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是如何逐步控制四川的（1）
2017-11-15 11:38:09  来源：文史天地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迫使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红军长征途中对其四面“围剿”，并以“剿共”为由，趁机铲除红军长征途经之处的地方势力。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四川的渗入和控制最为用心，其过程也最为曲折。

　　一、国民政府为何看重四川

　　1935年以来，华北危机日益加剧，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炮制“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至此，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在一致谴责的同时，也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只是时间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通过“剿共”趁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也在考虑建立中日爆发战争后的后方根据地问题——而四川，是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以来，就最为看重的战略基地。孙中山曾认为，中国可以作国都的地方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四川。而重庆市(重庆历史上长期属于四川)是西南重镇，四川门户，“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居于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处，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有秦岭大巴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进可攻，退可守，是非常理想的后方基地。

　　蒋介石也曾说：“入川剿共以前，是觉得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但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进了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我们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935年3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即在总理(孙中山)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提出：“就四川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10月，蒋介石在成都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的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从以上言论不难看出，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四川，所以，它必须消除四川地方军阀势力，进而控制四川。

　　二、“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争斗

　　(一)“强龙”入川。四川地方军阀的代表刘湘，素有“四川王”之称。但是，刘湘虽为四川军阀盟主，但四川各派系军阀在防区内各自为政，对其统治提出严重挑战。此外，红军长征入川，多次击败刘湘部队，致其元气大伤。这种情况下，刘湘为巩固其统治，便想以退为进。1934年8月23日，刘湘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其目的有二：一是向蒋介石求援，二是向川军各部施压。刘湘这一策略果然奏效。9月1日，四川绅商21人联名电呈国民政府，慰留刘湘。

　　蒋介石一直试图削弱四川军阀中的强力派系刘湘势力，以便取而代之。刘湘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在收到四川绅商的联名呈文后，蒋便电告刘湘，“为国为乡”，“均应负责到底”。11月，刘湘为争取蒋介石的更多援助，东下南京面谒蒋介石。蒋介石将此视为中央势力入川进而掌控西南的突破口。双方各怀鬼胎，很快便谈妥了合作条件：蒋介石授予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大权，以打破军阀防区制，并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主席，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刘湘则答应开放四川门户，允许蒋系势力入川，同意蒋派行营参谋团入川督导“剿共”军务。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5年1月，由贺国光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从此，国民政府开始渗入重庆。贺国光是湖北蒲圻人，少时随任清末四川观察的堂兄贺纶入川。曾在四川速成军官学校学习，与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等多位后来的四川要人为同期同学，之间很有交情。蒋介石想利用贺国光的关系，将自己的势力渗入川渝。这是蒋介石企图以重庆为基点，逐步控制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重要举措。

　　参谋团入川后，渐渐开始插足四川军政大事，企图控制川军。参谋团《任务条例》规定：贺国光可以代蒋介石拟定作战命令，交刘湘执行;可以监督、指导、考核四川各军，参谋团要向川军各部派出督察员等等。参谋团俨然成为了四川军阀的太上皇。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抵达重庆，亲自督促“剿共”，次日即发布手令要求驻川各军皆由他统一指挥，无他命令不得擅自进退。这进一步剥夺了四川军阀的军事统领权和指挥权。4月2日，蒋介石还下令撤职查办在“剿共”中“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的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开始直接行使处分四川军阀的权力。随着蒋介石的一系列动作，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俨然成了执行参谋团指令的“傀儡”。

　　(二)“地头蛇”的反扑。刘湘对于蒋介石入川一直存有“三防”，即防蒋在四川驻兵、防蒋挖他墙脚、防蒋把他搞垮。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湘不甘心川中大权旁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于1935年2月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将省政府由成都迁往重庆，与参谋团形成对峙局面，这使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矛盾激化和公开。

　　面对此种局面，1935年3月，蒋介石飞赴重庆，提出了整顿和治理四川的具体措施，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四川内部势力，逐步达到牵制和架空刘湘的目的。川籍革命家、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的张曙时回忆：“刘湘在重庆名为四川省主席，可是每一件事都得需请示行营。不请示做不通。蒋逼他将省府迁成都，刘不愿意让出重庆而退到成都。刘湘在蒋的逼迫下，既不敢违抗，又不愿迁成都。”

　　重庆是刘湘的大本营，他在此经营了十年之久，具有很深的感情，现在蒋介石逼他离开，刘湘心里十分不满。而四川部分地方豪强极力主张川人治川，反对省府离开重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四川地方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整体实力强于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逐步加深，社会舆论都倾向于全国团结统一抗战，反对地方割据。刘湘最后迫于蒋介石的威力，还是将省府由重庆迁回了成都。

