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轰炸三台县与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
2022-10-28 10:18:15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郭静 段雯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标志着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工业、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中国战区建立，重庆又成为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40年10月，各界人士聚集临江门夫子池广场，参加庆祝陪都建立大会(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面对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和“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日军企图用轰炸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决定以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空袭市民”，企图造成中国军民“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为达到这一目的，日军精心炮制了《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调集陆海军的航空部队主力，集中攻击重庆。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对成、渝一线的重要集镇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不断对大后方进行侵扰。
1940年，被日军空袭成一片废墟的重庆一隅(图片来自网络)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涪江流域中部，绵阳市东南部，地域面积2660平方公里，时总人口96万余人。县内有澎润土、卤盐、石灰石等自然资源，主要农产有水稻、红苕、小麦、玉米、棉花，工、商业有井盐、纺纱、织布、丝、猪鬃等。这里物产丰富、商贸繁荣，交通便利，是当时川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大学、国立十八中等一些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相继迁入三台县城。为解决战争物资的需要和因人口骤然增长而带来的民众生计等现实问题，依据国民政府一系列措施，三台县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涪江流域两岸的带状平原区和三台的南区被国民政府确定为粮棉战略重点后，一些专家、留学生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三台工作，并按生产发展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农事指导机构、试验示范农场和促进农业生产的群众团体，因此，在转入全面抗战后的几年间，三台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成为支援前方抗战、解决人民基本温饱的重要粮棉后方基地之一。
国立东北大学校门(图片来自网络)
三台南距重庆330公里，西距成都153公里，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军阀混战时期的1917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各路军队曾先后12次争防、驻防三台，直到1926年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部进驻县城，战事才稍事平息。1931年7月，第29军田颂尧部为扩充军力，选址距县城东2里的东河坝，开始修建东外飞行场。该飞行场可容小型飞机二架。建有油弹库二小间，炸弹库约四十余间(可容一百磅内的各种炸弹、油约六十余箱)。1935年，国民党军政当局已侦觉到日军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企图。为适应军事需要，12月，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决定新征地43亩，准备扩建东外飞行场。后派员调查，发现该飞行场地质为沙土，又无固定跑道、办公室、测侯所、电台、油料及其他供给设施，同时因碍于涪江不能扩建，遂即着手选择新址另建。(注1)
1936年冬，省防空司令部选址三台县刘营石鼓坝，征用土地542亩，开始修建飞机场。总指挥部设在三台县城内，下设大队、中队、小队。除设计和技术员由国民党军事当局指定人员负责外，施工人员由当地民工完成。民工由三台、射洪、蓬溪等附近几个县分期分批抽调，每期约万余人。1937年3月，基本完成了机场修建。1938年12月，又陆续开始修建机库、推机道。该机场长1200米，宽320米，总面积37.4万平方米。机场竣工后，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把它作为53站飞机加油基地，在刘营的观音寺，设置无线电台。把叶家祠、文家庙建成汽油库，机场里用数辆十轮卡车为降落飞机加送汽油(注2)。刘营飞机场及加油站实际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军事设施。
刘营飞机场防空洞(图片来源：三台县地情网)
