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2022-11-21 10:33:56  来源：成都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都的政治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成都许多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暂时失掉了组织联系。他们虽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鼓舞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广大民众继续坚持斗争。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战初期，活跃在成都各阶层中有三部分重要力量。第一部分力量，是以中共上海局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为代表，在上层和少数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开展了有效的统战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第二部分力量，是在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指导下，以韩天石为代表的民先队，活跃在青年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第三部分力量，是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自发组织的中共成都特支，以工人、店员及进步青年为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几部分力量中的共产党员为抗战初期成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重新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成都是四川省会，是全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前后，各种政治力量在此交汇，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1934年底，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开始对四川直接控制。1935年1月，蒋介石又派“参谋团”、“别动队”入川。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堵剿”红军从四川经过，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和鲸吞四川乃至西南地方实力派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阴谋。其时，四川省政府虽然由刘系势力主持，但复兴社、CC特务组织以及青年党、托派等政治势力竭力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瓦解，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地方实力派尽管内部存在着派系之争，但在自保的前提下对蒋介石中央势力的态度却基本上趋于一致。刘湘为巩固其权位，又希冀以四川为基地伺机扩展势力与蒋介石抗衡，因而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利用抗日口号以抬高其政治地位。由于刘湘有这样的意向和梦想，又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长期影响，他逐渐改变了过去反共的政策，提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主张，并派王干青(中共党员，刘湘的高级幕僚)为私人代表赴延安，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1938年初刘湘病逝，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又亲自做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使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因此，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现出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姿态，这对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民众蓬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虽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但囿于私利却总想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纳入其控制范围。1937年7月17日，为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由省党部书记曹叔实出面与“华抗”领导成员民先队负责人韩天石谈判。成都民先队和“华抗”中的各界进步人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的精神，认为建立统一的救亡组织，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更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原“华抗”领导机构的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领导及进步人士，进入“省抗”领导机构，其下属组织不变。7月23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省抗的领导权实际仍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促进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省抗”成立后，成都周边各县也陆续成立了分会，各分支机构中的领导成员大多为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正式形成。

　　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1月，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示公开同情和支持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号召，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各种抗日救亡报刊，为抗日呐喊，为抗日呼号，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断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因此，抗战初期，成都以抗日救亡组织多、宣传活动频繁、救亡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为特点，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抗战爆发前后，成都由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团结群众组织的一些抗日爱国团体，已经行动起来，积极策划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建立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成都的各种抗日进步团体除成都民先队员为主“天明歌咏团”外，先后还建立了由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领导的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妇抗)，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简称工抗团)、大声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社、群力社、大众壁报社、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

　　为了进一步统一成都的抗日救亡组织，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1938年10月30日，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简称青抗)。青抗由妇女抗敌后援会、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社、星芒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战友社、大众抗敌宣传团、战时学生旬刊社，以及图书业余歌咏团等进步团体组成，共有会员1500多人。“青抗”内部建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赵石英，直属省工委领导。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救亡团体纷纷组建自己的抗敌宣传团，以歌声、街头剧、壁报、木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城市乡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七七事变发生当天下午，早在当年春天以成都民先队员为主成立的“天明歌咏团”正式打出旗帜，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五月的鲜花》、《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第一个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以嘹亮的歌声，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天明歌咏团”公开后，为了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激励群众的抗日斗志，每天黄昏时分都到热闹街区进行歌咏表演，教群众唱救亡歌曲。此外，他们还到一些电影院、戏院进行歌咏宣传。为了扩大影响，在“天明歌咏团”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书店、商店店员、印刷工人、电讯职工、中小学教师也纷纷组织自己的歌咏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5月，“天明歌咏团”还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伯林先后任书记。此外，“大声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等也先后在市内或附近场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花鼓、活报剧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受群众喜爱。1938年1月15日，由进步青年张漾兮等组织成立的“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办第一次救亡漫画展。其中谢趣生的《黎明》、《暴风雨中》最受欢迎。为扩大宣传，先后在崇庆(今崇州)、郫县、双流、温江等县巡回展示，作品标价义卖，收入全部捐助抗日入川难童。同年8月19日，由中华木刻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一次抗战木刻画展在成都市青年会开幕，共展出王大化等全国十几个作者200多幅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情绪的作品。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把成都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敌剧团和由戏剧家王肇禋、吴雪在武汉成立的四川旅外剧队(简称旅外剧队)开展巡回演出，从重庆到达成都。他们在成都上演《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卢沟桥之战》、《古城的怒吼》等抗日剧目。影响较大的是1938年2月初，“四川旅外剧队”与“天明歌咏团”组织部分队员赴新都、广汉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事后，为了充实剧队的力量，增强其宣传能力，中共成都组织对“旅外剧队”进行了改组，从“星芒社宣传团”、“天明歌咏团”选派了一些文艺爱好者参加“旅外剧队”，并建立党支部，从而壮大和加强了四川旅外剧队。改组后，他们在5月和12月两次从成都出发，深入到成都周边各县及彭山、眉山、犍为、乐山、简阳、荣县、南充、重庆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为广大群众演出《渡黄河》、《打鬼子》、《血祭九一八》等戏剧，还有深受大家欢迎的《抓壮丁》。它遇教于乐，融严肃的主题于戏谑的形式中，是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腐败政治的好教材。四川旅外剧队演出的剧目内容丰富深刻，紧密结合现实，队员们的表演生动，朴素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沿途各界群众有很强的感染和动员作用。后来旅外剧队到延安演出《抓壮丁》，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称赞。

