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香港
2017-11-08 15:50:14  来源：广东历史驿站  点击：  复制链接

　　香港日治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统治香港的时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香港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

　　一、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发展因日军占领而中断。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日，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8日早上8时30分，在36架护航机掩护下，日军12架轰炸机轰炸启德机场，驻港仅有五架皇家空军飞机瞬间被炸毁，陆军方面，日军的三个陆军联队分成左、右翼及迂回队攻入新界。战事一开始, 日军便立刻横渡深圳河，3个步兵联队便向左、中、右三方进攻。由于新界没太大战略价值，所以守军便按他们的计划，退守至“醉酒湾防线”， 并在撤退时把道路和桥梁破坏，以增加日军南下的困难。至当日黄昏，日军已进占香港的大埔。虽然港府多番宣传英军作战能力，但英国在欧洲战场自顾不暇，驻港军队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战事的第十八天，香港在战争中迎来了“黑色圣诞节”。黎明时分，港督杨慕琦发表祝祷，号召军民继续反抗。上午，日军作了最后招降，但又给杨慕琦拒绝了。下午，莫德庇向杨慕琦报告战情, 说明守军弹药不足，而且水源已断，实在无力抵抗。最后，杨慕琦接受了莫德庇意见, 于圣诞日下午7时于半岛酒店三楼日军战斗司令室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签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18日的战事，日军占领了香港。

　　日军在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籍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亦被改成日文。香港市民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残，日军烧杀抢掠，香港遭到空前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凋零，民不聊生。

　　二、香港与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全中华民族迅即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国内，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采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和支持抗日。与此同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风起云涌，成为整个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1.保卫中国同盟建立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保盟”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立的组织。“保盟”利用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等有利条件，通过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等方式把中国民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特别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当时运至香港的救援物资，先在“保盟”设于湾仔的仓库中分类整理，集中装箱，然后运往内地。粤汉铁路畅通时，救济物资多由此线运送。粤汉铁路陷落后，改由经法属印度支那运往中国广西或云南，然后转送他处。无论是战时首都重庆，还是交通闭塞的延安，甚至远在山西五台山的国际和平医院，都曾收到过保盟辗转运去的救援物资。

　　“保盟”还多次发起了电影、戏剧和音乐的义演，呼吁香港各界资助抗战。例如，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电影募捐演出。宋庆龄邀请港督罗富国夫妇、何东、周寿臣等知名人士观看演出。两场演出为国际和平医院筹集到3,000元港币基金。

　　2.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

　　1938年1月，征得英国方面同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和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前往香港工作。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1939年10月，办事处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以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20辆卡车和两辆轿车。办事处还向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并协助多批华侨回国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

　　3.民间团体抗日救亡运动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 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开始于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而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四千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1939年初，按照宋庆龄的建议，香港的几个妇女团体帮助“保盟”募集了4,500多种中国艺术珍品，运至纽约、巴黎和伦敦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教授到香港大学讲演，呼吁医科学生参加该队工作。港大学生会热烈募集款项，购置两部救护车和许多外科手术设备，并派4名学生送往内地。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黄炎培来到香港劝募公债，香港各界热烈响应。香港民衆还组织医疗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援助祖国抗战。就连儿童亦纷起响应，在长洲岛，儿童们曾举行别开生面的舞狮筹款活动。为了更好地支持祖国的抗战，香港同胞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等，它们同东南亚各埠的爱国华侨联系援助祖国抗日救灾，积极为抗日活动筹措经费，寄给国内慰劳抗日部队。香港同胞还收容从内地来港的难民，抵制日货，更有不少热血青年回到内地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

　　4.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起着重要的运输站和联络点的作用。通过它，强化了中国抗战文化与海外抗战文化的联系，与世界进步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交汇。同时，香港作为一个世界性自由港口，通过它，建立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筹集抗战资金，为新四军、八路军购买医疗器材和枪支弹药，这是在中国其他地域无法取代的。

　　从1937年7月7日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之前，香港暂时免遭战火，一时成为一个战争“避风港”。这一特殊的条件，遂成为一批文化人用不拿枪的方式参加祖国抗战的良好阵地。抗战伊始和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当局强化文化专制，加紧控制进步文化和思想，迫于此，先后有两批文化人士由内地疏散到香港。他们在这里掀起了抗日文化热潮，使“在富丽物质生活掩盖着贫瘠精神生活”的香港，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文化据点，大批进步的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香港的抗日文化运动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

　　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抗战文学成为抗日救亡文化的典型代表。发表在进步刊物《文艺阵地》上的《华威先生》和《差半车麦秸》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纽约、伦敦和莫斯科等地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中国抗战随中国抗战文学一起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抗战文化之所以能在香港迅速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内地人才荟萃于此，借助了香港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我党利用香港有利因素组织和促进的产物。

　　对香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我党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香港是商业自由港口，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通过它既可了解国际形势动态，又能争取港澳和海外同胞、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港英当局对中国战事的中立态度，使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得以在这里存在，从而为在抗战中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活动和扩大影响的空间。为了充分利用香港，早在1937年底，周恩来就在武汉与驻华大使面商在香港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并派廖承志到港主持工作。

