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大营救
2022-07-22 09:32:01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院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滞留在香港的抗日文化人大多不懂广府话，亦没有社会关系，处境十分危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指示营救抗日文化人。中共地下组织和数支武工队(港九大队前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派出了最有经验的交通员带路，并派出武装人员在危险地段护送。在他们的精心保护下，一批又一批撤退者从严密封锁的港岛渡海到达九龙，主要分两路开始艰难的旅程，通过日军的重重岗哨和土匪出没的地段，无一伤亡地平安撤退到大后方。秘密大营救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起，历时11个月。先后救出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知识青年及其家属约800人。这次营救行动还帮助一些抗日爱国的国民党人士、部分英军官兵和国外侨民逃离虎口。作家茅盾称这场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香港沦陷后有必要进行秘密大营救吗?试引例说明。

　　答案见下。

▲秘密大营救路线示意图

▲元朗十八乡杨家村的适庐(杨家祠)曾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交通站，也曾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

▲画家丁聪反映秘密大营救的木刻作品《护送》、1942年刊登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东江民报》上。

　　1942年元旦，西贡山寮村村长王亚元接待了为秘密大营救开路的中共负责人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当时武工队队部就设在山寮村。廖承志一行在抗日游击队长蔡国梁护送下，经企岭下偷渡到沙鱼桶。

▲图左侧坍塌的房屋为当年廖承志一行曾在此歇息的山寮村村长王亚元故居(摄于1989年，今已不存)。

▲山寮村村长王亚元(前排中)全家福，约摄于1972年。王亚元曾为秘密大营救出力。

▲秘密大营救中获救的部分知名抗日文化人

　　香港沦陷后有必要进行秘密大营救吗?试引例说明。

　　日本占领香港后，身处香港、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以著名诗人、翻译家戴望舒为例，他在1938年自上海到香港，推动抗战文学，香港沦陷后被捕，关进域多利监狱，遭受严刑拷打，时刻面临死亡威胁，后虽于1942年中获释，但身心已受到重大伤害。他在狱中及出狱后所写的诗《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成为日军残害留港文化人的见证。由此可见，秘密大营救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07-22 09: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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