　　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也积极组织自己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4月24日，四川大学文法两院进步学生成立了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一团;5月9日，川大理、农学院进步学生组成“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二团”;4月21日，外南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校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三团”;6月4日，光华大学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四团”。为统一学生救亡组织，增强学生抗日救亡力量，在四川省工委和市委领导下，1938年6月26日，由抗宣一、二、三、四团和华西协中移动剧队、协进中学乡村宣传团联合成立了成都市学生抗敌协会。这些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举行和组织各种集会，深入城市工厂、街道以及附近郊县、乡镇和外县广大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全市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主力军之一。

　　1938年初，刘湘为抵制蒋介石中央势力，培养自己的亲信，举办大、中学校学生寒假战时训练班。1月25日，寒假战训班结束当天，共产党员陈毅乔按照省工委的指示，联系集训班的女同学，发起成立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时训练班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并在会内建立了党支部。2月初，“战训女同学会”组织“战训女同学寒假乡村服务团”，到新都、德阳、绵阳等城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团员们主动放弃返乡团聚、欢度佳节的机会，以饱满的热情，顽强的精神，战胜长途跋涉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场镇乡村巡回宣传10多天，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8年5月4日，抗宣一、二、三团和战训女同学会联合组织“五四”纪念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市青年学生加强与全国青年的团结，与世界青年团结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宣言呼吁广大青年学生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迅速武装起来参加前线作战和国防建设，并要求政府实施战时教育，开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水准，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和战区学生。当晚，华西坝五大学、华西协中联合各校学生举行“五四”营火晚会。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13周年，抗宣一、二、三团联合成都2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深入全市各街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在少城公园内组织演出抗敌剧目，吸引了数千群众观看。纪念活动中联合发表“为五卅纪念告同胞书”，号召全国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争取实现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前途。

　　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成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队伍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3月24日，中共四川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率领民先队员周曼如、进步青年胡朝芝等代表成都学联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代表成都学生界向大会提出实行民主、实现全民抗战、实施战时教育、开放学生救亡言论结社自由等八项提案。战训女同学会和成都学联被选为全国学联执委。会议期间，周恩来、王明、郭沫若接见了与会代表。会议后期，邓颖超接见了周曼如、胡朝芝。4月15日，胡朝芝向出席成都学联欢迎会的代表作题为《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的责任》的传达报告。全国学联二大对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大会指出，四川一向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四川有广大的学生群众。抗战以后，成都是全国大学最多的地方之一，有8所大学，49所中学，学生人数近10万。因此，成都应当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成都学生应该配合全国学联的总路线，实现成都学生的大联合，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使民众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有起码的正确认识。要充分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运用，是打倒日本强盗最主要的策略。全国学联二大对成都学生界的希望，大大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

　　6月，国民党西安地方当局强行解散了西安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新文字研究会、民先队西安总部队等13个很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逮捕了一些抗日救亡进步人士。消息传到成都后，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群力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人抗敌宣传团等16个救亡团体，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恢复西安各救亡团体，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尊重广大民众集会结社的权利，保障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同年10月，中共西安地方组织召开西北青年救国大会，四川省工委派成都市委书记张宣出席大会，对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积极声援。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又一支主力军，起了骨干作用。

