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大营救 虎口脱险载史册
2023-07-17 11:11:17 来源：深圳特区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廖梦醒、欧阳予倩等部分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合影。(何香凝美术馆供图)
海上护航大队船只。(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供图)
1942年，800余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从香港神秘“蒸发”，在短短数月后，他们便悄无声息地突破日军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安全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这便是由中共中央指挥部署、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作为主力实施救援的“秘密大营救”。
历史上，这场举世瞩目的传奇壮举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保护中华文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留存有生力量更是意义深远。首批脱险的文化名人之一、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其“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是秘密大营救80周年。记者走进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重温这场发生在粤港大地上的家国情怀与智慧勇气。
海外文宣重镇 文化名家熠熠生辉
1938年1月初，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家名为“粤华公司”的店铺静静开张了：这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的掩护机构。主任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统战委员会书记。
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宋庆龄住宅成立，宗旨“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是主席，廖承志是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负责保盟的实际运作。
秋季，化名为“杨廉安”的秦邦礼在香港湾仔开设了“联和行”，之前，陈云在延安部署秦邦礼：到香港配合廖承志，保管国际援助物资并运送敌后战场。
“中共在香港设立这三个机构，就在抗战初期，将香港三个‘绝无仅有’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抗战绝无仅有的海外文宣重镇、敌后战场争取和接收国际援助绝无仅有的渠道、抗战期间所有沦陷城市绝无仅有的秘密大营救。”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曹二宝说，“中国共产党主动发挥和提升香港独具的为内地没有或难比难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就始于这个时期。”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救亡日报》拒绝刊登蒋介石污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查封了《救亡日报》。为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名人免遭毒手，1941年1月至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把众多文化名人先后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一时间，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不断在香港涌现，报纸、刊物、戏剧影视犹如雨后春笋，如《新闻通讯》《光明报》《笔谈》《耕耘》《时代批评》《青年知识》《大地画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茅盾、夏衍、金仲华、乔冠华、胡绳、千家驹等名家成为该刊的编辑委员。邹韬奋还撰写了20万字的《抗战以来》，在《华商报》每日连载，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种种行为。此外，演出活动也愈见活跃。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朱赤称，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促进全国的抗日民主事业，以及推动香港的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记者看到诸多当时身藏港岛的文化名人留下的革命文化印记。在馆展示的一张黑白老照片中，夏衍、宋之的、司徒慧敏、于伶等在香港组建的“旅港剧人协会”，首次公演宋之的创作和执导的《雾重庆》，揭露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各种反动势力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前后连演14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据曹二宝介绍，全国一流的文化刊物、传媒和团体，这时都集结于香港，可谓“群星灿烂”：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笔谈》，端木蕻良主编《时代文学》，梁漱溟等创办《光明报》，黄庆云主编《新儿童》;保盟主编《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立报》，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学生呼声》;恽逸群等负责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以及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香港剧艺社等等。很多全国性的抗战展览、漫画、版画、戏剧，都在香港成功展陈或演出。
“我党最早的银行家邓文钊、邓文田兄弟，在香港创办《华商报》，时获海外华侨社会赞誉：‘40年代高挂在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曹二宝说。邹韬奋等主办《大众生活》，短短不到半年就出了30期。香港首发的两部长篇小说：茅盾的《腐蚀》和夏衍的《春寒》，也在海外引发巨大影响。
