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
2018-03-15 15:52:58  来源：论文网，作者： 何大章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8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短短的几天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入饭店，餐馆争吃“爱国饭”，其场景空前，蔚为壮观。

　　为“工合”筹款

　　1937年7月，日军大举进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主要工业城市或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生产能力丧失3/4。如不能重建工业，战时的军需民用便无法维持。同时，只有解决千百万难民的劳动就业，后方秩序才能安定。这是关系到抗战能否继续下去的重要问题。当年11月，国际友人艾黎、斯诺与中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徐新六、卢广绵等提出了推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计划。宋庆龄全力支持这一计划。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宋庆龄任名誉理事长，艾黎作为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协会的宗旨是把后方的人力、物力动员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支持长期抗战。为了从海外筹募捐款和物资支援中国工合运动，次年1月，宋庆龄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工合”运动发展迅速，从1938年8月在宝鸡建立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1941年春，已在战区和后方的18个省区建立了2000多个生产合作社，社员5万余人，参加工作者达20余万人，月总产值达2000万元以上。合作社90%的产品，都是有助于民生和国防的。为了解决军队和老百姓穿衣、铺盖的基本需求，合作社中纺织业占50%。1940年年底以前，仅西北及川康的合作社就生产军毯140万条。在一些战区，野战军的服装粮秣，全靠合作社供应。“工合”已成为野战军离不开的军需处。

　　但是随着日寇快速入侵，涌入大后方的难民越来越多，加之物价高涨，合作社的资金周转困难，致使发展计划不能如期实现。宋庆龄为此忧心忡忡。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合作社，使难民伤兵得到妥善安置，她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

　　“一碗饭运动”，最初是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旅美华侨团体于1938年在美国发起的，目的是筹集捐款救济中国的战争灾民。之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并推广到英国和古巴等地。

　　宋庆龄的提议，得到香港各界的热情支持。1941年5月初，“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为主席，“保卫中国同盟”名誉书记、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克拉克夫人为副主席。委员中还包括各公团领袖、各界名流。为了协助推动“一碗饭运动”，香港华商总会成立特种委员会负责具体筹办。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1万张，每券港币2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发售饭券的所有收入，全部赠送给“工合”用于救济华北灾民。

　　委员会宣布，“一碗饭运动”将于7月1日举行开幕式，而后用一个月时间进行宣传并推销饭券，发动各饭店、酒家认捐炒饭;8月1日起正式启动，时间为3天。

　　认捐积极踊跃

　　7月1日，香港报纸登出消息，各酒楼餐室认捐炒饭已达12000碗，较原定计划中的一万碗，超过2000碗。消息称：“孙夫人等定于今晚八时假座湾仔英京酒家举行成立典礼，开启发动工作。”

　　当晚，庄士敦道英京酒家四周的马路上人潮涌动，大家争相一睹国母的风采，香港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察去维持秩序。

　　会场设在英京酒家五楼。典礼由“一碗饭运动”委员会主席罗文锦主持，各界代表150余人出席。活动得到港英当局的全力支持。港督罗富国因病不能出席，特致函“一碗饭运动”发起人宋庆龄和司徒永觉夫人，表示他的敬意。会议开始后，罗文锦宣读了这封信。罗富国在信中专门写道：中英两国此时都惨遭轰炸，两国人民同处水深火热之中。他表示，深信香港的“一碗饭运动”一定能取得成功。

　　在热烈的掌声中，宋庆龄发表了演说。她感谢大家对“一碗饭运动”的赞助，并深入阐述了“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宋庆龄说：

　　‘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者发起，已经在美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经举行过。今晚在这150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宋庆龄讲得很兴奋，脸上都泛起了红晕，与会者深为感动。但谁也没有想到，她是在受到寒热病几天的缠扰后，抱病前来的。

　　罗文锦向大家介绍了“工合”发展的情况。刚由内地来港的英国赈华会领袖巴尔嘉讲述了自己从贵阳到山西沿途视察所看到的惨景。他说：“中国的难民问题，根据个人观察的结果，依然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人认为目前大多数难民已经有了安身之所，其实在日人暴行之下，难民们根本就没有归宿之地，流离颠苦之状，使人不堪想象，需要我们作更大的援助。希望大家慷慨解囊，以完成此富有建设意义的救济目的。”司徒永觉夫人发出呼吁：“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援助很热烈，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应该更关心。我们能让中国的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

