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香港抗战
2023-01-08 14:51:31  来源：派克资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自1939年1月成立至抗日战争胜利，南方局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具体负责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领导了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以及部分沦陷区的党组织，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配合党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战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等人民武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侵占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香港这片长期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中国土地，也汇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和参与指导下，我党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光辉一页。

东江纵队在行军途中

抗战期间，香港成为运送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图为香港码头

1944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关于东江纵队出击广九铁路的报道

1944年,被东江纵队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与曾生合影

　　建立敌后根据地 重视抗日武装斗争

　　受地理位置、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香港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经略重点。1934年，香港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后，开始逐步恢复建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长江局成立后，即指示所属各地区党组织加强党建和民运工作，开局，“统辖南中国党的工作”展爱国救亡运动。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成立，廖承志任主任，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各项工作。

　　按照对日军作战形势的预测，1938年六七月间，广东省军委决定在罗浮山和桂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8月，广东省军委在广州召开东莞、增城、番禺、从化、花县等广州外围县党的军事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东莞中心县委于10月建立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任队长。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四个中央分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3日，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和香港八办，“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廖承志会同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商议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0月30日，曾生等在广东坪山成立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11月1日，党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人占领的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1939年初，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

　　同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周恩来关于“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的战略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积极发展党员，组织青年抗日团体，开展统战工作，筹措抗战物资和资金。至1939年11月，香港市委、香港海委等建立了77个党支部，拥有党员600余人，领导工人群众2万余人。此外，发动商会、同乡会、文化团体、青年社团支援抗战，1938年10月以后组织10多个港澳同胞抗日服务团、队，前后共三四百人参加东江游击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经济来源，全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

　　1940年6月25日，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周恩来总结指出，香港工作是极复杂而多方面的，人手又不多，两年半以来，在小廖(廖承志)、小开(潘汉年)的领导下，对外建立了关系，募捐收获大，交通情报有很大成绩。

　　党中央、南方局特别重视东江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4月，为加强广东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党中央和南方局先后派梁鸿钧、卢伟良到东江。5月，东江军事委员会成立，梁鸿钧任主席。在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至1939年底，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近700人，在坪山、龙华、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0年3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南方局报告军事工作情况，指出重心工作区域除琼岛外，以东江为第一重要区。11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广东省委，对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及珠江的广游二支队等游击队，须加强领导，在精神及物质上给予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4月29日，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张文彬关于广东省委工作的报告后指出，省委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魔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

　　为贯彻党中央、南方局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东江抗日武装斗争领导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广东省委派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担任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的领导。9月，尹林平在宝安县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决定将两部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武装民兵千余人，建立了大岭山和阳台山两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毗邻香港最近的中共抗日武装力量。

　　开辟抗战宣传阵地 武工队挺进港九

　　1940年8月，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南方党的工作，建议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以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所领导区域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主”，“建电台后可直属中央领导”。经党中央研究同意，南委为南方局派出机构，管辖江西、闽粤赣边、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

　　1941年初，在南方局有力领导和南委的直接组织下，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抗战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这年春夏，南方局将茅盾、范长江等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文化人士送往香港，指示香港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团结、帮助在港文化人士投身抗战民主文化运动，开辟宣传阵地。在香港八办的支持帮助下，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在港创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在港复刊，爱国戏剧、抗战电影等创作活动也活跃起来。

　　5月，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等组成。通过举办文艺、学术、新闻、国际问题等座谈会，广泛联系和推动文化界开展抗日文化工作。

　　12月8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晨，日军分两路越过深圳河，向香港九龙、新界发起进攻。

　　在日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九龙时，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根据正在香港开会的尹林平来信，及时部署，一旦日军进攻和占领港九，立即派出武工队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游孝战争。8日当天，日军一开始进攻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便派出武工队尾随日军，进入香港。

　　12月9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派曾鸿文等紧跟日军插入新界、元朗、大埔地区活动。副大队长周伯明率一支短枪队进入大埔以北、广九铁路西侧，策应曾部。随后组成武工队，林冲任队长。

　　11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派茜坑、马鞍岭自卫队进入西贡的赤径、企岭下、深涌一带活动。之后，江水率10余人小分队留在西贡半岛，其余人员回到葵涌组成海上护航队。同时，曾生从第三大队第一中队抽调20余人、从惠阳短枪队等抽调刘锦进等10余人，与江水小分队会合组成武工队，在西贡地区以及启德机场附近活动，并延伸到九龙市区边缘的狮子山、慈云山、牛池湾—带。

