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保卫香港的抗日英雄 却被港英当局刻意遗忘（1）
2017-11-16 10:29:08  来源：新浪军事  点击：  复制链接

　　1998年10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烈士。在这次仪式上，一支在港英时期被刻意“遗忘”甚至抹杀的队伍被郑重地介绍给香港市民。记录115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阵亡烈士姓名的战士名册被正式村让在香港大会堂的纪念龛内。120多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和家属出息了仪式。时任香港特区特首的董建华在仪式上代表香港市民向所有在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军民和家属致敬。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以广泛追认的方式表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战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近千名抗日英雄。

　　在香港建立抗日武装

　　1942年2月3日(部分回忆认为是2月2日，以陈达明政委回忆为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香港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头厂当过工人的蔡国梁任大队长，广州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陈达明任政委，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中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和情报队等五个中队。

　　实际上，如果讨论抗战期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哪一支的平均学历最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几乎一定能够排进三甲。从初创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领导层到基层指战员中就有大批大中学生。游击队总队长曾生，中山大学学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是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大专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是中山大学学生。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前身之一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的东莞壮丁模范队全部由东莞当地中学生组成。仅1944年至1945年，粤北地区就有200名大学生和500名中学生参加东江纵队。

　　而港九大队，同样是一支高学历的抗日武装，而且与东纵其他部队相比，港九大队的很多乘员从小接受的是当时香港最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为曾生担任翻译，后担任东纵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的林展，是香港著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毕业生。

　　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港九大队在战斗之余十分注意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带给香港的各种陋习。例如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主要依靠团结渔民来建立自己的海上作战力量。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曾是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会书记，对港九渔民和海员的抗日热情以及其中蕴藏的力量十分了解，他专门指示：“港九沿海渔湾，有众多渔民，是一支不可估量的抗日力量。必须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才能在港九地区站稳脚跟，开展对日斗争。”

　　但是，在日寇统治下，渔民连自己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都无法保证。由于日寇在香港大搞物资限量配给，渔民每天仅能获得0.5千克口粮，但因海上作业劳动强度大，渔民日均所需口粮实际在1千克以上。而且海上作业所需的煤油，每天配给量仅有1.5千克，明显不足。除了受日伪的剥削外，香港渔民还要受到鱼栏主的封建剥削，这些鱼栏主采用大秤入小秤出，逼迫渔民借高利贷，不准渔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对渔民妇女的所谓“初夜权”。针对日寇和封建鱼栏主的剥削压迫，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一方面组织渔民合作社，利用鲜鱼到内地换购粮食和煤油;另一方满发动“渔民协会”与封建鱼栏主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同时，海上大队的“秀才”们还在渔船上开设渔民子女学校，教授渔民子女读书。

　　经过这些行动，港九地区的大批渔民受到 现实教育，明白只有跟随共产党才能争取更光明的未来，于是踊跃组织起来主动积极协助海上中队打击日寇。由于渔民常年出海打渔，对于海上的船只、潮汐、物候拥有远超过一般人的了解。而且与大海搏斗使得渔民拥有大胆和冷静的特点。尹林平后来回忆说“海上渔民是战胜海洋的老师，优势海上的侦查员和情报员。”

　　在渔民的协助下，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曾在黑岩角趁大雾伏击日军的机帆运输船，俘虏7名日伪人员;在1942年8月15日在大鹏湾黄竹角海面趁黎明前日军懈怠，以跳帮战术和鱼炮伏击日军海上挺进队的武装帆船，一举击沉帆船一艘、缴获帆船两艘，缴获轻机枪两挺，花机关冲锋枪4挺，三八式步枪21支、手枪2支，俘获敌人28名，而我海上中队毫发无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4年海上中队共俘获日船43艘，击沉7艘，俘获日军36人，伪军50多人，歼灭日伪军合计近两百人，缴获1门山炮、5挺机枪、50支长短枪，夺得一台发报机以及约100吨军用物资和药品。

　　与海上中队的蛟龙相比，港九大队的短枪队同样异常活跃。抗战时期九龙新界有650个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队的敌后武工队员每天走村串户，建立起强大的秘密情报交通网。在城市游击战中，港九大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威震敌胆的游击英雄。短枪队在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刘锦进)带领下，与1942年秋冬之际在狮子山下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班，在牛池湾摸掉日军哨所，全歼日伪16人，在九龙市区化装成伪警察击毙汉奸肖如九。1943年断强度甚至乘夜突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和一架日军飞机。甚至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陆姓翻译都被短枪队处决。当时香港的汉奸敌伪只要听说刘黑仔或者短枪队来了，立刻就会吓得屁滚尿流。

　　除了刘黑仔之外，香港日伪对于港九大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的队长方兰同样是又惧又怕。方兰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仅十八岁的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港湾仔的儿童团团长。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回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秋天，方兰从东莞游击区调往港九大队担任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香港人民亲切地称她为“方姑”，因此市区队又被称为“方姑游击队”。与短枪队不同，“方姑游击队”最经典的武器是传单。这些可怕的“纸弹”是市区队自己编印的《地下火》，它们总会出现在日伪最不愿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军警单位门口，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香港同胞传播抗日的火种，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香港老市民都会回味当年看过传单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亲朋好友“老友(游)神出鬼没”的情景。

　　当然，方姑游击队也有真正的炸弹。1944年2月，方兰在港九大队总部学会使用黄色炸药和子弹发射药制作地雷的手法。随后她返回设在槟榔湾的城区地下武装队中队部向男队员们传授爆炸技巧。

　　不过方兰自己回忆这段光辉岁月时却很谦虚，甚至说“我那时只有23岁，学识浅，但胆子大，无所畏惧，把责任担了起来。”她的家庭虽然家境平寒，但有着很好的革命气氛。母亲冯芝支持方兰参加抗日工作，后来冯芝自己也为港九大队担任交通员，1944年3月因为携带的给盟军的日本海军情报被印度籍伪警察发现，被捕入狱，6月被日本海军的刽子手杀害。

　　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而在此之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虽然始终有着一颗“红心”但始终没有公开宣布接受党的领导。

　　1944年2月24日，在港九大队的直接指挥下，方兰和城区地下武装队全体队员开始在香港各处张贴和三发《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一天之内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品风靡香港大街小巷，香港市民奔走相告。而港九的日伪却被来无影去无踪的港九大队吓得草木皆兵，只能进一步加强香港各地的巡逻和扫荡。

　　飞虎队员争夺战

　　但事实证明，再多的敌人也抵不过我勇敢的抗日军民。1944年2月11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惊险的“飞虎队员”争夺战，集中体现了港九大队各中队的战斗力以及分工合作的强大凝聚力。

　　1944年2月11日这一天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30多架飞机空袭日军盘踞的香港启德机场。在空隙中美国飞行员唐纳德。科尔的座机不行被日军击中起火。科尔腿部严重烧伤，被迫在香港观音山上空弃机跳伞。在离机时他的左臂被尾翼击中骨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0: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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