自1938年开始，日机经常深入中国西部进行空袭和侦察，三台因其人口稠密，商贸繁荣，又有军事设施，逐步成为日军实施“101作战令”计划、企图摧毁中国抗战后方基地的一个打击目标。1939年，日机轰炸逐步升级，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多次侦察到日机可能空袭三台。9月，川防空司令邓锡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瓒绪分别给三台县长发来密电报：
“专员县长，此刻敌机有袭该地企图，应立刻准备强迫人民疏散，如违严惩。川防空司令邓锡侯”
“三台县长，根密敌广播称，资中宜宾泸州三台绵阳遂宁六县有军事设备，恐必来轰炸，仰该县长迅即督促加紧疏散为要，仍速电复。王瓒绪文。省密机印”(注3)
以上资料显示，轰炸的阴云即将笼罩三台上空。
1940年6—8月间，日军“101号作战”轰炸达到了最高峰，战火燃烧到三台。
日机轰炸三台。1940年7月10日9时43分，日机27架由南向西飞至黔江， 10时50分到达铜梁，11时8分，到达乐至，继续向西北方向航行。11时32分，由中江方向飞入三台县城上空，高度5000。盘旋一圈后，沿潼绵公路向西飞行。几分钟后，突然调转机头，直逼三台县城。在距县城五里正西方向，将机群编成“一”字形，11时35分，行至县城西郊东狱庙上空，开始投掷燃烧弹和炸弹，由北向东斜行轰炸(注4)。顷刻间，呼啸的炸弹从天而降，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城内响成一片，火光和尘土冲天而起。一时墙倒屋陷、碎片飞溅，县城顿时陷入烈焰浓烟之中。敌机行至涪江左岸东山寺山顶上，才停止投弹。12时52分，敌机飞出川境。
轰炸三台的日机(图片来源：三台地方志微博)
此次轰炸，县城东北部后街和东北部郊外被炸面积达3平方公里。敌机在投弹过程中，还时而俯冲用机枪扫射。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老百姓只有悲苦哀号，四处逃散。当人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看到的是挂在树枝、房梁上的死伤者的尸体与残肢，昔日家园已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两日后，倒坍的房屋还燃着黑红的余烬，浓烈的焦味仍弥满空中，经久未散。
1940年7月10日寇第一次轰炸三台(图片来源：三台在线)
据三台县档案馆档案记载，此次轰炸，日机共投弹103枚，其中炸弹98枚(未爆7枚)，燃烧弹5枚(未爆1枚)。被炸27条街道57处，全城遭受轰炸最惨重的23处。其中正北街投弹2枚，炸毁房屋126间;松花井投弹1枚，炸毁房屋48间;府堂街投弹13枚，炸毁房屋48间;雷神庙巷投弹4枚，炸毁房屋38间;前小湾县党部投弹2枚，炸毁房屋19间;后小湾投弹1枚，炸毁房屋18间;宁靖街国本初中投弹4枚(未爆2枚)，炸毁房屋15间;北门口投弹2枚，炸毁房屋32间;北门街投弹8枚(未爆1枚)，炸毁房屋46间;高水井街投弹1枚，炸毁房屋28间;小学巷小学校内投弹2枚，炸毁房屋44间;新西街县政府投弹8枚(未爆1枚)，炸毁房屋39间;北关外投弹8枚，炸毁房屋22间。(注5)特别是县政府的办公房屋、设施全部炸毁。县党部，县监狱、盐务局、县商会、国本初中校、征收局、图书馆、救济院、佛教会、北城小学校、真武宫联保处、吉泰丝厂等机关房屋大部分被炸。此次轰炸，500余户民房被毁，共炸毁房屋580间，死难同胞89人，轻重伤127人。(注6)城镇居民损害尤为严重，多数灾民家破人亡，房毁财尽，流离失所。轰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万元。(注7)这是三台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创伤。
轰炸后，炸弹形成的漏斗形弹坑达52处，最小坑面直径为3.3米、深1.7米，最大的坑面直径达16.7米、深8.3米，其余坑面直径多为6至10米。(注8)
被炸后的房屋
在这次空袭中，与县政府府署相邻的县管狱署损毁严重，造成大批犯人出逃。管狱署内共投弹2枚，其中1枚燃烧弹，幸落在监狱内的阴沟里，没有造成火灾。但办公室被全部炸毁，监门炸坏，北面监墙倒塌，监舍震毁过半，当场炸伤管狱人员和囚犯14人，炸毁房屋13间。被炸之时，监内200多名犯人乱着一团，全体悲嚎。有9名犯人趁乱越狱逃脱。管狱署决定将犯人全部押送县城南门华光庙内看守，押解途中，城内交通阻塞，秩序混乱，又有49人趁乱逃跑。(注9)暴虐的轰炸，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更惨痛的是它给活着的人们带来的失亲之痛和极度的精神恐慌。
7月10日，三台人民称之为“厌日之灾”(注10)。
灾后紧急处置和善后赈济。7月10日午后1时，空袭警报解除。城内，27条主要街道被炸，房屋倒塌、烟尘弥漫。惊恐惶惑的市民涌上街头，他们哭喊着，在废墟里寻找自己的亲人;有的扶老携幼，拥挤着向城外郊区奔逃。
面对混乱的局势，县长吴业祥立即指挥防护团工作人员和全体警员出动，迅速开展救护工作。东北大学部分师生和盐务税警也快速参加到救援行动中。他们一面组织人员扑火，一面护送伤员到仁慈医院治疗。死难同胞则被送往掩埋所，由掩埋所负责买棺殓埋。
轰炸后从县城撤离的民众(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三台防空委员会(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时任三台防空委员会主席)在东北大学校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救护赈济事宜。会议决议：一、扩大搜救范围，在垮塌物下寻救受难同胞;二、动员全县医师救死扶伤，并筹措医药费用;三、对未爆的8枚炸弹注明标志，禁止市民靠近，同时电请派员指导掘取;四、对关押人犯按刑期分别具保处置。
7月11日，县政府召集各机关法团首长及地方士绅在千佛岩县财委会开会商讨善后办法。决定由县财委会向银行暂借7000元作急赈(注11)，以解决抚恤、救济、殓埋、医药等费用。
7月12日，三台被炸第三日，恐慌仍未消除。店铺紧闭、商业萧条，交通依然淤阻。