　　刘湘不甘心国民政府对重庆的控制，开始多番联络反蒋势力，企图制造困难，将蒋介石势力逼出四川。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两广发动“六一事变”。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集结，准备端掉蒋介石的两个窝巢，成都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谁知蒋介石暗中收买了陈济棠平时最信任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一枪不发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应对。蒋介石说刘湘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自称对其举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称调兵是为了剿匪，因四川土匪与袍哥素有关系，为保密才在夜间调动军队，刘湘绝无反对中央之意。他还历数刘湘过去维护蒋介石的许多事例，以证明刘湘绝不会附和陈济棠。即便如此，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并未消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老家四川大邑养病，闻讯喜出望外，立即召集心腹开会。傅常、潘文华等重提派部队包围成都军校、重庆行营的老话题。邓汉祥不同意，认为若张学良杀蒋，再对军校、行营动手不迟;若张放蒋，我们已动手则不好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言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后大喜，企图一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中共调解下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之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对刘湘恶感更深。这之后，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斡旋，蒋对刘湘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当然，刘湘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把一个造币厂和十架飞机送给了南京，把部队调出重庆，退至永川。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斗不过他，便密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的办法。此时，中共在桂林的代表以抗日大局为重，对刘湘展开统战工作。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中共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逐步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李一氓代表中共入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这些促使刘湘从一个地方军阀向抗日将领转变。

　　(三)“强龙”最终压倒“地头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但他十分忌惮刘湘及50万川军。8月7日，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慨然表示，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于是蒋介石命令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路出川。当时，刘湘已重病缠身，但仍决定亲自率军出川。

　　当时，刘湘的秘书长邓汉祥写了一封私信给贺国光，说对日抗战，四川出兵最多，却没有独当一面为国效劳的机会，企图提高刘湘的地位。贺国光据此信，建议蒋介石应予刘湘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蒋介石乃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而以陈诚为副长官。其实，这又是蒋介石牵制刘湘的方式。蒋过去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刘湘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刘湘知道，陈诚飞扬跋扈，难与共事，又是蒋的心腹，好独裁揽权。刘湘原有胃溃疡，此时在汉口医院治疗。蒋介石假作关怀刘湘体弱多病，把他所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委其部下唐式遵接替。唐与刘湘本有矛盾，于刘重病之时，他竟派员向刘索取该集团军的关防印信。多种原因复加之下，刘湘的病更重，于1938年1月20日在医院病逝。

　　刘湘病亡，蒋介石认为控制川渝的时机已到，于是于1月22日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消息传到成都，留守四川的“甫系”(刘湘字甫澄)势力十分愤怒。他们认为蒋介石在刘湘尸骨未寒之时不派人到成都慰问吊唁，反而派张群来趁火打劫，因此一致反对张群来川，并组织人员在成都四处张贴标语，举行示威游行。刘部17名将领联名电呈蒋介石，拒绝张群来川，请蒋收回成命。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川军将领自荐一人暂代省主席一职。

　　为了安定四川后方，蒋介石采取了分化收买川军将领的策略，对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刘文辉等川军实力派人物封官许愿加以安抚，四川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川军各派经过酝酿、磋商和妥协，最后决定推荐王瓒绪任四川省主席。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任命王瓒绪为四川省主席。后来，王瓒绪与其他川军将领产生矛盾冲突，川军留守的师长大部分都联名倒王。最后，蒋介石为了控制局势，只得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力量来压制川军各将领，控制四川局势。至此，蒋介石势力基本控制了四川，“强龙”最终压倒“地头蛇”。

　　三、经营重庆与控制四川

　　为了更好地控制重庆，确立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直接统治，也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打下基础，国民政府开始大力经营重庆，其举措如下：

　　第一，进行公路建设。原来四川找不到与外省相连的公路，参谋团入川后，逐步修筑了川湘、川鄂、川陕等多条通向外省的公路，并与国内到缅甸、印度和苏联的国际公路相连接。这为后来的抗战打下了一定的交通基础。

　　第二，大力兴办工业。战争时期国防工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只要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国民党中央就绝不轻易放手，会慢慢将其收归麾下。为配合国民政府开展国防建设，刘湘于1937年11月致函蒋介石，附有《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大纲列举了一系列要开发的规划项目，最后总结为“九大口号”：

　　我们集中全国力量

　　完成四川后方建设

　　尽量开发五大资源

　　创立扩充八大工业

　　修筑完成三大铁道

　　充实长期抗战能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复兴中华民族

　　创造世界和平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5 11: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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