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与香港抗战
2017-11-10 10:42:21  来源：论文网　作者：立波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立下了特殊的战绩。她孤悬华南敌后，坚持抗日武装长达八年，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直接支援，困难时期甚至连一部电台都没有，仅靠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这就是英雄的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和她旗下的港九独立大队，成为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

　　由香港爱国青年组成的东江纵队，是我党在东江地区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开始入侵广东。10 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内地推进，国民党守军狼狈溃逃，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党组织勇敢地挑起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重任，在各地组织群众起来保卫国土，抗击敌人。

　　粤东南的东江地区，这里离广州不远，离香港最近。围绕这一地区的山岭、丘陵和平原，有一条宽阔的东江，东江纵队因此得名。为开展抗日斗争，党组织决定派人到东江敌后建立根据地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召集吴有恒(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和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等人开会，研究派人到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事宜。吴有恒和曾生都争着去。曾生对吴有恒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合适。你是外地人，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

　　廖承志同意了曾生的请求，派他和周伯明等人率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惠阳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开辟敌后战场。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宣布成立，曾山任大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后发展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此前，党组织在东莞、增城、宝安等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武装，并于1939年初整编为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委。为利于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这两支抗日武装暂时没有公开使用共产党领导的名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

　　1942年1月，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主任，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治委员尹林平、副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王作尧。为培养本地干部，中共南方局于2月改任曾生为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依次为第三、第五、惠阳、宝安、港九大队。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在惠阳坪山宣布成立，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令员为曾生，政治委员为林平，副司令员是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是杨康华。

　　东江纵队的成立，标志着东江及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发展。从此，东江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武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是以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形式出现的，虽然它们的活动都受我党的领导，却并没有正式公开。东江纵队成立以后，在它发表的《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中，则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东江纵队便成为我党在东江地区一支公开的抗日武装力量，推动了东江敌后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东江纵队的主要成员是香港爱国青年。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香港同胞近千人，出现了不少“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同时，得到广大香港同胞的掩护和支持，是东江纵队在游击战期间能够活跃在崇山峻岭、出没于丛林郊野的主要原因。在艰苦的环境中，东江纵队独立发展壮大为拥有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其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江纵队与香港的“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下半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发现日军集结了三万多兵力在广九铁路两侧，逐渐地迫近深圳河边，进攻香港的战事一触即发。当时，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将情报通知了港英当局，促请注意，但是港英当局并没有认真准备防务。1941年12月8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当时，香港驻军人数只有四千人左右，攻港日军兵力达一万五千余人。日本空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海面的英军舰船，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空军力量。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由于英军疏于防范，九龙要塞被日军轻易攻占，英军被迫转守香港岛。12月25日，香港战役以香港总督杨慕琦的被俘而告终，从此香港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26日，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式。香港沦陷后，日军设立军政府，实行法西斯军政统治。日本军政府随即宣布戒严，封闭房屋，拘捕港英军政官员，发行军票，对居民的生活日用品实行苛刻的配给制。

　　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之前，香港暂时免遭战火，一时成为一个战争“避风港”。抗战伊始和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当局强化文化专制，加紧控制进步文化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先后有两批文化人士由内地疏散到香港。他们在这里掀起了抗日文化热潮，使文化贫瘠的香港一时间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文化据点，大批进步的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大批文化人所处情势紧迫。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以及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关切，相继以特急电报指示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转移困留于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2年1月上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会研究紧急营救方案。东江抗日游击区与港九地区之间，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会议决定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元老等，由水上交通线转移;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则走陆上交通线，再分别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确保途中安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员作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1月9日晚，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到铜锣湾上了小船，在拂晓前乘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冲出湾口，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在九龙悄然上岸。几天之内，在香港的几百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就这样安全转移到九龙交通站。11日清晨，第一批数十人离开九龙，经荃湾、元朗，在赤尾通过日军封锁线，13日顺利到达位于宝安的游击队指挥部。

　　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计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十一个月。他们神奇地从香港岛“消失”，他们中没有一人被捕。中共十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属共约有八百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孔德?、廖沫沙、黄药眠、胡风、沙千里、高士其、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袁水拍、华嘉、张文、沙蒙、金山、王莹、宋之的、于伶、许幸之、郁风、叶浅予、胡考、丁聪等等。与此同时，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或提供安全路线、路过东江转去大后方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电影皇后蝴蝶等。