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县防护团召集本团各级职员、各防护区团召开防空紧急会议。对恢复生产、交通和防护团工作作出了相应决议。关于尽快恢复工商各业，决议认为，市民经轰炸后“心不安定，强制恢复，事属难能。本案暂缓办理”。会上，对医护救治工作作了明确说明。确定了轻伤人员在大十字自强药房、新申医社、复康医社、晋咸医院四处医治;重伤人员到仁慈医院医治，费用一律在募款内开支。各医馆要张贴告示，使受伤人员前来医治。对于防护团的恢复工作，要求各区防护团人数不齐的要充实完善，县防护团各级人员每周三、周六两日午后5时至6时一律到部联席办公两次。会议还安排了当日下午的交通整治清理工作。
当年修建的人防洞(图片来自网络)
12日午后1时，各机关团体公职人员、警察、国民兵团、城厢联保和抽调的60名东河、南河力夫齐集警佐室，分组分头行动，集中力量清理因房屋倒塌阻塞的各街区道路(注12)。
经过全县各方力量努力，到7月19日，城内秩序基本恢复。
然而， 500余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们，89名死难同胞，127名受伤者，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住宿、医治依然是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县政府的7000元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7月18日，中央赈济委员会主任窦晓东、专员黄葆全携赠款1万元到达三台，慰问罹难受伤百姓。按照死亡者30元、重伤20元、轻伤10元的标准，当日发放了救济款。又用此款还清了银行贷款，仅留1000元来救济民房被炸的500余户灾民。(注13)这些微不足道的补偿，对大多数倾家荡产的百姓来说，简直是水入泥沙，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生活急需。他们纷纷向县政府乞求更多的抚恤和救济。
家住小学巷街的民女陈莹璋在她给县长吴业祥的请求信中自述自己“生而孤苦，守贞未字，上无叔佰，终鲜兄弟，父母又近俱古稀”，她把房屋(13间)租给盐务局作该局人员的公寓，每月仅收租金16元，这是全家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轰炸中，13间房屋全部炸毁，“此固倭寇肆虐，并非天灾人祸”， 但从此自己“生机断绝，实无自全能力，是以穷极呼天，吁恳钧府，垂念特情，格外矜全，以希体恤”(注14)。
空袭带来的灾难，不仅普通平民生活难以为继，就是一些公职人员家庭也倍感生活窘困。县财政科职员萧绪懋，在县城东街居住，生活无虞，此次空袭，片瓦无存，“劫灰之下，尽成焦土，衣被什物，粉碎无余”，全家老小11人，“栖身无地，生活艰窘”，万难维系，只得向上级恳请多发点救济款。虽然按照四川省政府对中央公务员雇员公役遭受空袭损害有暂行规定“公务员雇员私物被毁者由本机关查明情形依左列规定酌给救济费，公务员雇员无家属在任所一身财物遭受损失者得按损失轻重依标准分别核给救济费：(1)月俸实支在二百元以内者酌给五十元至二百元。(2)月俸实支在二百零一元至三百元者酌给五十元至一百五十元。(3)月俸实支超过三百元者不另给救济费…”但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这笔巨大的费用。
象陈莹璋、萧绪懋这样的求救信，在县档案馆的档案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面对众多嗷嗷待哺的灾民，物资和经费的缺乏，使县政府深感无能为力，不得不多次电请上级垂援赈救。8月，中央财政部次长徐堪出于对家乡人民的同情，以行政院名义拨来赈济款5万元。并指示以2万元作被炸灾民小本贷款;1万元作空袭救济准备金;1万元作医疗救护及医药设备费;1万元作为被炸房屋赈济(注15)。截至10月底，全县共收到赈济款、捐款80662元。但是，用于全县灾民的只有52825元，余下的2.7万余元则由财委会、振济会、征委会、城厢优待委员会、银行分别存放起来(注16)。即使是发放的有限救济款，也被一些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从中巧取豪夺。
公职人员夏青云在轰炸中身亡，留下孀妻幼子弱女3人。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区保安司令部训令(1938年7月12日发)转发《战时雇员公役因公伤亡给恤暂行标准》规定“…雇员公役在办公场所或因公出差遭遇意外以至死亡者按最后薪资统共十四个月薪资一次抚恤费…”(注17)，以及四川省政府对中央公务员雇员公役遭受空袭损害有暂行规定指出“二、公务员雇员公役被炸受伤须送院治疗者，应送免费公立亿元或其他免费诊疗机关施治…核给医疗费但至多不得过一百元。三、公务员雇员被炸殉难及因伤重致肢体残废心神丧失不能继续服务者除照本办法分别核给殓埋费医药费或救济费外应领恤金依定章办理…六、公务员雇员公役之直系亲属或配偶遇难经查明确系无力自行殓埋者，死亡一名发给殓埋费一百元。未成年者减半…公役被炸殉难及印伤重致死者得核殓埋费一百元…公役有家属在服务机关所在第一家财物遭受损失者得按损失轻重分别核给五十至一百五十元之救济费”(注18)，联保处以明显低于规定的标准发给70元安埋费，但又扣除棺木费30元、布疋费10元，其妻夏张氏领到的只有30元。她向县长哭述致书，“至氏一儿一女幼小，现值米珠薪贵，古今罕见，仍无生活”，“且氏又该本年冬间临月，将来未知如何了结。情出不已，只得泣恳仁恩鉴怜作主”(注19)。国民政府的腐败可见一斑，广大灾民生活异常艰辛。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给三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战争创伤。
掀起抗日救国热潮。日军轰炸三台，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炸迫降”，迫使大后方屈服的威胁性战略的一部分。但是，狂轰滥炸并未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斗志。国仇家恨，三台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热潮当中。