同时，香港也成为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的主渠道。曹二宝表示：“据统计，香港一度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中国从国外进口或外国援华的物资，约97%经香港运到内地。各种史料证明，宋庆龄以其崇高声望和深厚人脉，领导保盟在香港争取的国际援助，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北美、澳大利亚，还引介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参加中国抗战。”曹二宝告诉记者：香港八办和联和行，通过暗布东南亚和内地的各条秘密交通线，将香港募集的国际援助和保盟引荐的国际友人，全部安全送到了延安，有力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 抗日文化人士处境岌岌可危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认识到要扼杀中国人民的抗争意识，就要剔除他们的精神支柱，于是将矛头指向了当时藏身于香港，坚持为抗日发声的一众文化名人。他们大肆搜捕爱国人士，还贴出告示，限令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甚至在香港电影院放映幻灯片，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又在报纸刊登启事，胁迫茅盾、邹韬奋等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多不是广东人，不会讲粤语，极易暴露，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撤出否?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
情急之下，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要求在趁日军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务必将文化人士安全营救转移至内地大后方。
周恩来也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的布置两次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其中要求对“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及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廖承志召开香港八办紧急会议，部署加快转移、营救工作的进展。 “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中共粵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等也在港开会。廖承志、张文彬立即向诸位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并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决定将营救任务交给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完成。”朱赤介绍，当时为躲避轰炸与追捕，茅盾等人不得不四处搬家。
如何找到这些文化人?在廖承志的指挥下，港九地下工作人员通过报社和书店等文化人密集出入的场所，一个打听一个，串联起庞大的待救名单，很快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转移住处，避开敌人搜捕，安全到达佐敦花园街、上海街等处的秘密接待站。
周密部署 营救线路万无一失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记者滑动墙面电子屏幕，当年大营救的几条主要撤离路线清晰可见。当时，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
东线，从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在企岭下乘船渡大鹏湾到达惠阳游击区。这条线在香港沦陷之前已经建立，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十分重要的海上运输线。
西线，从九龙经荃湾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过梅林坳抵宝安游击区据点白石龙。西线是当时香港难民回国的主要线路，邹韬奋、茅盾、胡仲持、戈宝权、叶以群、胡绳、廖沫沙、丁聪等几百名文化精英混杂在逃难人群中，长途跋涉走回。朱赤介绍，此时日军刚侵占香港，立足未稳，香港粮食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日军便采取了所谓的“归乡政策”，疏散大批香港居民返回内地，“这反而为文化名人们的撤离，提供了条件。”
当时，日军封锁了维多利亚湾，海面的巡逻艇来来回回，负责护送的同志便安排文化人士们乘坐小船，趁日军的巡逻艇开过后，将他们从港岛偷渡到九龙，上岸后为他们穿上难民的衣服，一番“化妆”后，夹在难民的队伍中，他们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荃湾，离开荃湾后折上山间小路，在途中设立的接待站稍作休息，便继续赶路。
“一路上，曾生派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人身着便衣，夹在难民队伍其中护送文化名人们前行。但是走到元朗，日军在这里设有一个很大的检查站，为防止暴露，文化人士只能走山路了。”朱赤说。
大帽山，位于新界中部，是全港最高的山峰，由于大帽山经常出现大雾，故又称“大雾山”。穿越大帽山，崎岖的山路不成问题，最大的危险是盘踞其中的土匪势力。据了解，曾经的绿林好汉，抗战后加入共产党的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曾鸿文带领短枪队提前进入大帽山，派老部下钟清单身赴匪巢，以抗日大义迫使匪首“让出”了大帽山，随后在此建立了据点，打通了荃湾经大帽山到十八乡，进入羊台山根据地的西部陆路交通线。由此，大批文化人士得以安全通过大帽山。
1942年1月13日，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到达深圳白石龙村。彼时，白石龙村是宝安羊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陆路营救路线上文化人落脚的第一站。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2号馆还原了当时的部分场景。这是一座始建于1929年的天主教堂，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指挥部和办事处所在地，曾被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供他们下榻、休整。
很快，茅盾等人又被转移到附近山林里的草寮暂时安顿下来。这些草寮由游击队和村民用山上的茅草、竹片、木材搭建而成。“大的草寮可以住二、三十个人，小一点的草寮可以住八九个人，大小根据地形和实际情况搭建。”