　　1938年3月25日，在中共成都市委直接领导下，“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团长祝康龙(祝孑人，中共党员)，书记梁华(中共党员)。为了迅速把全市各行业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权利、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工抗团”加强了和成都各个抗日进步团体的联系，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相互配合，共同发起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4月，“工抗团”联合成都各救亡团体，在少城公园举行集会，庆祝台儿庄大捷。5月1日，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工抗团”邀请各救亡团体，发起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工抗团”的领导在会上为到会群众讲解抗战形势，号召全市工人和各界民众，为了民族生存，挽救国家危亡，收复失地，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

　　“工抗团”为了动员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组织工人参加经常性的时事政治教育，参加总团举办的工人夜校“读报组”和“文艺讲座”，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组织街头宣传。在青年工人中组织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对中年工人则采取办茶话会交朋友的形式，给他们讲解团结抗日的道理。与此同时，1937年12月，“工抗团”在《四川日报》副刊开辟了“生活线”专栏，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成都劳苦大众遭受的战祸和苛政所带来的灾难，提出改善生活待遇，参加抗日救亡的呼吁和要求，揭露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成为成都工人阶级的主要舆论阵地，《生活线》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工抗团的领导和骨干。工抗团开展的各项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工人群众欢迎，参加“工抗团”活动的工人越来越多，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到1939年4月，“工抗团”在各行业中有22个分团，人数达1200多人，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之一。

　　成都市委在领导成都工人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过程中，还十分关心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8月，成都市委根据抗日救亡的斗争形势，利用地方势力与国民党省党部的矛盾，以成都印刷排字工人为重点，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印刷排字工人三次加薪斗争的胜利，成立了印刷业和图书业工会，显示了成都工人阶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使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因有了工人阶级这支骨干队伍而增强了力量。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唤起了妇女的觉悟和爱国热情，使各界妇女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8年3月8日，由中共党员贺敬辉、周源江组织的省妇抗，联合成都各界妇女30多个进步团体，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大会发表了纪念三八宣言，提出要把广大妇女培养成刻苦、忍耐、沉毅、英勇、铁的意志的新女性，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中途妥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3月26日，省妇抗发起组织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11人(其中1名队员在重庆参加)中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仅15岁，在团长肖玲(民先队员)的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鼓动和救护工作。临行前一天，成都各界民众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发表了演说。车耀先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战士在前方为祖国浴血抗战，大后方同胞怎能袖手静观!今天，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队的10位女战士，就要把大后方兄弟姐妹的支援情感和爱国热情带到前线，让前线将士亲眼看到，我们人不分男女，地不问南北，全民一条心，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建设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成都各报刊也发表了消息和评论文章。《国难三日刊》发表文章说：“她们抛下了温暖的家庭，幸福的生活，英勇地踏上了解放民族，解放妇女的途径。至少她们起了先锋的作用。”《大声》周刊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赞扬服务团是在“万分困难、毫无帮助的，仅在妇女抗敌后援会领导和自己努力之下，短短几个星期，竟由学习而将行动。这种收获，谁能说不是由于她们过分热烈的救亡情绪，不是由于她们高度的自觉性所鼓动，而她们的精神又是多么伟大!她们这种英勇行动不但是全中国妇女的光荣，四川全省的光荣，也给了我们救亡运动以一个新的刺激!有了这刺激，我们的救亡运动就会像春天树木样的繁荣!”27日，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从成都出发，途经重庆、武汉，于4月下旬到达安徽青阳县木镇抗日前线。沿途，服务团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武汉，中共长江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等接见了服务团肖玲团长，对她们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就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和开展妇女运动作了重要指示。4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艰苦奋斗的四川女健儿”的文章，对服务团的创建经过和艰苦历程作了详尽的报道，对她们的英勇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接见了她们，并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服务团在抗日前线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川军将领和家属的统战工作，以及战地服务和战区的群众工作。虽然半个月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告一段落，但她们的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爱憎分明的品质，受到了当地抗日军民的好评，为成都和四川的妇女赢得了光荣。

