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香港大营救：且看数百文化精英如何虎口脱险
2023-07-17 15:34:09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白石龙村村委书记介绍抗战时期营救文化人士的情况。　黄皓 摄

　　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场亲身经历的香港秘密大营救，年近九旬的原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南方日报》原总编辑杨奇仍感慨不已。

　　1941年底，日本侵占港九地区，大肆搜捕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正当日军在各家报纸和电影院的红灯字幕刊登启事，点名要邹韬奋、茅盾、梅兰芳和蔡楚生等人前去日军军部报到时，他们已经在严密地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并在数月之后安然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

　　敌人为之瞠目，世界为之惊叹！

　　当时，这样一大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要从日军刺刀下的孤岛香港，回到千里之遥的大后方，不仅山险水恶、路途艰辛，更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他们是怎样脱离险境、远走高飞的呢?

　　文化人各自隐匿，何处寻觅是难题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向睡梦中的香港进行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孤岛香港无险可守，日军取之如探囊取物。12日，便占领九龙半岛;18日，日军强攻香港;25日，港督杨慕琦举起白旗，香港沦陷。

　　风云突变，报纸暂时休刊，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为了躲避特务的盯梢和日军的搜捕，已经紧急疏散各自隐匿了起来，许多人还被迫多次搬家;当时具体负责联络、收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柱曾回忆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见过面的文化人很少，许多文化人都不认识，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地址。”

　　在营救文化名人中接待过邹韬奋、茅盾等人的杨奇说，要把几百文化精英从日寇眼皮底下安全营救出去，比打一场战役困难得多。但是，为了保护国家英才，共产党员全力以赴。

　　怎样才能将他们一一找到?潘柱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从自己认识的张友渔、徐伯昕铺开寻找工作，他认为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就可以找到与他们常有联系的其他文化人了。

　　然而，他熟悉的张友渔已经不在他知道的地方住了。去到《华商报》工作人员住的地方，文委机关的人都搬走了，从清洁工那得知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去到那也只见到一个被炸了的院子，所以他在附近转悠了两天，终于在一家商店楼下遇到了刚从日军手里挣脱的张友渔。

　　潘柱安顿好张友渔后，问他是否知道其他从大陆来的文化界朋友和民主人士的住址，张友渔当即表示：有的地名小得很，你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有的人住址我也没记住，但我知道是哪个地方;有的人搬迁了好几次，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但说不定走在外面就碰上了，你不认识，我认识。所以我还是留下来跟你一起去找，或者我自己去找，找到了记下地址告诉你。

　　接着，张友渔找到了胡绳，他们一起又找到了戈宝权，根据戈宝权提供的地址，他们又一起来到了茅盾夫妇和叶以群的住所……就这样，联系的线索逐步扩大，邹韬奋、柳亚子、何香凝、廖沫沙、夏衍、萨空了、丁聪等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相继找到并被安排在临时集中点。

　　在寻找撤离对象的同时，其他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秘密大营救即将拉开大幕。

　　为保万无一失，采用暗号联络

　　日本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为了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把香港变成“模范”殖民地，便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归乡。

　　时任中共中央通信处香港办事处处长刘少文和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首先将营救对象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经人员护送，通过不同线路离开香港。

　　当时东江抗日游击区与港九地区之间开辟了海陆两条主要线路：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九龙到荃湾，越过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都是通过这条线路安全脱险的。

　　东线，即水上交通线，从九龙往西贡然后乘船进入内地，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

　　为确保途中安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两条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员作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

　　交通员们为保证万无一失，都采用暗号互相联络。1942年1月9日晚，交通员李锦荣带领包括茅盾夫妇、张铁生、戈宝权在内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达铜锣湾地区，李锦荣向岸边的一艘小艇问：“有黄花鱼卖吗?”答：“有。”又问：“论斤还是论条?”答：“你到舱下看看吧。”暗号对上，随即上艇开赴停泊在避风塘的一条大驳船上，与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等同志会合，并于拂晓前乘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冲出敌人封锁线，在九龙悄然上岸。