　　营救工作富有传奇色彩，如从启德机场营救英国战俘。负责营救任务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江水在与队员研究如何先行侦察情况时，队员廖添胜主动请缨：“我在香港长大，曾经多次在机场做工，对地形熟悉，又会讲几句英语。”江水同意让他深入虎穴。为便于进出机场，他要廖添胜化装成香烟小贩。廖添胜很快就同机场修路的民工混熟了，他以卖烟为名侦察，终于发现机场南面有一条臭水沟流向一个涵洞，洞口直径八十厘米，洞里水也很浅，完全可以爬进去，下水道的出口则在海边。这一发现让江水等人十分高兴。

　　第二天，江水吩咐廖添胜再次摸清敌人巡逻的规律，被俘英军的作息时间;并要他告诉英军战俘，游击队会救他们，要他们依照约定的时间行动。到了午夜时，赖章、廖添胜四位队员埋伏在下水道出口两旁，江水带队员在较远处接应。没有多久，廖添胜便听到水声，随即见到有人爬出来了，可是只有两个英国军官，问上午接头的那个高个子汤姆生，他带着歉意说：“我们两个先打头阵，如果不被日本人抓回去，他们才放心，今晚就会有大批人出来的。”当日，这两名英兵就被水上交通船安全送走了。到了晚上，在下水道出口接应到的，又只是两名中尉。显然，他们还是半信半疑，实在过分小心了。第三天晚上，江水短枪队再去接应时，看见有日军在水道出口处的海边巡逻。事后打听，原来日军发现少了四个战俘，跟着就把下水道的涵洞封锁起来。江水的短枪队也就不能利用这条通道营救启德机场的战俘了。

　　据被营救的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回忆：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母亲流浪生活无时得到安宁，但是每一次遇到困难时，都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关怀照顾和援助。香港沦陷后，母亲和柳亚子先生等一起，乘坐共产党方面准备的船只前往东江。船原是机帆船，但因为当时敌人要没收一切机器，船主无奈地拆了机器，将之沉入海。因此，这条船只得依靠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可是出海之后，偏偏海面上一点风也没有，原来预计两天到达东江的，却在香港海面徘徊多日。

　　船上的食水和粮食均已告罄，大家都很焦虑。船主下船去取水，途中，碰到共产党游击队的巡逻队。船主与母亲商量，把这件事情告诉游击队，他说：‘游击队知道您的名字，告诉他们您在船上，请他们帮忙如何?’母亲说：‘好，就这样做吧。’游击队听到船上有廖仲恺烈士夫人，立刻向上级报告。

　　游击队领导除了写信表示敬意以外，还送来了煮好的鸡和牛奶，写明‘请交给老人’送给母亲。此外，还送了几箩重达百斤的番薯，装足了水，困难解决了。此时，海上风也起了，船便一路顺风驶向东江的海丰。

　　母亲当时感怀之下，写了一首诗，《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

　　水尽粮空渡海丰，

　　敢将勇敢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

　　即死还留后世风。”

　　另据被营救出来的张友渔回忆：

　　“撤离香港的文化人，都是在深夜乘党组织准备的小船，偷渡到九龙。我们偷渡那一次，正赶上日本哨兵在九龙的渡口检查，为躲避追捕，我们的小船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边一个僻静的崖壁下，由护送我的交通员先上去，然后吊一条绳子下来，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个根绳子，慢慢地沿着崖壁的石缝爬上岸去。

　　登岸后，我们在九龙地下党早已准备好的秘密住处，化装成商人模样，又到一个叫西贡的小港，上了游击队的船，准备渡海到对岸的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

　　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了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不然就动武。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早有准备，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紧张。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对峙了一阵后，见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就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

　　这次香港大营救，除了营救出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界人士外，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和各国留港人员以及英国、印度军官，在全国、在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是军事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奖。在营救过程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一切抗日爱国人士以诚相待，患难与共，表现了共产党宽广的襟怀。营救活动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从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次营救组织“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说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在驻港英军投降后，被俘的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籍的人士，被关在三个集中营里。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东江纵队勇敢地与日寇周旋，灵活机动地营救了一批在港国际人士。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沦陷期间，东江纵队一共抢救了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八十九位国际友人，得到了他们高度的赞誉，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被救的美国飞行员在感谢信中写道：“我们美国人从历史记载中和我们全部的学问中，都从来不曾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雄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

　　香港地区唯一的抗日武装港九独立大队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在港九地区成立一支抗日武装。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告成立，不久改称港九独立大队，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东江纵队派出熟悉港九情况的游击战士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蔡国梁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另一位游击战士黄高扬任政治处主任，他们统一指挥港九新界地区各个游击队。