早在1937年底，三台就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三台分会，动员全县人民抵御强敌，一致抗日。1938年春，在三台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又成立了三台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下年，国立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大学抗敌后援会，为三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注入新的力量。这三个组织紧密配合，以城区中、小学校为主体，建立了20多个宣传队，运用讲演、歌咏、金钱板、街头剧以及漫画、壁报、标语等形式，到三台各地开展宣传，同时不定期印发宣传简报，介绍各队义演、募捐和各届人士踊跃义买以及捐资救国的动态，扩大宣传影响，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宣传队在三台县城街头讲演(作者供图)
1939年1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起的中共三台特支，更加紧密地团结各界群众、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月，特支书记王朴庵以民众教育馆的民义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在积极分子的影响，号召、鼓动下，党员学生、进步人士进入宣传队、歌咏团、剧团组织，掀起大规模的抗日宣传。7月7日，全县各届群众齐集中山公园(解放后更名人民公园，今为商业区)纪念抗战两周年，举行盛大纪念典礼暨公祭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在广场经久不息，出现了抗日救亡宣传的空前盛况。
中共三台中心特支机关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日机轰炸三台后，中共地下党员黄光明、屈义生、黄启昆等进入宣传队并成为积极分子。在他们的影响、号召、鼓励下，更多进步人士进入演讲团、歌咏团、剧团组织，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宣传。他们经常三、五人或数十人一组，利用星期天、寒暑假、逢场天、赶庙会的日子，到茶馆、民教馆、街头巷院群众集聚的地方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些宣传队中，颇具影响的是东北大学学生的演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内迁，这群来自白山黑水的师生，在国破家亡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自觉地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力军。他们满怀国仇家恨、光复家园的热切希望，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淫掠的罪行。字字血、声声泪，高亢悲愤的演讲，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听者无不动容，演讲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唤起了人们空前的民族觉醒，越来越多的三台人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抗日救亡宣传中，歌咏活动成为当时最普及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抗战歌曲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歌咏团经常在校内外教唱《流亡三部曲》《义通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长城谣》等抗战歌曲。特别是《松花江上》《打回东北去》这两支歌曲在川北十余县广为流传。三台籍作曲家许可经，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与著名诗人、词作家合作，谱写了《送出征勇士歌》(田汉词)《妇女抗敌歌》(郭沫若词)《赴敌》(谢冰心词)《全面抗战》(塞克词)《黄河难童船夫曲》(陈红莹词)《回春之歌》(田汉词)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士兵的抗日救国热情，许多士兵常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学生吟唱，高亢之时就高呼“打鬼子去!打鬼子去!”一时，“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枪口对外，瞄准敌人，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
妇女缝制棉背心支援抗战照片(图片来源：三台在线)
1943年5月，三台木刻板画家谢梓文夫妇提议举办一场抗日千人大合唱，得到县府文教科长谌伯龙(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潼川特区、潼川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县民众教育馆和东大进步师生高而公、徐放、刘黑枷的支持。城区中、小学和幼稚园的学生一千余名歌手在中山公园广场演出，听众达万人。最后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千余名歌手和万人听众，庄严肃立，齐声合唱，慷慨激昂的歌声直冲云宵。演出在雷鸣般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三台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千人大合唱，掀起了三台全民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这一时期，话剧、歌剧、街头剧也成为宣传抗日、催人奋进的重要舞台。