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四川（2）
2017-11-15 15:09:07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央势力帮助刘湘整合四川

　　六路进攻的失败也让刘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指挥不动二十一军之外的其他各路军队，战争旷日持久下去，支持战争的财力和物力将没完没了，刘湘感到困难重重，只有求助南京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只有借南京之力，他才能压服其他各路军阀，也只有靠南京的援助，他才能支撑起战争的消耗。而此时，江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败后一路向西长征，经湖南进入贵州，直逼川黔边境，四川面临两面夹攻的局面。形势的紧迫逼得刘湘不得不第一次出省门，飞往南京去求援。

　　刘湘并公开宣布，这次赴中央，有两大目的，”一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川省各军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二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此盖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借助南京中央政府之力整合统一四川，削平各路军阀，并解决红军的威胁，以保证刘湘”四川王“的梦想成为现实的目标溢于言表。对于刘湘的主动靠拢，蒋自然大为欢迎。在与刘湘面谈后，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与其合作，“解决川事对刘湘以专责”四川实力派对中央势力尤其是中央军入川向来敏感。刘湘的南京之行为南京中央介入川局提供了良机。在双方的商谈中，中央军入川是重要内容。据说蒋最初建议派中央军十师入川，但刘的助手婉言警告南京官员说，四川必然抵制这一行动，蒋的建议遂作罢。确保刘湘的合作，蒋介石对当时舆论大力呼吁的中央军入川态度谨慎，而选择组织参谋团先行入川。在刘湘南京之行时，双方就参谋团入川达成一致。12月29日，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自南昌起程入川，并规定规定入川的参谋团只负责剿匪工作，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

　　根据蒋、刘等人商谈的结果，在刘湘返回四川后8天，即12月18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任主席，甘绩镛任民政厅长(原二十一军之政务处长)，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原二十一军财政处长)，杨全宇任教育厅长，郭昌明任建设厅长(原二十一军参谋长)，邓汉祥任秘书长(原刘湘之驻沪代表)，省府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一位谢培筠(旧隶二十八军)，但未兼实职。--骨干完全出自刘湘麾下的第二十一军，可以说在整理川政上，刘湘大获全胜。固然，刘湘的如意算盘是引入国内当中央的力量压服四川各路军阀，解决红军，确保其“四川王”的地位，而对于蒋介石，也正将计就计的，将中央的权威伸入四川成为最好机会。

　　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后，针对川军整顿狠下了一番功夫。首先，严令各军“剿共”，在“剿共”中削弱川军实力。参谋团入川后加大督剿力度，派督察员到各军督战，并规定“各部官员报告必须由督察员同时附署”，蒋介石亲率中央军大军在四川边界坐镇监督，并拿下了行动不力的军阀田颂尧，使得四川大小军阀不敢不服从指挥，卖力堵击红军，在以后的整顿中也唯有听令，再不敢公然对抗中央。

　　接着，全力推动和协助刘湘取消防区，断军阀存在根源。针对防区制，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改组，新主席刘湘要求各军不得就地派捐筹款及委派行政官吏，一切政务归还省府。蒋介石还颁布严禁川省军人干政的“川军厉禁五条”，迫于中央压力，各军纷纷通电响应，自此防区制解体，各派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消除了军阀形成的一大因素，川军国家化迈出重要一步。为了彻底打破防区制，新省府又实行各县县局长互调，即将刘湘防区的县局长分别和其他川军防区的县局长互调，以使他们脱离原来的环境，忠实执行省府的命令。随后，参谋团又和省府共同开办县政人员训练所，招收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员，或调现任县长、县佐治人员及区长等，分期入所受训。该所由刘湘兼所长，参谋团政务处长王又庸任副所长。

　　最后，逐步整编，最终实现对整个川军的切实控制。1935年2月，四川督办公署主任刘湘电令“各部队每月所需军费由督办公署统筹…按月核发”;6月川军第一期整编，将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并成立点验委员会，核实名额;11月8日，重庆行营成立经理委员会，办理驻川各军的军需、建设、人事、教育等项;1936年7月，第二次整编，“川军裁减百分之二十，以后各军的团长以上人员由中央派人”，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军饷。至此，川军的人随同参谋团一齐入川的，还有财政部派出的驻川财政特派员，随后成立的驻川财政特派员公署，不仅将以前当行而未行的中央在川财政权力，如国税征收大权掌握，而且还会同川省财政厅厅长“筹划整理地方财政”。

　　接着蒋介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并指定“中央银行四川分行为联合金库，凡川省内国省两税收入，自七月十六日起，悉数解存该行，以备支拨。”川省财政被中央掌控。

　　在此基础上，南京中央政府开始统一四川币制。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下令禁止川军各部自行印铸票币;并于6月10起开始整理地钞。1935年9月10日，行营颁布《收销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以“新中央钞八元兑换四川地钞十元”由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及万县办事处等处敞开收兑。随后11月，法币政策推行，禁用现金，蒋介石把“四川各银行原有的黄金、白银一律运走”，四川财政金融纳入了国民政府体系，再也无力对抗中央了。

　　中央在控制军权、财权的同时，支持刘湘对四川省内行政进行统一，取消防区，整顿县政，编查保甲，设立行政督察员公署等，这些举措，与其说是新省府主席刘湘的“新政”，不如说是中央假手刘湘整顿川局，实现对四川的控制。而通过对四川军政、财政、行政的整顿，以及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改进，中央势力全面进入四川。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蒋介石与刘湘的蜜月期，双方都将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作为目标。通过一系列军政财政的变动后，分别拿到了相当的好处，原本军阀林立的四川被高度统合，统合后的权力分别属于刘湘的省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刘湘的“四川王”之梦尽在咫尺了--前提是他必须把被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转移到他的省政府手中。