　　演讲结束后，艾黎放映了他跋涉千里拍摄成的介绍“工合”的影片，并亲自用英语做讲解，给人们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

　　各酒家、餐室当场认捐炒饭，使总数上升到13500碗。在认捐炒饭的基础上，“一碗饭运动”委员会进一步号召热心人士踊跃认销饭券。

　　宣传声势浩大 　　7月里，“一碗饭运动”的宣传一直没有间断。报纸上每天都有相关的内容，其中有通过对艾黎的专访，详细介绍“工合”情况的;有对认购炒饭、认销饭券的进展进行跟踪报道的。对“一碗饭运动”中涌现的典型事例更是集中宣传。如闺秀名流到各酒楼餐室劝销饭券;郑铁民直接捐款500元;唐谭美捐出2000元港币;李一谔用500元现款购买10张饭券等等。自己已经极端困难的外籍货船上的劳工，还将用血汗换来的17，22元全部捐出的事迹，格外感人。记者还报道了丽山餐室老板马次文。他不仅个人认捐500碗炒饭、认销500张饭券，还建议动员全港82家酒家、30家茶室、196家茶楼、86家西餐室、44家饭店都来认捐炒饭，“使国内待救同胞多得其惠”。

　　7月10日开始，中央戏院连续放映表现华侨爱国献金运动的大型纪录片《一碗饭运动》。人们在影片中看到了美国华埠数万华侨参加的爱国游行。在游行队伍中，有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有收集捐款的两只能容十余人的大碗;有全世界最长最大的国旗，旗长300尺，由300名华侨妇女牵举，华侨争先恐后地向旗内投钱。正像报道中所写的，其中“每寸胶片，都传达出侨胞爱国热情”。

　　7月29日，《华商报》还编辑了《一碗饭运动特辑》，由何香凝题写刊头，文学、美术、戏剧、法律界名人纷纷发表文章、木刻、题词，号召人们积极参加进来，为抗战救国出一把力。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写道：“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废兴，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赞助这一运动，参加这一运动。”著名剧作家于伶发表了《我希望》一文。他说：“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著名演员王莹说：“希望每一位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对于每一件于国家于同胞有益的事，我们不能冷淡。”著名作家夏衍写道：“战争四年，我们的战士和人民死了多少?伤了多少?有多少人现在寂寞地变了永远的残废而躺在重伤病院里?有多少妇女和儿童失去了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而在忍受着不可想象的苦难饥寒?……你饱暖就想一想他们的饥寒，你团聚就想一想他们的离散，你欢笑就想一想他们的哭泣!使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成功!这是你对于祖国的最低的责任，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这一些轻微的责任!”克拉克夫人题词：“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詹姆斯·贝特兰先生题词：“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万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8月1日是“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的第一天。这一天，《华商报》发表了宋庆龄的题词：“日寇所至，流离失所。凡我同胞，其速互助。”而其中的“寇”字是用“×”来代替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对香港新闻检查的规避。但仔细研究并不那么简单。

　　上海沦陷后，《良友》是惟一从上海迁香港出版的画报，马国亮是该刊的负责人。在《<良友>忆旧》一书中马国亮说，内地来港的刊物，都有大量的抗日内容。当时在中日战争中，英国还持中立立场。对横行霸道的日本，香港政府小心谨慎，以免惹祸上身，因此定了个事先送检的制度。书报付印前，须将大样送检查官过目。凡文字中的日军的“日”字，或敌军的“敌”字，特别是涉及日寇暴行的，都被改为“×”。看了马国亮的介绍，宋庆龄的这个题词就很值得研究了。按照要求，必须改成“×”的是“日”字，而宋庆龄留下了“日”，改的是“寇”。这大概是有意为之。这如何通过了检查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莫非检查官也是有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历时一个月的宣传使“一碗饭运动”深入人心。这时的香港犹如一堆干柴，只等点火了。

