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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防空
2022-11-07 09:41:41  来源: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常空袭我国后方城市及非军事目标,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逐渐转移到四川,处于西南腹地的成都随时有被轰炸的可能。为满足抗战所需和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国民政府遂从1935年筹组防空机构,修建防空设施,开展应急演练和宣传工作。

  防空机构

  1935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府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组成“四川省防空协会”,刘湘任会长,曾紫霄任总干事,聘请防空专业人士担任指导员,向群众宣传防空法令和防空知识,并开办四川省防空情报训练班,培训第一批防空人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地设立防空机构。9月,“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刘湘担任总指挥,王陵基、严啸虎、周荃叔任副指挥。成都防空指挥部下设情报、防毒、避难、警备、救护、消防、宣传等机构,负责对空监视、施放警报、维持交通、保障治安、防空宣传等工作。

▲被炸毁的成都民房(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8年4月,成都防空指挥部改组为“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因刘湘病逝,邓锡侯接任防空总司令及防空协会会长,王陵基、严啸虎任副司令。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后来虽在内部机构上有些变动,但防空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1938年7月,成都市防护团成立,负责紧急执行各项防空任务,并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下设防护班、救护班、消防班、避难管制班等。防护团员通常由工厂、商号、手工作坊的工人担任,须经过短期防空培训,了解防空基础知识才能上岗工作。

  防空宣传

  为动员和指导市民参加防空工作,防空机构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防空。1937年9月,成都防空指挥部邀请专业人士分赴全市大中小学讲解防空知识,并给学生发放各种防空资料。11月,四川省防空协会组织中学生成立防空讲演队,划分区域向市民宣传防空常识。防空指挥部还通过各街保甲向市民大量发放防空传单,印发《灯火管制》《消防》《警报办法》等各种防空规定手册及《飞机和炸弹说明》《防毒瓦斯弹》《避难所的设备》《救护》等科普读物,编发《防空歌》《防空口诀》《民间消极防空之设施》等常识性手册。

▲《华西日报》刊登的防空宣传通俗唱词(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8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组织全市防空宣传周活动,由宣传委员会组织全市各大中学学生会同各区联保主任,向市民宣讲防空知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此后,又开展了防空文字宣传周活动。

  防空演习

  因成都市从未被空袭,防空演习成为普及防空知识的重要方式,以此提高市民防空意识,增强防护信心。1937年8月21日下午5时至7时,四川省防空协会在东门外兵工厂举行首次防空演习,演习内容包括交通灯火管制和避难、消防、救护等。

  1937年10月,成都防空指挥部举行全市防空大演习, 演习分为两段,10月5日至9日分区域昼夜演习,10日举行全市联合大演习。演习内容从获悉敌机来袭,发出空袭警报开始,包括市民紧急疏散、敌机轰炸、消除空袭灾害等全过程。成都市民、警察、学校及驻成都的陆军、空军均参加了演习,郫县、彭县、广汉等县政府、防空支会还派人参观了演习。

▲战时成都报纸刊载的防空打油诗和漫画(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8年9月15日到26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举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习,演习内容与第一次大体相似。邓锡侯担任此次演习总裁,并组织航空、高射枪炮、情报通信、警报警备等10余个裁判组,分赴各处巡视督察。成都《新新新闻》逐日报导了演习情况,称这次演习“情景逼真。成绩良好”。

  通信警报

  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之初即在市内设立31个警报班,专管全市防空警报。1937年11月,成都防空指挥部在位于皇城的四川大学校门(今天府广场)、下东大街、永兴巷电报局和忠烈祠街公路局架设4条电话警报专线,又在皇城和鼓楼洞街各安置电动警笛一架,在启明电灯公司设汽笛一架作为主要警报器。因管理不善,警报电线被盗现象层出不穷,虽经多方缉拿盗贼,仍未杜绝,严重影响警报通讯系统。

  成都防空指挥部与四川省防空司令部都设有监视日军飞机和施放警报的机构,划定成都200公里范围内为防空监视区,监视区内各县设立监视队,县城50公里范围内配备监视哨,各监视哨距离不得超过14公里。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规定,防空监视区内,监视队与监视哨之间采用乡村电话联系,监视队、监视哨与防空司令部之间采用长途电话或无线电报联系。防空电话以“防空报告”或“防空紧急报告”为话类区分,防空电报以W为报类标志。成都市防护团还新建脚踏车通信队,作为辅助通信。1939年“六·一一”空袭后,又购进一批无线电报话机,以加强防空司令部与各通信队之间的通信时效。

