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香江传奇（红色旅游·香港）
2023-07-12 15:24:0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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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香港，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苦难，书写了责任。当年，许多海外爱国华侨及同胞，经过这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前往八路军或新四军各分支。而活跃在这里的港九大队更以血肉之躯打通了12条营救路线，为近千名文化界人士的安全转移保驾护航。
70余年风华流转，香港换上新颜。这些红色的记忆，将永远铭刻。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隐于中环的统战堡垒
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
北临毕打街置地广场、怡安华人行，西接云咸街娱乐行，东有上海商业银行大厦、都爹利街……如果不熟悉香港的抗战历史，谁也不会想到，繁华闹市中的这座写字楼曾是70余年前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所在地。
抬望眼，区内高厦比肩林立，两旁临街的铺子多是珠宝店、服饰店。多少年来，这里弥漫着浓重的商业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港澳到南洋，再到欧洲、美洲，全球各地的华夏儿女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援祖国热潮。毛泽东决定在香港设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对外可联络泛太平洋地区，对内又可援助各抗战根据地。
精通5国外语、在海外闯荡多年的廖承志被毛泽东慧眼看中，挑起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重担，当时他还未满30岁。1938年初，办事处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的一间大房子内悄悄地成立了。
记者翻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一书，廖承志选址于此的理由是“这栋楼房楼下有商铺，二楼比临街底楼更有隐蔽性，且有后门可预防不测”。办事处办起来了，但公开悬挂的是“粤华茶叶公司”横匾，外室为摆着各种茶叶的铺面，内室才用来会客办公，接待各方面人士。
据记载，为防范敌人破坏，与廖承志一起成立办事处的情报专家潘汉年制定了一系列秘密工作要求，例如不准照相、不得与亲戚朋友往来书信、住所须严格保密等。也因为这些严格纪律，史料中始终未能收录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
除了位于皇后大道中的办事处，经验老到的潘汉年还选择了3个备用场所作为活动基地，其中包括香港医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在九龙深水埗开办的“南华药房”、民间武装力量领队廖健的“印尼办庄义顺源”等。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与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区委书记谢鹤筹当即成立临时工作组，带领最先组织起来的队伍分头由香港出发，进入广州市惠阳区。根据《纪实》，这支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最初的装备仅有借来的25支枪，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在党的领导下演变为威震南疆的抗日劲旅“东江纵队”。
作为联络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据点，由廖承志主持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备受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重视。目前在中央档案馆的馆藏中，还有不少抗战期间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更名为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与廖承志的电报通讯原件。
《纪实》作者陈敦德认为，抗战时期周恩来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及其他中共驻港机构有效地领导和影响文化统战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乌蛟腾村
感受港九先烈浩然正气
新界东北，乌蛟腾村。
繁茂的古树包围着一座静寂的烈士纪念陵园。入口处的牌坊两侧，分别刻着“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走入园内，只见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立于高台之上(图③)，碑体刻有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底座则书“浩然正气”及乌蛟腾村9位烈士的姓名。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便派出精干武装力量进入香港抗日，兵分三路直插新界，秘密作战。这即为港九大队的前身。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队(图①：港九大队游击队员持驳壳手枪射击)在西贡鸡公山黄毛应村教堂正式宣告成立，下属海上、城区及地下武装等6个中队，成员逾千人，大多数是香港新界原居民。翌年年底，港九大队(图②：港九大队在行动)并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为东江纵队的一个支队。
而乌蛟腾小分队便是港九大队的杰出代表。这支在乌蛟腾村成立的港九大队支援组织，偷袭启德机场、智取日军九龙第四号铁路及军火库等，立下赫赫战功。日军恨之入骨，围剿并扫荡乌蛟腾村十余次，但游击队得村民保护屡屡脱险。
据东江纵队老战士李汉回忆，1942年中秋节第二天拂晓，大队日军再次包围了村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押往村前的晒谷场坐下。日军头目当众审问村长李世藩，“游击队有多少人?在哪里?有多少装备?有没有给村民枪支?”李世藩坚不吐口，最终壮烈牺牲。日军又将另一位村长李源培押往溪涧，对其灌水拷打、烧烟灼背，李源培在残酷折磨之下，依旧毫不松口。
日军的残暴镇压，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乌蛟腾村的年轻男女纷纷加入港九大队，开始了英勇的抗日征程。
1951年10月，乌蛟腾村民合力在村西头一处山坡下修成“乌蛟腾烈士纪念碑”，以纪念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9位烈士。1984年9月，曾生重访乌蛟腾，建议将纪念碑改名为“抗日英烈纪念碑”。
2009年12月，纪念碑迁于新娘谭道与乌蛟腾交汇处重建。2015年8月，纪念碑被正式纳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名录。
“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即中秋节第二天)，全村村民都会在此举行仪式，悼念抗日烈士。”乌蛟腾村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企岭下海
生死营救地 风景今如画
新界东，麦理浩径第三、四段。
全长100多公里的麦理浩径是香港最有名的长途远足路线，横跨数个郊野公园，临海而行，风景如画。其中第三、四段的交点企岭下海，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成为70多年前“香港大营救”最主要的秘密进行地。
《香港抗战英雄谱》作者陈敬堂为记者详述这段“营救”历史。1941年，大批中国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及爱国民主人士被疏散至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当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沦陷后，他们再次落难，处境危急。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一书中，有一封周恩来致廖承志、潘汉年等的电报，日期署为“1941年12月”。电报中，周恩来对抢救文化人士做出了详细部署，并明确指示大营救的行动路线，“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西亚”。
电报内容显示，宋庆龄在周恩来点名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离港人士名单中排列第一位。
营救任务非常艰巨，游击队要将几百名男女老少，从港岛秘密渡海送往九龙，翻山越岭穿过新界，经澳门、深圳、惠州等地送到抗日大后方。营救路线共计12条，有陆路的，也有海上的(图④：护送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路线图)。在港九大队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缜密部署下，惠州、河源、老隆、韶关、兴宁、梅县等地的地下党组织紧急设立了联络站，掩护从香港撤退人员的陆上秘密交通线也打通了。
1942年元旦后的6个月里，游击队员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8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一护送到安全区域。其中，廖承志、乔冠华、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经东线撤离;茅盾、邹韬奋、何香凝等则混杂在逃难人群中，经西线长途跋涉至惠州(图⑤：1942年1月初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达宝安白石龙村)。
曾入编手枪组的港九老战士袁洪告诉记者，他跟着港九大队副队长刘黑仔护送文化界人士时，几乎每天都有小仗，遇到日军、伪军或土匪，便三个人一组，前后夹击，开三两枪就撤。
如今，12条营救路线散落在香港各处。企岭下海狭长的海湾波平如镜，
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手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为国捐躯的战士英灵，将在此世代守护这片热土。
责任编辑：吕堃怡 最后更新：2023-07-12 15: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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