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全面侵华战争和发动、维护太平洋战争所需要庞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一方面从占领区攫取大批财物,另一方面强行劫掠和榨取占领区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琼西南沦陷区(1940年11月至1945年8月),既是日本劫掠大批大陆和港澳劳工前往的就劳地,也是日本在琼劫掠劳工的主要重灾区。日本在琼西南对残遭劫掠服役于石(碌)八(所)地区的广大中国劳工进行奴役和摧残,是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本文据所掌握的史料和受害者的回忆,对日本的这一罪行加以揭露。
一、日本大量劫掠华工人琼西南石八地区奴役的缘起及遭劫的劳工数量
民国时期,石(碌)八(所)地区位于昌江县境内。位于琼西南的昌江县地跨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东跨黎峒,西临大海,南接感恩,北抵儋县。它因有昌化江流经腹地,故得名昌江县。其境内“与儋县(今属白沙县境内)交界之黎峒石碌山,产铜铁诸矿”。对此,日本早在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就从劫取的《昌化县志》中得悉,其觊觎石碌铁矿之心早有矣!1940年初,日军初步完成对琼的军事占领后,日方吉田郁造地质调查组即开始对石碌山及昌化江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同年4月7日,日军中桥本多地质调查队首次进入石碌矿山勘察,发现了南部矿床。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根据日窒海南资源调查队的有关调查报告,授命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1941年12月,改名为日窒海南兴业株式会社,社长久保田)投资开采掠夺。据此,1940年11月,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决定投资开采石碌铁矿,并派先遣队进入矿山筹建采矿基地,制定大规模掠夺石碌铁矿的计划。12月,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海南事务所负责人久保田一行到石碌、八所等地检查开矿计划。翌年1月,日伪海南事务所在离八所不到6公里的北黎正式成立,负责组织筹募劳工和组织实施掠矿计划。从1941年至1945年8月,为了实施大规模掠夺琼西南石碌铁矿的计划,日本先后劫掠劳工至琼西南的石八地区服役,总数达4万余人。其中,一方面,以欺骗、强制和抓捕等手段劫掠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劳工入岛,总数达2.5余万人,直接掠往琼西南石八地区的矿山、铁路、码头服役。另一方面,强征或骗募琼岛大批劳工,先后劫掠琼岛本地劳工近2万人。琼西南沦陷区,是日本在琼劫掠劳工的主要源地,日本前后共劫掠琼西南劳工1.5万人,其中直接劫往矿山的有据可查的昌江籍劳工1.2万。这里尚未包括这5年期间,日本侵略军动用5万余人次的劳力(平均每年动用1万人次的劳力),为其修筑据点、碉堡、炮楼等工事及公路、桥梁等设施。当时琼西南的昌江地区总人口约6万人(计1.2万余户),被日本劫掠、奴役的劳工竟占总数的30%左右,足见数量之大。
二、日本劫掠岛外劳工人琼西南和强征琼西南本地劳工的政策、组织与手段
日本在岛内外劫掠华工入琼西南服役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1940年初,日军初步完成对琼西南的军事占领后,日本政府便根据其掠矿计划,制定募集劳工计划,其中规定,在沪、港、穗等沦陷城市有计划组织劳工入琼西南,同时强征大批琼西南本地劳工,以满足其在石八地区大力“开拓”矿产业对劳力的急缺。这便是沪、港、穗等沦陷城市和琼西南沦陷区成为日本劫掠大批劳工的主要根据。
从1940年11月至1945年8月的五年中,日本对岛外、岛内劳工的劫掠,依其背景、方式、组织和策略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11月至1942年2月,日伪海南事务所和沪、港、穗等地伪“劳工协会”及琼西南伪维持会内外勾结欺骗性编制招募劳工阶段。
1940年11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石碌开矿计划”,在琼西南石八地区建设电厂、修筑铁路、码头,大力开采和掠运矿石,急需大批劳力,便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诱骗贩卖沪、港、穗等地劳工入琼西南及强征琼西南大批本地劳工服役的罪恶活动。日伪海南事务所首先充当劫掠劳工的罪恶角色。
日伪海南事务所通过各地伪“劳工协会”以筹募劳工为名,大肆蒙骗劫掠贫民。实际上伪“劳工协会”是日本政府和琼西南伪政权默认的在各地控制贩卖劳工的“合法”组织,专门从事往琼石八地区贩卖中国劳工的罪恶活动。日伪海南事务所和伪“劳工协会”根据沪、穗、港等地产业工人多,劳动力素质较好,加之日军侵略造成的灾祸,有大批剩余劳动力和失业流民的现实,网罗大批日本浪人和汉奸流窜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以“为失业劳力解决就业”,“到海南可得高薪,免捐免债免税”等为诱饵,将大批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诱骗贩卖到琼西南石八地区做苦工。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2年2月,日伪海南事务所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伪“劳工协会”内外勾结,诱骗贩卖到琼西南石八地区的沪、穗、港等地劳工有1.4万人,占1940年11月至1945年2月在石八地区服役劳工总数的35%以上。其中,1941年9月,日军从上海、广州等地拐骗劳工8000多人,以及1942年2月,从香港、广东等地骗募劳工5980余人,均直接劫往石碌矿山服役。日本侵略者在蒙骗劫掠沪、港、穗等地劳工的同时,还通过琼西南地区的各级傀儡政权——伪维持会征募本地劳工,每月轮征每户人家至少一个劳工,每月共征募琼西南劳工1.5万余人次。