　　港九独立大队包括长枪队、短枪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和情报系统等五个中队，队员六百多人，人员由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中华书局、洋务工会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港九独立大队后来发展到数千人，包括港九地区的工人、农民和热血知识青年。港九独立大队成立以后，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新界的原居民，他们不但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家乡的战争中。最早参加港九独立大队的人很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书院的学生。如港九独立大队政委陈达明是位大学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毕业于皇仁书院，给曾生当英文翻译的林展是庇理罗士女书院的学生。

　　港九独立大队在港九地区清除土匪、宣传抗日、杀敌除奸、破坏交通、炸毁机场，有力地打击了侵占香港的日军，成为一支唯一坚持在香港的抗日武装力量。港九独立大队组成后，则积极对日军发动攻势，包括派遣短枪队袭击日军据点、截击日军运输队伍，以及伏击汉奸;与东江纵队护航大队互相配合，除保护渔民及海上航道外，又破坏日军的海上运输，并以炸药包、渔炮、手榴弹、短枪等武器攻击日军。

　　在香港市区，还活跃着一支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的“方姑游击队”。“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方姑游击队”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宪兵倾巢出动数度搜捕“方姑”，终不知“方姑”去向。

　　传说中“方姑”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1921年，方兰生于香港，后毕业于崇德学校，以小学教师为业。1938年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独立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方姑潜回香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战斗至日本投降。市区中队主要在香港九龙市区内敌人的心脏活动，方兰带领队员们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散发传单，搞爆破，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而他们收集的情报，不仅使大部队准确地袭击了敌人，也使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要塞部位。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区区弹丸之地，竟像在中国大陆一样，游击队神出鬼没，要把港九地区变成“大东亚模范治安区”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1948年，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1949年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5月，方兰在广州病逝，享年77岁。

　　威震港九的“神枪手”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港九独立大队短枪队。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黝黑，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刘黑仔”。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到惠阳坪山参加东(莞)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任游击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特务。刘黑仔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武工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匪汉奸，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在1942年2月港九独立大队组建后，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干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在九龙金棠酒家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装扮成乞丐爆破九龙铁桥，等等。短枪队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参与开辟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1946年5月，刘黑仔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独立大队主力一网打尽。刘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港九独立大队出色地进行了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的工作，如赖特上校、秘书李玉标、谭臣副警司、祁德尊少校、摩利海军上尉、上海汇丰银行劳思维克和摩利逊、香港义勇军比尔斯中尉等，都是经由港九大队护送脱离敌占区的。据不完全统计，经港九独立大队营救的盟军和国际友人，英国人二十名、美空军机师八名、丹麦人三名、俄国人一名、挪威人二名、菲律宾人一名，共八十九名。

　　最轰动一时的，是1944年2月刘黑仔短枪队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跳伞降落的美十四航空队飞行教官敦纳尔?克尔中尉事件。1944年2月11 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率领二十架战斗机为十二架轰炸机护航，从桂林起飞，突袭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座机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被港九独立大队小交通员李石发现，将他藏了起来。刘黑仔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交通员给克尔送去食物、棉被，帮助包扎伤口。晚上，把克尔转移到沙田、西贡交界的马鞍山一个石洞里。为了避免被日军擒获，刘黑仔白天在通往石洞的必经之路埋上土制地雷，到夜里再把地雷拆除。

　　克尔座机被击落后，日军出动了一千多人对沙田区、西贡区进行大搜捕大扫荡，进行梳篦式的“铁壁合围”，搜捕克尔中尉。在紧急关头，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接到从各中队转来的情报。大队长蔡国梁、中队长黄冠芳、情报组长蔡仲敏、情报员陈亮等共同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决定实行“调虎离山”计，争取救克尔出围。策略已定，立即命令各中队主动出击，牵制敌人。

　　按照独立大队的指示，刘黑仔一方面加紧对马鞍山的警戒，另一方面深入日寇驻扎的市区，散发反“扫荡”的传单，爆火车、炸桥梁，搞得日寇寝食不安。日本宪兵的翻译、汉奸陆通译扬言，要与刘黑仔较量。为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刘黑仔在一天深夜化装成日本军曹，带领一支“日军”小队来到陆通译的住所，声称日本宪兵司令部找他。途中，刘黑仔突然对陆通译大喝一声：“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你这个民族败类!”刘黑仔又将一张写着“枪毙大汉奸者刘黑仔也”的字条帖在陆通译的尸体上。