▲飞临成都上空的日军飞机(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9年后,日军空袭频繁,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在东门、北门各增设电器警笛一架,在市区和近郊的16个点位设置铁炮和手摇警报器,并增建环城警报电话线路。警报分为预行警报(表示日机起飞)、空袭警报(表示日机将要来临)、紧急警报(表示日机飞临上空)、解除警报(表示日机离开)。当发现敌机飞临监视区域,各队哨即用电话、电报联系防空司令部,收到警报大队发出的信号后,防护团队员立即走上街头,用钟、锣、军号等辅助警报器通知市民。如遇深夜,则增派警察沿街大呼叫醒市民。

  疏散避难

  成都城区人口密度大,若遇日军飞机轰炸,必将造成大量伤亡。1938年2月,成都防空指挥部制定《避难区避难实施方案》,以市区为中心,将半径40公里范围内各乡镇划为避难区,在敌机空袭时,组织市民前往避难区避难。防空指挥部在交通要道附近的树林、庙宇、祠堂和私人住宅园林等处设置避难所,同时督促市民,用木板、泥土加固桌、椅、床、梯,制成简易的紧急家庭避难所。防空指挥部第三科工务组还在中山公园(位于提督街,今已不存)内构筑一道防空壕供群众仿建,并分别绘制公用、家用建筑图纸发给各机关、学校及市民。

  同时,成都防空指挥部制定疏散方案,以便疏散群众至避难区域。事前疏散时,统一采用警察局登记的汽车、人力车、滑竿等运输工具,按规定价格收费。到避难区域后,市民或租用当地房屋,或利用庙宇等公共建筑,或住在政府拨款修建的分散式平民住宅。若疏散市民在当地购田自建,政府则给予奖励帮助。发出空袭警报后,市民临时疏散至城郊隐蔽区域,其时街道禁止车辆通行(执行特殊任务者除外),由警察维持治安,指挥市民有序疏散。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成立后,开始加快修筑避难室和防空壕。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防空司令部利用城墙修筑61个避难室;在城郊扩建上万所防空壕,能容纳25万余人。为便于临时疏散,防空司令部还在城墙上开凿缺口,建造疏散桥梁,以减少疏散时因交通拥挤造成的人员伤亡。

▲防空壕(来源:《成都大轰炸》)

  防空反击

  为抗击日军侵略,驻蓉防空部队积极反击来袭日机,空军驱逐机大队负责空中作战,高射炮连、照测队负责地面防空。新南门外红瓦寺配置有前苏联制造的7.62厘米口径高射炮4门;为探照侦听敌机方位,红牌楼附近安置有德国制造的镜面直径为110厘米照空灯1具,听音机1部;青羊宫附近安置有镜面直径为110厘米的照空灯1具,德国制造的2厘米口径速射高射炮2门,高射机枪数挺;北门外凤凰山、青龙场,东门外五桂桥、兵工厂附近也都配备了照空灯、高射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装备。但成都市人口众多,地面防空武器有限,每当敌机空袭时,市民仍采取疏散躲避的方式,以减少人员伤亡。

▲防空部队(来源:《成都大轰炸》)

  消防灭火

  旧时成都建筑多砖木式房屋及草棚屋舍,若日军飞机投掷燃烧弹,后果不堪设想。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之初便组织拆卸大队,负责拆除草房席棚,对各种易燃性建筑进行防火改造,并组建消防队扑救空袭引起的火灾。但强行拆除使不少穷苦市民无家可归,虽给予补助,也只是杯水车薪。政府还要求各区街道、各单位组织义勇消防队,鼓励市民在家开掘水井、修建蓄水池,置备灭火用的沙袋、水桶等。

▲旧时成都消防(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8年12月,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制定《成都市民自备沙袋办法》,要求每户至少预备3个长1尺、宽6寸,内装河沙的沙袋。市区内也修建了不少水井、蓄水池,但由于工程质量差,加上平时维修保养不当,半数水井和蓄水池经常渗漏、崩塌或蓄水不足甚至出现“朝满夕干”的现象。每当遇空袭引起大火,消防设施无法使用,人们只能望火叹息,任其自灭。

  医疗救治

  由于防空力量薄弱,加上经费短缺,计划不周,在日军飞机来袭时,市民往往手足无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解决空袭造成的伤亡,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先后在市区设立了22处治疗所和5家重伤医院,并将全市公私立医院编入防护团,以便统一安排救护任务。

▲在农舍里躲避空袭的人们(David Crook 摄)

  1939年6月,54家军政、工商、文教、卫生、慈善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四川省会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办事处建立了6所伤民收容所、4所临时治疗所、5所棺殓所、2所难民收容所,多次购置急救药品和器械,并在“六·一一”“一〇·二”“一一·四”空袭后向市民发放抚恤费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委会防空总监部通令全国,撤销各级防空机构。四川省防空司令部裁撤后,缩编为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防空科,接收防空司令部留下的所有设备物资,防护团也仅保留名称无实际工作。至此,抗战时期的防空工作宣告结束。

  参考资料:

  1.《成都市志·军事志》,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下),作者:姬涌 余止沅,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11-07 09: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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