　　在投入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妇女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张露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张露萍，1921年7月生于成都崇庆县(现崇州市)，1935年考入成都建国中学(现成都16中，后在蜀华中学现成都14中念书)。读书期间，经常阅读《大声》等进步书刊，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并在共产党员车耀先的培养教育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6月加入成都民先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12月在车耀先的安排下，离开成都到延安，一路上摆脱国民党的阻挠和纠缠，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林伯渠的帮助下，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在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到重庆开展工作。11月，受中共南方局派遣，领导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秘密中共支部，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掌握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活动，保护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春，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狱中，她团结难友同敌人开展了机智顽强的斗争，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革命斗争和胜利的向往。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位战友在贵州息烽快活林英勇就义，时年24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发行，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显著特点。当时，由中共四川省工委掌握的进步报刊有《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以及受中共影响的《华西日报》、《新民报》等。同时，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先后创办了《大声》周刊、《新时代》、《星芒》周报、《救亡》、《战时学生旬刊》、《抗战星期刊》、《妇女呼声》、《抗日先锋》、《统一战线》、《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特刊》、《大学》等进步报刊，以及《金箭》、《散文》、《抗战与教育》、《抗敌周刊》、《战旗旬刊》、《火炬》、《文艺后防》、《笔阵》、《戏剧战线》、《金沙》、《大学月刊》、《文艺创作》等进步文艺刊物。这些进步报刊通过发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唤醒民众爱国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痛斥汉奸卖国行径，抨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宣传八路军及敌后抗日军民取得的胜利;以文艺形式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事迹，起到了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的作用。

　　《大声》周刊在宣传抗日救亡中的业绩尤为突出。七七事变爆发以前，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大生》周刊，曾遭到国民党当局先后查封。1937年7月9日，车耀先及民先队骨干团结其他进步人士，以团结御侮、救亡图存为宗旨，将《大生》更名为《图存》出版，也只出版了三期又遭查封。其后，车耀先和同事们一道，积极争取《大声》复刊。此时，国共合作已正式形成。11月5日，《大声》周刊出版复刊号。22日，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发布《大声》周刊准予复刊的指令，《大声》重新正式面世。《大声》复刊后，仍然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和迫害，他们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大声》周刊，妄图用高压政策将其压垮。1938年7月，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感到十分恐慌，因而在全国各地取缔抗日团体，查封进步报刊。8月，复刊后的《大声》又被无理查封。

　　《大声》周刊从1937年1月创刊到1938年8月被查封，其间三易其名，四次被查封，先后共出版61期，另有增刊7期，经历了同国民党顽固派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始终坚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全面抗战路线。《图存》的第二期以《抗战!抗战!抗战!》为标题发表社评，并刊载了《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举国一致的抗战》、《全国团结抵抗到底》等文章，要求政府“立即总武装总动员全国民众对日抗战”。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分歧，复刊后的《大声》周刊根据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精神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它用大量的篇幅转载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以及党中央公布的文件。其中，主要有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与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朱德的《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等。

　　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国民党内的顽固势力压制抗日民主权利，叫嚣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声》从复刊的第17期起，连续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指出，我们为了民族独立，自然要展开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但同时，不进行民权自由和民主改革，这一战争是没有胜利把握的。在举国一致团结抗日之时，突然有人提出所谓“一党专政”的问题，不知是何居心?“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把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所恃者在此，敌人的侵略所惧者亦在此。”而“一党专政问题的提出，其来源是否出自敌人不得而知，可是在客观上很有被敌人利用而施展他一贯的毒计的危险”。

　　《大声》复刊后，每期都辟有“战情展览”专栏，报道抗日前线的战况，鼓舞士气，教育群众。《大声》还十分关心进步青年的成长，经常发表来自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的通讯报道，使广大青年看到陕甘宁边区在党的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大声》周刊以鲜明的立场，客观的事实，生动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乃至四川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起到了党的喉舌的作用。《大声》的主要负责人车耀先以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出众的领导才能，被尊称为统一战线的“线长”。