　　我党在组织和建立香港抗日文化宣传阵地时，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尤其是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国统区抗战文化低落，按照我党“政治上采取全面攻势，争取国内时局好转”的总策略，在港党组织利用新闻、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文化形式，围绕呼吁团结、抗战、民生，讴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这一主题，大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发动许地山、范长江等400多名文化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些斗争在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整体战略部署。

　　为了国际反法西斯宣传，我党积极开展工作。廖承志每周主持一次有邹韬奋、乔冠华、范长江、胡绳等著名文化人参加的时事漫谈，互相交流信息，分析对时局的看法，然后在漫谈的基础上，采取实际的宣传活动。夏衍、戈宝权等人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提议组建国际反法西斯作家同盟;以我进步文化人士为骨干的中国文协香港分会为响应反法西斯运动举行音乐会，为英苏将士募捐;在港的剧人协会演出了宣传反法西斯的《希特勒的杰作》，极受国际友人的赞扬，引起空前的轰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既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宣传，又团结了国际反法西斯进步力量。

　　三、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前期称抗日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然而，在这极其艰难的岁月，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前期称抗日游击队)，战斗在香港的山水间，顽强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他们是这3年零8个月中唯一的一支抗战武装力量。

　　1941年12月9日，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为配合英美盟军作战，开辟敌占区游击战争，派出精干队伍进入香港。第二年的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贡宣布成立。

　　当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大格局上，抗日游击队肩负着保护我方交通线，切断敌方航线的重要任务。香港地理位置特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中转站，又是其侵略华南地区的基地。港九大队通过夺取海上运输线，截获日军运输船，牵制敌人有生力量，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

　　当年的港九独立大队政委黄云鹏回忆说，香港的大屿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控制着香港往来澳门、广州的海上航线，还可以监视香港通往太平洋的航道。日军对争夺与掌控大屿山十分重视，把活跃在大屿山的抗日游击队视为眼中钉。1944年4月，日军出动2000多人，中小型战舰40多艘，飞机4架，由一名将官指挥，海陆空全面大扫荡，历时21天。然而，扫荡最后以游击队主动出击，日军失败告终。

　　港九大队还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哨。这支队伍专门成立国际工作小组，把营救国际友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先后营救了89名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关押在监狱里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以及遇险的美军飞行员。港九大队还与盟军建立起情报合作关系，为盟军提供了大量及时有效的情报。这些情报帮助盟军准确摧毁了日军在启德机场的机库、香港海面上的补给舰船等。1944年7月，《美亚杂志》发表的《东江纵队与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肯定东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说："立刻承认这些游击队的存在与潜力，包括派遣联络官，予以技术上与军火的援助，对于我们将来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了。"

　　香港沦陷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在内的大批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了日军的“黑名单”，随时可能遭受不测。香港抗日游击队克服千辛万苦，在短短数月中，使数百文化名人摆脱了日寇的搜捕，通过秘密通道，安全送往内地大后方。

　　为了保卫家国，驱逐敌寇，港九大队约千名游击队员中，在战斗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人就达到100多人。 六十多年过去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战事迹长久以来被人们口口相传。然而，由于殖民统治等原因，港九独立大队的光芒多年来被刻意“暗淡”。如今，拭去历史的尘埃，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关注和挖掘这段历史。陆续面世的不少资料显示，共产党领导下的东纵港九独立大队，无论对于沦陷的香港，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对于全球反法西斯太平洋战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香港回归后的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将港九独立大队在战斗中牺牲的113名烈士的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供市民凭吊。英勇抗战的港九儿女在香港历史上正式获得了他们光辉的地位。

　　最后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重掌香港主权。

　　中华民族经历8年抗日浴血奋战，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终于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展开各项纪念活动，深思历史，追思英烈，长鸣警钟，表达追求和平的渴望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让国民清醒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珍视民族团结的可贵，激励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纪念抗战胜利对香港具有特殊意义。「三年零八个月」是香港被日军侵略及蹂躏的艰苦岁月，香港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经济等方面饱受摧残，不少上了年纪的港人，对这段苦难历史记忆犹新。港人的祖父辈不畏日军淫威，视抵抗侵略者为光荣任务，纷纷参加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动，保护香港，保卫民族国家。当时有名的东江纵队护侨护商，抢运战略物资，抢救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国际友人，配合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香港民众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表现出共赴国难的深厚感情。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为国家抗日募集大量物资和资金。香港民众满怀爱国热情，大量青年人直接投身于抗战第一线，为抗战胜利前赴后继。由于历史的原因，回归前港英政府很少宣传中国的抗战历史，香港市民对民族抗战历史认识较少，未能很好体会到国家和民族走到今天，在世界上扮演这麽重要的角色，经历了多少困苦和磨难。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借假日之便，组织一系列的抗战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既可告慰先贤，更可启示后代，更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命运与共，国家强大兴盛，才能抵御外侮，人民才能安享繁荣。广大市民普遍认同政府将今年9月3日抗战纪念日定为假日的建议，立法会不同党派议员应顺应民意，支持通过。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8 15: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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