　　仍然由接应的交通员带领，他们通过九龙城，走上直通元朗的青山道，又经一条狭窄的山路登上海拔900多米的大帽山，然后穿过较隐秘的山谷。他们在各联络站打地铺宿夜，次日又艰苦行军，徒步涉过深圳河、穿过宝深公路……

　　在路上，他们先后几次遇到绿林强人的拦截，索取买路钱。幸而当地交通员说这是曾大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客人，对方便很客气地拱手让路放行，元朗镇有个叫“王大哥”的地头蛇，更是特地宰羊款待，过夜后还派了他的“参谋长”护送。

　　1月中旬，这支自诩为“文化游击队”的队伍最终翻越了梅岭大山，胜利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宝安白石龙村。

　　水尽粮空遇护航军，妙计横出退敌匪

　　考虑到陆路的关卡多，一些在香港时间长、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文化人，容易被敌人认出，危险性太大，再加个别年老体弱的重点对象经不起陆路的艰苦跋涉，中共地下党人决定安排他们从香港经长洲岛，再转乘船到澳门、中山、台山、湛江等地，继而辗转到内地。

　　经过这条交通线脱险的有夏衍、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先生，他们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民主派的突出代表，地位高、影响大。

　　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派了专船专人护送，到了长洲岛后，本打算用机动帆船直接开往海丰县去，可日军却要没收所有的机动船只，船主只好拆下机器，机帆船变成了布帆船，完全借助风力行驶。

　　这条帆船1月10日启程，开航不久就在大鹏湾海面遇到海盗截劫，负责护送任务的谢一超孤胆周旋，晓以大义，得免于难。那时天高气爽，无风可乘，本来只要两三天就能到达的航程，竟在海面上漂泊了7天7夜。

　　幸而途中碰上了东江游击队护航队的巡逻艇，在船上食物和淡水都即将吃光大家却又无计可施之时，送来烧鸡、鸡蛋、奶粉和几箩筐重达百斤的番薯，并为船上装足淡水，他们才得以熬过这漫长的7天7夜。

　　当海丰马宫港目视可及之时，何香凝感怀之余，挥笔疾书，在游击队送来的奶粉袋子上赋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其他护送队伍中虽然没有如此“海盗截劫”、“水尽粮空”的遭遇，但撞上日寇的巡逻汽艇，危险性和紧张程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一行21人就在途中经历了日寇的盘查问询，主演《赛金花》红遍全国的美女明星王莹因化装不彻底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对她严加盘问。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在剑拔弩张之时挺身而出，用日语谎称是商人和家属，要疏散到长洲去，还解释说是因为害怕才把脸抹黑。

　　几句日本语勾起了日本兵的怀乡情结，闲聊了几句，连行李也不查了，挥手说：“把脸洗干净，开船吧!”大家好似绝处逢生，都发出庆幸的感叹。抵达澳门之后，他们又从水路去台山县，终于在1942年2月初安全到达桂林。

　　这场大营救历时近200天，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无一失误。

　　“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如此形容香港大营救。而茅盾更是称其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新华社发

　　点评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冀满红：“大营救”体现党对知识精英的重视

　　这场“香港秘密大营救”，从营救方式到营救价值，都堪称壮举，体现了党对知识精英的重视。

　　抢救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异乎寻常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党中央对抢救文化精英的高度重视，使得共产党人从上而下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营救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就接到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电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知识精英的引领作用，比如当乔冠华后来通过廖承志等向党组织正式提出入党申请时，周恩来指出：“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

　　其次是香港党组织执行党中央抢救文人的指示是坚定不移的，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深知此次营救的人员都是文化精英、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因而在营救和护送过程中绝不掉以轻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

　　起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营救计划周详、各个环节安排妥当，大队伍在撤退路途中才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顺利到达内地。这场秘密大营救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设有事先检查过的秘密交通站，交通员之间“交接工作”的时候都使用暗语，确保万无一失。

　　红色辞典

　　359旅

　　八路军第359旅，按照党中央的号召，1941年春由旅长王震率领开赴位于延安南面的南泥湾等地区，在这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的地方实行军队屯垦。第359旅广大指战员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在荒山上开辟了12万多亩土地，把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第359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旗帜的先声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责任编辑：吕堃怡 最后更新：2023-07-17 15: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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