　　大家来吃一碗饭

　　1941年8月1日，香港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公共电汽车上、出租车上，都张贴、悬挂着宣传“一碗饭运动”的标语图画。劝销饭券的人不厌其烦，认购饭券的人积极踊跃。一张饭券两元港币，而在当时这两元钱是可以点几道菜的。人们拿了这饭券进到店里只吃一碗炒饭，却个个高高兴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尽着爱国的责任，是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吃饭的人形形色色，有外国友人、官员、军人、医生、职员、商人、青年学生、妇女儿童。有的外国人结伴而来，进到店里笑嘻嘻地学着中国话说：“一碗饭来!”英京酒家是富丽堂皇的高档饭店，这一天也恭恭敬敬地接待来吃一碗饭的各色人等。记者在那里见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坐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鲜花的餐桌旁，接受女招待的规范服务。毗邻娱乐场所的广州酒家也销出了几十碗炒饭。这是附近的歌女为爱国买下的饭券，她们不愿抛头露面，便请佣人把炒饭打包带回去吃。

　　位于水坑口的乐仙酒家，对“一碗饭运动”的赞助是最热心的。他们认捐了3000碗炒饭。酒家门前悬挂着一幅布制横幅，上书“爱国之门”四字，进了这个“门”，在孙中山的遗像下，端端正正地摆着三个碗，分别是赭红色、淡青色与碧绿色，光彩夺目。这是老板庞永棠几十年珍藏的名贵古董，平常很少拿出来。为了爱国，他用这三只碗特别设计了一款大型的爱国饭。其中有淡水鲜虾肉四两，鸡肉粒四两，叉烧粒四两，鸡蛋六只，丝苗白米一斤。酒家门前贴了一张告示，只要出100元买饭券一张，就有权享受这顿爱国饭。8月2日，这独特的爱国饭终被一位无名氏买了去，饭券的号码是0761，乐仙的老板亲自用名贵的古碗为他盛饭。

　　“一碗饭运动”的时间是8月1日至3日。为了多做贡献，龙泉茶室将截止时间延至10日，天燕酒家宣布延至15日，乐仙酒家和小祗园酒家将活动延长到一个月。乐仙酒家的老板庞永棠，除了认捐炒饭3000碗，还代销饭券800张;小祗园酒家的老板欧阳藻裳，除捐助炒饭700碗，特别垫出800元领饭券400张，向熟悉的顾客推销，并拨出一部分赠送给僧侣。

　　在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碗饭运动”出售饭券和捐款的纯收入为22144，95港元和615元法币。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这笔善款凑足为25000元港币，全部捐给工合国际委员会。当然，“一碗饭运动”的成绩绝不仅仅是捐了多少碗炒饭，筹了多少款，而在于点燃了人们心中爱国的火焰。正像当时香港报纸所评价的：“这个有着积极意义的救济伤难运动，在香港侨胞爱国史上将占着最光辉的一页!” 　　9月1日下午，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在英京酒家举行。何香凝在会上致词，她说：“在这短暂的期间，能够得到这样的美满成绩，去救济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内伤难同胞，真是值得我们万分的感谢。”“希望能够从这一运动，唤醒全港的同胞、全国的同胞，以及全世界的人士，彻底地认清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共同为反对法西斯而奋斗到底。”

　　宋庆龄向认捐炒饭的13家酒家餐室分别赠送了由她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锦旗;向英京、小祗园、乐仙三家业主高福申、欧阳藻裳、庞永棠，赠送了特别奖——复制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墨“努力前进”。何香凝向个人捐款最多的唐谭美、韦少伯等六人分别赠送了象牙筷一双，上刻“保卫中国同盟赠送，纪念一碗饭运动”。劝捐最多的马坤等也得到了纪念品。

　　“一碗饭运动”的余音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72年。抗日战争那一段艰难岁月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回望这一运动时，仍不禁怀着深深的敬意。

　　作为一个爱国运动，它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民族利益至上的危机意识、爱国光荣的荣辱观和甘苦与共的互助精神。

　　作为慈善救济活动，“一碗饭运动”是一个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典型案例。从“助人自助”的活动立意、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定位、多种形式的十分成功的宣传发动，一直到周全缜密的组织工作，宋庆龄作为一位公益大师，通过这一运动，教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5: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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