　　除《大声》周刊外，成都的其他进步刊物，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为抗日救亡运动大造舆论，呐喊助威，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中共四川省工委掌握的进步报刊《四川日报》，1937年7月19日在题为《为二十九军英勇杀敌，谨致民族的敬礼》的社论中指出“国家民族已届生死关头”，呼吁“救亡图存，自今日始”。1937年8月28日《国难三日刊》在发刊词中尖锐地揭露日寇造成我“领土国难”、“政治国难”、“经济国难”等罪行，并且“主张持久的、彻底的抗战”。

　　1937年9月18日，由成都民先队组建的“星芒通讯社”出版《星芒周报》，民先队负责人胡绩伟任主编，向全川发行。《星芒周报》创刊适逢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在它的创刊号上发表的《致读者》中呼吁，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酿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 我们一定要牢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汉奸卖国贼罪不容诛，认定局部抗战就是自取灭亡，争取最后胜利只有彻底放开民众运动”。因此，“我们要求政府与全中国的民众立刻行动起来，严厉铲除汉奸，立即发动全面抗战，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星芒周报》在第3期发表了《广泛地开展学生救亡运动》。文章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发动民众运动上是有着一点特殊性，便是应首先特别注重于学生救亡运动。若是在国难教育彻底实施之下，使学生深入民众，去组织他们，动员他们，民众救亡运动就会立即展开。只有依靠全民伟大的力量，才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

　　《新时代》用大量篇幅转载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共中央文献。同时还转载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张闻天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日战略问题》，凯丰的《论目前救亡运动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李富春的《全国人民武装起来》等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给成都各阶层广大民众。

　　《抗敌周刊》在《代发刊词》中指出，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不仅取决于前方将士，同时取决于后方的民众。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利，就是单纯强调军事行动，忽视了军队与民众的互相支持与帮助，因此，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情绪。

　　《抗日先锋》发表的《反对“左”倾空谈》，强调要夺取抗战胜利，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救亡周刊》还明确向人们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我们应该认识，这次抗敌战争，不是国内的军阀混战，也不是国际的帝国主义的火拼，这是极伟大的民族解放或民族革命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罪恶的，必然失败，我们进行的是伟大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必然胜利。

　　《抗战星期刊》发表的《抗战一周》，对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比较。文章说：由于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一个月前日寇占领了张家口，半个月前又占领大同，一周前又退守晋北，本周又丢失雁门关和平型关，整个晋北沦入日寇铁蹄之下。所幸有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在国民党军队放弃领土相继逃跑时，拼着热血与日寇抗争，使平型关失而复得，最近又收复朔县、代县等地。可见富有民族意识的军队与历来只知道割据称雄的军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成都出版发行的许多进步文艺刊物，热情歌颂前线抗敌将士，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痛斥汉奸卖国罪行，谴责消极抗战的行径，写下了大批战斗性很强的作品。仅剧本就有：《到前方去》、《最后一个人》、《抢救》、《秘密战争》、《东京第一号战犯》、《天罗地网》、《奸细》、《温柔的毒剂》、《照娇镜》、《衣冠禽兽》等。同时，这些文艺刊物还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列宁、斯大林的论著，作了大量的介绍，并翻译了高尔基、托尔斯泰、冈察洛夫、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发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为正在浴血抗日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极大鼓舞作用的精神食粮。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是孤立的，它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广泛联系，而且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互作用，得到了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组织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13日，为响应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援华特别会议，省工委领导成都各救亡团体，组织成都的万余群众召开反侵略大会。会议通过了拥护国际反侵略运动，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实施战时教育等八项提案。当晚，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民众3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在成都的国际友好人士陆德礼、高宝瑾、解难、魏璐诗等参加了大会和火炬游行。

　　1938年6月，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反法西斯的世界学联访华代表团经武汉、重庆到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组织各界救亡团体举行欢迎大会。大会上，各界代表介绍了成都的抗日运动情况，并用书面形式向代表团递交了成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材料，争取国际上进步青年对中国抗日战争和成都各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学联代表团团长柯乐满，团员付路德、雅德、列斯等人也介绍了西欧反德意法西斯运动的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向西欧的青年学生宣传了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建立了联系，使成都各界进步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洪流。