第二阶段,1942年3月至1944年7月,日伪海南事务所通过日军和各级傀儡政权、组织实行强制性募集和大批抓捕劳工阶段。
由于日本在石八地区实行大规模劫掠性“开发”,急需大批劳力,而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剩余劳力已被诱骗拐卖殆尽,且有不少被骗入岛的劳工逃回,因而诱骗拐卖劳工的手段已行不通了。1942年3月初,日伪海南事务所通过伪“劳工协会”、日军及其傀儡政权和组织直接代替了其征募的使命,这是日本对岛内外劳工实行强行征募政策的开始。
日伪海南事务所与各地伪“劳工协会”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组织网。其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和琼西南设有征募劳工办事处或事务局,在琼不少指定区乡设有基层组织,与日军、伪新民会、伪维持会等配合,统制从劳工调查、登记、募集、分配、押运等项事宜。
为了解决劳力来源日趋枯竭,与各方对其需求增大之间的矛盾,日伪海南事务所从1942年3月起,通过伪“劳工协会”及7日军和傀儡政权实施了按地市县硬性摊派指标的强制性募集劳工政策。1942年3月至1943年底,日伪海南事务所趁日军在各地推行其残酷恐怖的“治安强化运动”,之机,在日军刺万的淫威下,与各地伪“劳工协会”勾结,在各地强行推行其募集劳工计划。同时还利用日军对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之机,通过日军及傀儡政权从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抗日民主村庄抓捕了一批抗日军民,作为“特殊劳工”,贩运到琼西南石八地区的矿山、铁路、码头做苦工。
从1942年3月至1944年8月,由伪“劳工协会”、日军及傀儡政权和组织从上海、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等地强募和抓捕劳工1.1万人,被直接劫至琼西南的石八地区。在琼西南地区,日伪海南事务所则继续通过各级傀儡政权强行每月轮流征募短期劳工1.5万人。在此期间,日军为封锁分割抗日根据地,在琼西南地区大修公路、桥梁、据点、碉堡、封锁沟墙,强占大片土地,动用约5万人次本地劳力,这对琼西南农业生产是一种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第三阶段,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日伪“筹募劳工委员会”实行的全面紧急强征劳工阶段。
从1944年下半年起,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政府开始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所谓最后决战阶段的各项特殊体制,其劳务政策也因此而有相应变化。1944年8月日伪海南事务所秉承日本政府旨意,向琼岛各市县下达了“重要劳力紧急动员”的密令。从此,日本对劳工的劫掠进入了主要向琼西南地区及周边县乡和海府地区的紧急强征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对劳工的劫掠政策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统制劫掠劳工的机构有相应变化:市县伪“劳工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原来由日本人或台湾汉奸担任,现在改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任副手,而基层组织负责人则由伪区、乡长担任。在实际强征劳工时,又成立了由各市县伪政权首脑组成的“筹募劳工委员会”,直接通过各级伪政权系统来代替“劳工协会”强行征募劳工,日伪海南事务所下达的征募劳工任务由伪维持会会长硬性摊派给各区乡保逐级完成,而“劳工协会”反退到二级和幕后的位置。这是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区的颓局已定,由日本人直接出面强抓劳工恐激起民变,遂把各级傀儡政权推到前台。第二,征募地区扩大,手段更加残忍。日本原在岛内强征劳工的地区为琼西南的昌江、感恩、儋县及海府地区4个指定县市(区)。现在扩大为昌江、感恩、儋县、白沙、临高、乐东、三亚、海府地区8个指定县市(区)。强征方法则由各级伪“筹募劳工委员会”出面,按平时调查登记的劳工名册及其档案情况,采取直接指派到户和人的方法,并严厉规定有违抗不从者,中途逃亡者,一律严惩直至处决。
这一阶段日本原计划从岛内强征劳工3万人,比原主要强征琼西南劳工要多一倍。由于这一时期日本不仅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而且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从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展开了局部反攻,实行反攻战略,琼崖抗日根据地猛烈扩大,敌占区大为缩小;与此相配合,琼西南沦陷区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强征劳工。因此,日本企图在琼岛实施的这一庞大的强征劳工计划胎死腹中。据统计,至1945年2月止,实际强征劳工仅1.6万多人,而且90%为琼西南劳工,其他地区征募工作因困难重重,强征计划没有实现,这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劫掠琼岛劳工罪恶政策的最终失败。