　　12月12日，日军占领九龙半岛。面对香港危局，周恩来在13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全面论述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密不可分的关系，希望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消灭法西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入港武工队也抓紧开辟九龙、新界游击区，积极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团结爱国士绅、争取有民族意识的绿林首领、打击日伪和土匪、保护群众、开辟海上交通线等工作。

　　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岛，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党进入九龙、新界地区的队伍近100人，以“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抗日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地区的乌蛟腾村、三亚村，大埔区的罗洞、船湾、九龙坑一带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这些队伍在武工队的带领下，积极参加对日作战、搜集情报、打击匪特汉奸，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抗战的新篇章。

　　组织省港大营救 组建港九大队

　　日军攻港伊始，我党就十分关注香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

　　12月7日至9日，周恩来接连电示香港八办，要求“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接到指示后，廖承志召集南委、粤南省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完成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任务。自1942年元旦起，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广东党组织、香港地下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入港武工队密切配合，从日军严密封锁下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邹韬奋等3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连同其他人员共800余人。此外，抢救出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100人。

　　1942年1月10日，结合战局形势，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致电党中央、南委，“新界游击区已有所发展，外围武装正扩大中”，并提出在新界地区开展游击战。当月下旬，在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张文彬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队整编为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将活动在港九地区的几支抗日武工队统一编为港九大队。

　　2月3日，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半岛黄毛应村宣布成立，由短枪队、长枪队、海上队组成。短枪队下辖西贡区、沙头角区、坑口区、元朗区的4支队伍，主要任务为机动作战;长枪队在沙头角地区活动，主要任务是消灭土匪，保卫领导机关;海上队活动于西贡半岛沿海，负责消灭海匪、运送物资和护商、护渔。

　　6月6日，周恩来致电南委书记方方等，提议香港等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在南委领导下，港九大队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多民众因此加入港九大队和抗日自卫队。例如，乌蛟腾村500多人中，约九成参加抗日群众组织，有39名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

　　港九大队团结、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一些村庄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于港九地区地域狭小、活动回旋余地不大、日伪军警林立，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高度灵活的优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以打小仗、打巧仗为主。通过破袭战、奇袭战、伏击战、捕捉战，零星消灭几个或一个班的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增强了队伍的威慑力，积累了开展“城市近郊游击战”的宝贵经验。

　　在日军侵占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港九大队始终身处对日作战的第一线，是唯一在港的、成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

　　领导反“扫荡”斗争 开展海上游击战

　　1942年夏，南委因被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12月，南方局作出“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等决定，并指示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广东临委)，尹林平任书记，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港九大队迅速发展，频频出击，日军大为震惊。

　　日军为确保香港“中转站”“补给站”的安全，持续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从1943年春开始，先后对西贡、沙田、沙头角、上水、大埔、元朗等地进行“清剿”“扫荡”。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港九大队一边坚持出击，一边壮大队伍力量。

　　1943年春夏以后，港九大队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新区。广大农民、渔民和城市青年踊跃参加。港九大队以各地区短枪队为基础，先后建立了沙头角中队、海上中队、西贡中队、元朗中队、大屿山中队和市区中队，发展成为拥有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约800人的抗日武装。

　　12月2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号召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军队力量，迎接反攻的到来。

　　1944年，日军展开各种规模的“扫荡”，仅5月就多达8次，上半年进行了两次千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港九大队按照纵队号召，开展杀敌竞赛和扩军竞赛。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粤》为题，报道了东江纵队1944年上半年战绩:“与日伪军进行较大的战斗148次，攻克日伪军据点10个，破坏公路377里，铁路70里，桥梁11座，毙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日伪重764人，伪军反正144人。东江纵队像一把钢刀插入华南敌后，威震港粤。”

　　在领导香港抗战过程中，南方局注意审时度势、把握斗争策略。1944年6月22日，周恩来致电尹林平，为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均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分的暴露行动”。

　　日军占领香港后，把香港作为支持太平洋战争的重要交通枢纽，开辟了从广州至香港、汕头到台湾的海上运输线，大亚湾、大鹏湾和九龙半岛东部海域及大屿山、内伶仃洋海域是日军海上运输必经的海道。东江纵队为控制大亚湾、大鹏湾─带海域，破坏日军运输线，扩编组建了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两支部队相互配合策应，开展海上游击战。同时，活跃在珠江口海域的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元朗中队也建立了海上小队，开展海上袭扰作战。