　　刘湘至抗战中病死都想将国民党中央势力赶出四川

　　直到全面抗战开战后，38年1月刘湘病死武汉前的最后半年里，刘湘心中年年不忘的，还是将中央势力驱赶出四川自己当“四川王”的梦想。

　　直到抗战军兴，川军出川抗战，刘湘仍然想着如何将中央势力赶走，刘湘联络反蒋势力包括日本。随着红军长征撤离四川，双方最后一个共同的威胁都不复存在，于是，刘湘开始不懈努力，试图从四川驱除蒋介石的中央势力。

　　蒋办理峨眉军官训练团，调集川军营、团长以上人员受训，视为奠定“四川基础”之举。刘湘则针锋相对，“拟办高级官长班”。蒋召集川省绅耆谈话，刘湘则在事后予以扣留。刘湘还权力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两广军阀西南派、冯玉祥、甚至中国共产党，刘湘均在暗中予以联络并进行协调行动。对外切实联络两广、云南各反蒋派，以作声援，先后派张斯可、李星辉、刘亚修到两广活动，派魏子铣、李叔尧到云南接洽。凡关于“反蒋方面的接头事宜，刘指定总参议钟体乾、参谋长傅常负责”，关于“敷衍中央方面的接洽，则指定秘书长邓汉祥负责”。

　　1935年4月，刘湘在北平的代表张斯可在泰山顶上面见了蒋介石的最大政敌之一冯玉祥。冯玉祥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联络全国各派反蒋人马，全国各派反蒋人马也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跟他联络。刘湘跟冯玉祥联络的最大收获就是跟共产党续上了不解之缘。共产党的红军一离开川境，刘湘就决定跟“共产党交朋友”。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赶紧调集所部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暗中集结，打算陈济棠等称兵成功就把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接收过来。但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部下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这套说辞当然没有任何说服力，但蒋介石此时并不愿激化矛盾，也就勉强接受了。

　　吃一堑长一智，西安事件爆发后，刘湘没有再冲动，没有听从傅常、潘文华等人的建议，调集军队包围成都军校及重庆行营，而是按照邓汉祥的想法，转而去安抚国民党中央在四川的军政和行政人员。但是他手下那些激进的将领们己经等不及了，在成都和重庆的街头公然与国民党中央在川武装进行对抗，双方架起机关枪，战事一触即发。在这期间，刘湘派出张斯可去广西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共产党签订了反蒋的《红、桂、川军事协定》。

　　刘湘的图谋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一切反蒋的力量他都尝试过，自然也包括日本人。为借助日本的力量，刘湘密令其亲信张梓芳与日联系，张梓芳暗派李子模以游历为名，绕道越南，潜入东北，觐见伪“满洲国”国务大臣郑孝胥，并通过郑孝胥与日本取得联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敕封刘湘为“蜀王”，日本表示了对刘湘的支持。

　　同时日本图谋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刘湘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派乔毅夫到天津与日本密谈。但四川毕竟深在大西南的内陆省份，离日本不但太远，而且无法交通，刘湘的“联日”得不到任何日本提供的物资，只能白白背上骂名，于是刘湘也很快放弃了“联日”的计划，改为高举冯玉祥“抗日”的大旗，接受冯玉祥提出的“民主、抗日”之方针，并提出“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与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相对抗，阻止国民政府对四川一步步更加深入的控制。

　　为了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的口号，刘湘也提出了“川人治川”的口号进行对抗。刘湘的高级顾问张澜极力提倡“川人治川”的主张，即主张刘湘继续主持川政，反对由蒋介石的亲信主川。并宣扬“拥护地方政府就是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就是制造混乱”来争夺舆论。

　　抗战军兴没有让刘湘放弃“四川王”梦想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却依旧没有断了将中央势力驱除出川自己当“四川王”的念头。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张樾亭披露，“1937年冬，……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处对我说：‘韩复榘密派代表(我问是谁，宋说暂不谈)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倒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我问宋说：‘总司令以为如何?’宋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我说：‘对。’宋说：‘要严守秘密。’于是宋即一面敷衍韩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蒋、宋亲译电本)报告蒋介石。”

　　而与之相应，川军将领范绍增回忆，1937年底，军统局曾利用其对刘湘的不满，指派他“暗中监视刘湘”，结果窥见刘湘的参谋长徐思平写命令给亲信王瓒绪，命其“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取得联系。”

　　而联韩秘密被曝光，也加速了同谋者刘湘的死亡。可见，直到全面抗战开战后，38年1月刘湘病死武汉前的最后半年里，刘湘心中年年不忘的，还是江中央势力驱赶出四川自己当“四川王”的梦想。这也难怪刘湘的病故，被蒋介石视为“国家之福”，将其去世与违反军法的韩复榘被处决并提了。

　　1935年之前，四川军阀在不停的内战中搅得四川大地生灵涂他，1935年开始，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强力整合将原本“与世隔绝”的四川重新拉回统一和抗日的中国，但在整合过程中早就的军阀刘湘又不断用他的“四川王”之梦破坏着抗战大后方的建设，所幸1937年底，刘湘就死去了。而川军祸国殃民的军誉，也直到台儿庄会战中王铭章殉国才真正扭转过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5 1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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