　　为了迫使日军从沙田、西贡撤兵，保证克尔中尉的安全，刘黑仔与短枪队员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启德机场，在停机房和油库放了两枚定时炸弹。“轰隆隆”两声巨响，日寇占领的机场顿时变成了火海。这一战，使日军的实力受到重创。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战斗和宣传攻势，迫使敌人将在新界郊区扫荡的部份兵力连夜撤回到市区，反包围、反扫荡取得了胜利。解救克尔之围，情况缓和些了。在游击队频频出击的形势下，日军被迫把“扫荡”沙田、西贡的兵力抽回市区布防。一个夜晚，刘黑仔带领七八名短枪队员，保护克尔下山到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蔡国梁大队长、陈达明政委、黄冠芳中队长等人热情地接待了克尔。二月底，克尔由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护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又受到曾生司令员、尹林平政委等领导的热情款待。不久，克尔便回到了桂林，克尔中尉终于安全归队了。

　　克尔在给游击队的感谢信中，称刘黑仔为他的“再生父母”。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把克尔脱险经过作为航空队的学习教材，指导飞行员们在中国作战遇难时，找到当地游击队即可获救。在二战期间，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游击队员们及老百姓就曾经先后营救过很多遇险的盟军人士，仅美国飞行员就有八名。美国总统里根1984年4月访华时还念念不忘：“我们和你们并肩抗敌，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还记得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吧，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救了他们很多人的生命。”

　　港九独立大队终于获得历史的承认

　　根据上级的指示，港九独立大队设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国际工作小组在营救盟军人员，以及与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业绩。1944年冬，在美军请求下，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纵队开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黄作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首席翻译官及联络员。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黄作梅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重返香港，筹备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后任办事处主任。英国政府为表示感谢东江纵队的友好合作，于1946年在伦敦把一枚皇家勋章颁给东江纵队成员黄作梅。正如东江纵队在抗战胜利后撤离香港时发布的宣言所说：“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1942年7 月，经中国政府认可，英国在中国建立了英军服务团，以帮助战俘逃离日本在香港建的集中营。港九独立大队积极协助，曾先后与英军服务团、美国情报组织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1944年10月，美方情报组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为此，东江纵队成立了特别情报工作部，在香港、广州等日军占领区建立了情报网络，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此外，港九独立大队还在武装群众，打击敌伪，肃清土匪，护侨护商，抢运战略物资，抢救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国际友人，配合盟军作战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9月1日，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被命令撤离。其后不久，又应英方请求，自发组成自卫队以协助维持新界治安。在1946年9月港英政府重开各区警署后，自卫队才陆续解散。1946年，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东江纵队2400名战士由美舰运送到烟台，其余全部解甲还乡，东江纵队才正式解散。

　　1946年4月30日，港督杨慕琦从沈阳战俘营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从此到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离任的半个世纪中，港英政府一直不承认二战期间曾配合盟军英勇作战，深入集中营营救英军战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的港九独立大队，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使得许多香港人并不知道。

　　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四百多名分散各地的老战士会聚香港庆回归。香港各界获悉当年父辈含泪送别的亲人回来了，纷纷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老战士们重游战斗过的地方，受到香港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看到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忆及往事，不禁百感交集。“香港女侠”方姑和她的老战友们也回到了香港，在烈士碑园中久久徘徊。同年中秋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接见老游击战士代表，赞扬港九独立大队的贡献。

　　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隆重的“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承认：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把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香港而牺牲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一百一十五名烈士的名册，安放在大会堂纪念龛，供市民凭吊。特区政府决定在每年的重阳节，举行“为保卫香港而捐躯之人士”纪念仪式。特区政府立法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并依据太平洋战争抚恤条例，对烈士家属、曾经负伤和被俘被虐待的队员给予抚恤，在港有永久居住权的队员及家属享受公务员的医疗待遇。

　　半个多世纪后对烈士迟来的追认，使名册安放仪式意义非凡。香港各大媒体和世界著名通讯社，都作了广泛和详尽的报道，对特区政府给予高度评价。报章杂志刊载介绍港九独立大队的资料，也激发了青少年踏着先辈的足迹，追寻这段令港人骄傲的历史。港九独立大队第一任政委陈达明说：我作为一名老游击战士，又是港九大队领导成员之一，作为历史见证人，有责任将香港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光荣历史，如实地作出交代。正如新界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铭记的：英雄烈士们的光辉业绩同港九新界的山山水水一样，万古长存!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10 10: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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