　　至抗战结束，港九大队海上部队与护航大队取得了一系列战绩。曾生、尹林平高度评价:“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海上部队驰骋在南海之滨，勇敢地以小船攻打敌人大船，多次取得击沉或俘获敌船、全歼敌人的重要战果，使大亚湾和大鹏湾成为我军的内海，应予以高度赞扬。”

　　援救国际友人 与盟军情报合作

　　我党武装深入港九后，通过控制港岛南海海岸线，直接为盟军提供情报、救援等支持，与英、美等国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切实践行了东江纵队在成立宣言中所宣告的“我们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打倒日寇的任务”。

　　香港沦陷后，日军将盟国军人、政府文员、印度兵等分别囚禁在港岛的五个集中营里。最初，因日军监视不严，被囚盟国人员相继逃出。在港九大队营救下，他们被转移到大后方。1942年7月，英国国防部批准成立英军服务团，与东江游击队展开合作，共同营救困港人员。此外，港九大队专门成立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潜入港九市区开展营救工作。

　　1943年8月，因受国民党当局干扰，英方与我方中断合作。尽管如此，东江纵队仍冒着极大危险向困港盟国人士提供援助和便利。1946年2月19日，香港《华商报》刊登黄作梅撰写的《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的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营救英、美、印、俄、丹麦、那威、菲律宾等国人员89人。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上校向东江纵队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香港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是盟军在中国空袭打击的重点。其间，多名美军飞行员及机务人员的座机在香港上空被击落，均由中共武装展开救护并转移。包括1944年2月11日被击落的美国第14航空队飞行员克尔(Lt.Donald w.Kerr)中尉，1944年5月26日被击落的美国第14航空队飞行员勒夫哥(William Lefkoe)中尉、拉忽累尔(G.Laveerll)中尉、沙克(Rolerld Shoak)上士、康利(D.Conleg)上士、艾利斯(H.Ellis)上士，1945年1月16日被击落的美国第14航空队飞行员伊根(J.Egan)中尉和美军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M.J.Grehan)少尉等。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同盟国方面一直不知道香港地区有抗日力量的存在。1944年2月克尔中尉被港九大队战士营救后，东江及香港地区中共武装力量引起在华美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7月，美国《美亚》杂志发表《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文，指出国民党军队“挡不住日军打通粤汉线的进攻”，美军必须“加强与华中、华南敌后作战的游击队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10月7日，美军派代表欧戴义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提出与中共合作，希望建立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10月13日，周恩来来电指示:“你们与欧博士谈话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先电延安请示。”按照指示，东江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任命袁庚为处长，主管情报搜集和对美情报合作。情报人员逐渐发展到200余人。

　　东江纵队向美国第14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情报，被称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所提供的情报被认为“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解放港九 香港抗战胜利结束

　　1945年7月，广东临委根据南方局指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党委)，尹林平任书记。会议要求大力发展党，扩大主力军，巩固民主政权，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毛泽东、朱德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起大反攻。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11日，东江纵队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全体军民开进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14日，广东区委发出紧急指示，命令各抗日纵队集中主力并动员民兵向日伪军全面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电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8月19日，港九大队解放大屿山全岛。20日，部队突入新界元朗，日宪兵队长率日本宪兵及伪警察局长投降。25日，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进驻长洲岛。8月下旬，新界大埔日军宪兵队长率队向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投降。港九大队西贡中队攻击西贡拒降日军，解放西贡。港九大队元朗中队利用政治攻势迫使驻洪水桥日军投降。

　　9月16日，受降仪式在香港举行，英国再次接管香港。英军因兵力不足，只能控制港九城区，一时治安紊乱。港英方面向东江纵队表示，希望港九大队暂缓撤离香港，协助维持治安。9月下旬，港九地区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状态。

　　9月28日，港九大队发布《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告:“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日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撤离香港时，港九新界群众成群结队赶来挽留，军民依依惜别，足见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民众的鱼水情深。邓颖超曾指出:“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党史，也是我们党全部历史的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抗战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历史符号，是联系香港民众与我党我军历史情感的重要纽带，是增进香港民众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历史认同的宝贵资源和重要载体，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重要篇章。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3-01-08 15: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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