抗日剧社经常排演《芦溪桥》《凤凰城》《木兰从军》《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剧目。1943年秋，在进步教授董每戡、张艾丁等人倡议下，东北大学进步师生成立实验剧团。高而公、郭秉箴、刘黑枷等一批进步学生进入剧团并成为骨干。他们通过戏剧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痛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先后在广东馆、华光庙上演了《北京人》《日出》《祖国在召唤》《家》《国家至上》《滕县血战记》等数十部爱国剧目，以其精湛的演技，轰动全城。剧团除在三台演出外，还利用假期，到射洪、遂宁、绵阳、中坝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人们奔走相告，竞相前来观看。抗日剧社的活动，对三台及川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自1943年起，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三台抗日民主运动愈加高涨。东北大学、国立十八中、潼属高中、县立初中、县女中等校出现各种针砭时弊的壁报，出刊的壁报多达百余种。这些壁报大都以报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消息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战斗的事迹为主，有的介绍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情况，有的抨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壁报不仅宣传了抗日救亡思想，而且也给三台人民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一些青年在其影响和导向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通过抗日宣传，三台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从军报国，与日寇决一死战，在民族大义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一大批三台人民，满怀抗日豪情，奔赴抗日前线，掀起了从军和支援前线的热潮。
四川三台学子投笔从戎热血抗战开启"十万青年从军运动"(图片来源：绵阳新闻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3日，三台县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与会的万余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庆游行。
参考资料
1.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10-4-197卷
2.《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选》，第21页，三台县政协编，1995年。
3.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10-6-461卷。
4.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10-8-90卷85-86页。
5.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重要)10-8-90卷，第49页。
6.三台县档案馆明国档案军法室(重要)10-8-90卷，第43-45页。
7.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10-3-2319，10-3-2444卷。
8.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10-8-90卷85-86页。
9.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10-8-91卷，第67页;三台县管狱署《为呈报监狱被炸损失情形并资呈人犯脱逃清册恳转请核事由》。
10.厌日，太阴所居之辰。古人认为此日行事，将得恶果。
11.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重要)10-8-90卷，第43-45页。
12.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10-8-91卷，第73-75页。
13.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重要)10-8-90卷，第43-45页。
14.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10-8-91卷，第71-72页。
15.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民政科10-3-2444卷，第92页。
16.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重要)10-8-87卷，第13-25页。
17.涪城区档案馆卷宗号1-1-160
18.涪城区档案馆卷宗号1-1-160
19.三台县档案馆民国档案军法室(重要)10-8-91卷，第61-62页。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10-28 10:40:1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下一篇：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防空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