三、日本侵略者对服役琼西南石八地区劳工的摧残
关于日本侵略者当年在琼西南石八地区摧残和迫害劳工的暴行,在《海南铁矿志》上有零星述及,后人也多少有些耳闻。本文根据所发掘到的史料及受害者的回忆录,对日本在琼西南摧残迫害劳工的罪行再加以补充和归纳,以进一步揭露。
日本对服役琼西南石八地区劳工的摧残和迫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敲骨吸髓的经济榨取。日本侵略者欺骗招募劳工时,公开出价是,劳工每人每日工资1元至1.5元(折法币),即每月平均50元左右,外加遗族安置费。但实际上,除临走时给劳工家属几元“安置费”外,劳工一到就劳地,“名义工资”就变成每人月工资仅3元至4元日币,再加日伪监工、把头的盘剥,每人“名义工资”只剩1元至2元日币了,广大劳工一到就劳地就形同囚犯、奴隶,人身自由和生命尚且不保,谁还敢向日本工头索取“工资”?所以,日方招募劳工的“工资”完全是掩人耳目的,实际是无偿的、敲骨吸髓的榨取。
1946年9月,国民党政府天津市警察局曾按日方规定的被劫掠劳工“工资”,及沦陷期间天津市历年人均生活费指数,对天津被日劫掠劳工的经济损失做统计。根据《国民政府天津市警察局关于沦陷期间天津被抓劳工经济损失概算表》(1946年9月)计算,结果为,每万名被劫掠劳工每年被日方无偿榨取的经济损失近10亿元。如果比照这个结果计算,从1941年至1945年8月,被日本劫至琼西南石八地区服役劳工4万余人,4年半时间被日方榨取的经济损失为180亿元法币。但实际上,这4万余劳工在服役间又有几个得到些许“工资”?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日军从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强抓或从抗日根据地抓捕的“特殊劳工”,他们非但没有“工资”,连遗族安置费也拿不到分文。因此,日本对在琼西南石八地区服役劳工的经济榨取,是难以精确计算的巨大数字。
2.奴隶般的苦役和恶劣待遇。上海、广州、香港等沦陷区劳工无论被骗被抓,掠往琼西南石八地区时全由日本军队押运,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稍有悔意和逃亡迹象,即被当作“共产分子”,就地处决。
在琼西南石八地区服役的劳工绝大部分到矿山、码头、铁路当苦力或从事为日军修筑据点、防御工事等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劳地四周岗哨林立。日伪监工、把头如虎狼,随意毒打、折磨、刑罚或处死劳工;广大劳工如囚徒,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喝的是污臭水,睡的是牲口棚或破烂的草屋。这种非人的待遇和超负荷的苦役,加之事故和瘟疫使大批劳工死亡。石碌矿山流行霍乱(腹泻)温疫,一次即死亡劳工三四百人。据受害者回忆说,即使不是瘟疫流行,每天也会有五六名劳工病死。矿山上瘴气袭人,即使一个健康的汉子在山上千了一天后下山来,脸色也会变得清黄怕人,干久了便渐渐病垮而死。在石碌矿山服役的近4万名劳工,仅1944年,年累计病工就达2万余人次,病工率近50%,不到一年即死亡千余人。此等事倒不胜枚举。
日本侵略者视伤病劳工之生命如草芥,常常还没咽气就把人抬到“万人坑”中活埋,或抬到野林中放火焚尸灭迹。1941年5月至1942年底,日军在修筑石(石)——八(所)铁路和八所港码头时,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在八所潭活埋、屠杀病弱劳工上万人,时称八所潭“万人坑”,其死时被摧残折磨的惨状,惨不忍睹!而被焚尸灭迹的劳工究有多少?更无法计算。在石碌矿山服役的近4万名劳工,在近6年时间里,被活埋、烧死、饿死的病弱劳工不计其数,据统计,截止日本投降时,除少数逃亡者外,矿山仅幸存劳工5803人。
3.令人发指的刑罚和践踏人性的戏弄。日本侵略者对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抓来的“特殊劳工”,一律先送进“劳工教习所”进行刑讯和特别虐待,逼其就范。对于所谓不守“规矩”的一般劳工,不服“管制”,或有不满、反抗、逃亡迹象者均处以刑罚。其刑罚之残酷令人发指,除常施用的毒打、饿饭外,还有“品粪”、跪砖头、压杆子、坐红铁、吊挂、坐电椅、烟熏、火烧、电刑、灌水等等。如在石碌矿山的一次劳工逃亡中,被抓回的劳工施以酷刑,折磨死的有十几人。六年中在琼西南究竟有多少劳工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酷刑之下难以统计。对于劳作时“偷懒”的劳工,除毒打外,还常常进行侮辱、践踏人性的戏弄,从中取乐,其“花招”很多。如一次,在对一名“懒汉”进行毒打之后,拉来一名妇女,强令两人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性交“表演”,供其观看,两人不从,又遭毒打、威逼。其在“观赏”间,不时用自己吸着的烟头烧“懒汉”的屁股和妇人的乳房,戏弄取乐,直到玩腻了,再重重地往“懒汉”屁股踩上一脚才罢休。真是野性十足,惨无人道。
“日本侵略者在琼西南对残遭劫掠服役于石八地区的大量中国劳工进行奴役和摧残,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欠下中国人民无数笔血债中的一笔,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的。日本政府的某些阁僚不能面对血泪的控诉而不顾,重复歪曲发动侵略战争事实的“混话”!因为这是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所永远不能接受的。
(作者单位: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2-27 1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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