　　与此同时，世界青年联合会主席毛勒由共产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玉章陪同到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工委很重视这次访问。省工委领导统战工作的罗世文、张曙时，指派省妇抗负责宣传工作的朱若华以《妇女呼声》主编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吴玉章和毛勒，并陪同毛勒在成都访问。毛勒在成都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由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和救亡团体举行的抗日群众集会，观看了抗敌话剧和歌咏表演，参观了省妇抗举办的抗日训练班和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的活动。省工委指示省妇抗的中共组织，整理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资料，以及反映成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报刊和小册子，由朱若华转交给毛勒。毛勒得到这些资料后非常高兴，表示要把成都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给西方各国的广大民众。1938年底，毛勒回到美国后出版了《毛勒在中国》一书。该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日益成为吸引中国青年的理想主义中心，成为反抗侵略的有力中心”。书中对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成都各界妇女冲破封建势力的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作了记叙，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三、推动川军出川抗日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张曙时、罗世文(罗绍堂)、李一氓、周俊烈等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因而，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等四川地方实力派拥护抗日，为四川军队走上抗日战场，英勇杀敌打下了基础。

　　卢沟桥事变极大地激起了成都人民的爱国热忱，不断地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要求川军出川抗日。1937年7月8日，在成都民先队和其他进步团体推动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声援平津抗战将士的市民大会。会后，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次日，“华抗”仍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发布《为日军进攻平津宣言》，指出：“民族的解放战争已经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生死存亡，要在这一次战争中决定。”并向当局提出立即出兵援救平津;全国民众赶快组织起来援救平津;发动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反对一切对日谈判等五项要求。

　　1937年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保全领土，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武装民众，并要求刘湘亲率川军出川抗日。8月7日，“省抗”组织成都市民10余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发出通电重申8月2日通电主张。大会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是抗战爆发后空前的。9月18日，“省抗”再次组织成都各界民众5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大会。大会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武装全国民众，彻底开放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彻底清查私货和日货，严厉惩办卖国汉奸。

　　与此同时，日寇的侵略也激发了川军将士的爱国热情，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共赴国难，更进一步推动了刘湘等川军将士出川抗日的决心。1937年7月6日至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适时卢沟桥事变突然发生，川康整军会主任何应钦在会上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与会川军将领情绪激昂，纷纷请缨要求率部出川抗日。7月14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告国民党政府，对国事痛陈利害，请早定抗敌大计。接着，他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说明日本侵略绝非一省一部的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共赴国难，与日寇一战。8月3日，刘湘出发去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递交请愿书，刘表示竭诚接受，并发表书面谈话：定将各界同仁及民众救国抗敌热情转述中枢，决不有负殷望。8月4日刘湘到南京后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他还说：“过去十年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同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听了刘湘的发言，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约定双方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关系。嗣后，中央先后派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到成都做联络代表，进一步在川军及各界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刘湘曾派王干青做联络代表常驻延安。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召开欢送第一批川军出川抗日将士大会。成都各界民众代表、刘湘及其所部各军师、旅长出席大会。知名人士张澜等在大会上致词，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向川军将士赠送毛巾1200条，毛巾上印有“努力杀敌”四字;各界代表赠送锦旗16面，锦旗上分别绣着“为民族解放而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极大地鼓舞川军将士驰骋抗日战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一改过去四川军阀掠夺人民而为人民所不耻的景况。1937年9月5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致川康出征军》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同年8月29日《国难三日刊》短评也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1938年5月22日，成都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送川军将士出川抗日授旗仪式。

　　四川军队出川抗战，为保疆卫国建立了功勋。从1938年8月开始，川军先后分两批开赴抗日前线。第一批由刘湘率六个军，分两路出川，蒋介石最初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正当川军整装待发时，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22、23两个集团军。22集团军由邓锡侯率领，沿川陕路入陕，沿陇海路东进，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湘率23集团军由长江东下，至武汉转许昌、郑州，后因淞沪战局吃紧，改调南京。此外，杨森率领20军由贵州直接开往上海参战。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6月，蒋介石命令四川省代理保安司令王陵基率领留川的保安部队，加上川康整军的编余部队，组成新编72、78两个军出川参战。此时，经过整编的出川军队，扩编为22、23、28、29、30、36等6个集团军和1个师共约300万人。

　　八年全面抗战中，四川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历经山西、山东、河南、安徽、京沪、苏浙、鄂西、湘桂等10多个省，先后参加了松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粤湘桂会战等等。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寇浴血奋战。川军将士生活极为艰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还穿着草鞋单衣。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为国为民应尽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11-21 10: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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