据朱赤介绍，考虑到安全问题，文化人士大多在此短暂居留，便很快转移。游击队先后在白石龙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建立了羊髻山、大把窝、深坑、杨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将文化人士分散安排居住，再视时机转往内地大后方。
在这期间，邹韬奋、茅盾对游击队的油印《新生活报》很感兴趣，建议将其改名为《东江民报》。邹韬奋亲笔题写报名，还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社论。茅盾为副刊题写“民声”，丁聪则画了一批漫画。据朱赤介绍，文化人士利用这段时间，为游击队员和群众授课、讲文化、讲政治、讲国际形势，帮助当地人民提高了抗敌斗争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而同时，村民们也自觉担起了每天往山上送米送菜的任务。他们中就有一位“黄阿婆”，朱赤曾访问过这位老人，“她说当时并不知道山上住的是什么人，但心里都清楚，这些人都是抗日的。所以分文不取，无怨无悔。”在这段特殊而艰难的时间，白石龙村军民不畏艰险携手抗敌，成功保护了一批文化名人，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2年1月14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白石龙召开座谈会，庆贺慰问邹韬奋、茅盾等文化人士脱险归来。邹韬奋在会上感言：“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你们拿枪杆子，我们拿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虎口脱险 肝胆相照
此外，大营救的另一条路线澳门线则是乘船经长洲到澳门，再转赴内地。本来大部分文化人士走西线，“但有一部分电影界、戏剧界人士，走陆路去东江游击区容易被敌人认出，只能坐船去澳门，然后再回内地。”
据朱赤介绍，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及儿媳经普春、柳亚子及女儿柳无垢等则是乘船经坑口、西贡送到海丰。“他们的船原定计划先去长洲，由于被日军拆了发动机，出海后又没有风，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粮水均已告罄，幸遇游击队西贡海上巡逻队，补充了淡水和食物，才到达粮船湾转航海丰。”
1942年1月下旬开始，撤离到羊台山、白石龙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广东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从羊台山越过广九铁路，经过田心、茶园秘密接待站，一站一站转送到国民党统治的惠州。
当时，国民党六十五军一八七师坐镇惠州，他们接到上峰抓捕离港文化人士的任务，袭击游击队。在中共地下党和秘密交通站的巧妙安排下，最终数百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惠州停留休息后，又乘船前往老隆。
老隆是广东省龙川县的重镇，地处国统区大后方，为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商业繁盛，担负着极其重要的接待和转送任务。当时，连贯在老隆镇的“福建会馆”坐镇，亲自部署和组织文化人士的转运工作。
蒋介石对邹韬奋恨之入骨，重庆电令广东各军统站：“一经发现，就地惩办。”邹韬奋处境十分危险。在此情况下，邹韬奋在惠州隐蔽了几天后，在卢伟如和郑展、连洁夫妇的护送下，从惠州码头上船逆水而上到老隆。连贯坐镇，在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的支持下，护送邹韬奋到梅县，在江头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于1942年11月22日安全到达苏北解放区。
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邹韬奋的脱险，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取得了全面胜利。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大营救是营救了中国的文脉。如果这些文化大家落到敌人手中，对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将带来沉重的打击。”这些获救的文化界精英、民主进步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丁聪成为著名漫画家;特伟后来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等脍炙人口的美术片作品，成为国产原创水墨动画片的创始人……
朱赤表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与粤港人民的紧密合作功不可没，他们挺进港九，建立联络站，开辟交通线，成功将他们营救到宝安白石龙等抗日根据地，并安全转移至大后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载入史册的光辉篇章!”
为什么全面抗战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先后沦陷或失守， 都没有相应的“突围”或营救?曹二宝认为，秘密大营救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得益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挥和部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支队伍：一支是廖承志的香港八办及其领导的刘少文组织的秘密交通员;一支是尹林平领导的广东抗日游击总队;一支是张文彬等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是中共在港澳长期深耕的硕果。“秘密大营救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军侵略的一种独特的手段、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瑰丽的篇章。”
当时，邹韬奋曾在离开羊台山根据地时激动地赞扬广东抗日游击总队：“我为民主与自由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总是感到力量不够。现在看到你们光亮的枪，看到你们亲热的脸庞，我是多么兴奋啊!同志们，希望你们紧握手中的枪，这是胜利的保证呀!”
而夏衍也曾发表言论称：“这场大营救表明了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责任编辑：吕堃怡 最后更新：2023-07-17 16: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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