩子躲进了海口的法国教堂(大同路上，当时叫黑袍教路，今天的泰龙城是其旧址)。几天后的17日，唐品三的妻子和妻弟两个人来到书局，对已经强占海南书局(日军作为《海南迅报》的编辑部)的占领军提出带走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的要求。当时日本人很想通过他们找到唐品三。日军军官久门少佐和才田大尉通过胜间田义久(胜间田善作之子)久居海口的日本商人翻译，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对他们说：“海南书局的财产本可以作为敌产没收的，但是如果态度有所转变，书局也可以归还给你们，而且你们还可以成为已经发行的《海南迅报》的经营者，当老板”。力图引诱唐品三的家人说出唐品三的下落，并逼迫唐品三与日本人合作。殊不知，此时的唐品三，已经远在海北的广州湾。

　　不堪受奴役的人们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和教育家。

　　陈铭章，1901年生，笔名天尔、白苗(解放后用)，日军侵入海南前，任《国光日报》编辑，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逃到广州湾，又转赴香港，抗战胜利后回海口，在《世纪晚报》任知识副刊主编。解放后在《海南日报》工作。

　　陈铭章在香港谋生，不忘沦陷的故乡，他自费出版了《琼崖散忆》、《琼崖歌谣》。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琼崖散忆》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其中有“故乡之恋”、“海口—我的家乡”、“我的藏书”、“海口古迹”、“一个成仁的友人”、“关于五指山的诗”、“漫话文昌”、“琼崖黎人的婚俗”、“苏东坡在儋耳”、“我与海国社”、“采歌回忆”、“琼崖的儿歌”、“三年了”等文章。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海南形势日益危急，琼海中学校长钟衍林赴港，将学校的重要图书、仪器迁到香港，创办琼海中学香港分校，附设小学，继续推行战时教育，灌输抗日的爱国思想。琼海中学香港分校最初在青山租借房屋授课，此后又迁到九龙新界元朗，后再迁到跑马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香港形势危急，港校收容海南籍流落香港的同乡，合计原有师生百余人。香港沦陷，分校停办，师生再次冒险回到内地，在韶关等处继续授课，此后，因形势恶劣，最后解体。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7 1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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