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掠影
2023-08-23 14:12:44  来源：贵州综合广播  点击：  复制链接

　　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从爆发初期到掀起高潮，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整个历程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局势发展基本一致。但由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又是中国工农红军转战时间最长、足迹几乎遍布全省的地区，加上处于抗战大后方，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因此，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展阶段上既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大体相同，又有所差异;在运动的特点方面，更表现出不少自身的独特性。

　　抗日救亡运动初期，贵州的情况与国内各省类似，率先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师生。一部分进步学生于1931年冬成立了贵州学生救国团，以各种形式开展救亡运动。之后，运动扩大到工商各界。许多爱国商人自发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检查仇货”，并组织了“贵州各界抗日救国会”向国民党中央致电。电文内容称：“万祈我中央迅即准备全国总动员，作长期之抵抗……黔人枕戈静候调遣。”省城贵阳有少数奸商与军警勾结抗拒检查日货，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愤怒，学生们为此包围省政府，迫使当局没收奸商资产，撤除宪兵营长职务。1933年底，各校学生还发起了反对南京政府企图束缚学生爱国运动而颁布的《中学生毕业会考章程》，俗称“反会考”斗争。

　　1934年以后，随着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成立，尤其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在长征开始前后，中共中央曾组织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5年10月，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号召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在艰苦作战中始终坚持抗日救亡宣传。队伍每到一地即运用各种方式宣讲抗日救国，沿途还散发大批传单、刷写标语、绘制宣传画，唤起群众抗日救亡。

　　在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红军还直接与各族群众一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和革命武装。1935年1月1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老城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逾万人，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商贩、知识分子与各界群众。当天的《红星报》报道称：毛泽东在会上讲解“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并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会上不仅宣告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同时建立了遵义赤色工会、遵义革命先锋队等抗日群众团体。此前遵义建立的反日反帝大同盟，则在红军到达前几日更名为红军之友协会。

　　“一二·九”运动后，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尽管国民党当局于1935年策动“七一九”事件，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疯狂镇压，但在红军长征的影响下，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依然十分活跃，犹如处于暴风雨前夜。1937年5月，全国学联代表杨蕴清到达贵阳，在贵州地下党的支持下，迅速在贵州学生界开展工作。7月，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七七”事变后，学联组织各校师生在校内外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包括出抗日救亡墙报、组织歌咏队高唱救亡歌曲、发表《告全省同学书》、在《贵州学联》期刊上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举行示威游行、组织群众欢送开赴前线的军队等。达德学校甚至组织起“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利用周日到校外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

　　除校内外的抗日宣传活动，爱国学生还充分利用假期组织寒假工作团，号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人中去”，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同一时期，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也愤然而起，主办了《十日旬刊》登载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田君亮的《能大死才能大活》写道：“当这抗日期间，人人应该认定一个总目标——打倒日本——协同迈进，方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除这一总目标外，其他的一切，无有不可牺牲的。”翟光《怎样做一个战时青年》的文章，号召广大青年记住“我们的任务，决不止是一个援助前线的问题，我们有三个历史使命：……发展抗战、拥护抗战、充实抗战”。这些抗日主张与宣传，对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有力支持。在省城贵阳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全省各地救亡运动也蓬勃展开。其中，遵义、黔南、湄潭等地一直十分活跃。

　　抗战中期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虽然广大群众的觉醒如火如荼，但却常遭到反动势力阻碍，处于一种艰苦奋斗状态。

　　1938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武汉总部，派中共党员张益珊到贵阳推动贵州成立“民先”组织。张通过黄齐生的介绍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又得到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支持，率先将一部分进步青年与中共党员发展为“民先”队员。4月，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正式成立。队部之下设4个区队及若干分队，其中的分队主要以各学校为基地开展工作。“民先”贵阳队部成立后，参加者非常踊跃，到6月底即发展到300余人。

　　贵州“民先”组织成立后，主要以多种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宣传抗战、宣传“民先”的性质与任务;进行军事技能学习训练，为抗战积蓄后备力量;配合抗战文艺团体，开展各种抗战宣传;学习抗战理论，传播爱国思想等。上述活动在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经队部派员到县乡鼓动与联络，湄潭、安顺、郎岱(今六枝)、盘县(今盘州)、镇远、平越(今福泉)、铜仁等地先后建立起“民先”组织。并迅速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其中，湄潭、安顺、郎岱的组织最为活跃。湄潭“民先”不仅强化理论学习，而且将队员分为两支：永兴“民先”组成暑期学生抗日宣传团，沿湄潭四乡开展活动;湄中学生为主的“民先”组织“飞鹰步行团”，长途跋涉经遵义远行到贵阳开展抗日宣传，并与贵阳“民先”联合开展一系列救亡活动。

　　湄潭“民先”的各项爱国活动，不仅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反而遭到仇视。反动当局不仅撤销湄中校长乔光鉴职务，解聘大批进步教师，更于1938年11月3日逮捕了黄培纪等7名湄中进步学生，制造了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七人之狱”。这之后，湄潭及各地“民先”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陷入低潮。

　　文艺界的奋起是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大特色，筑光音乐会与沙驼话剧社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团体。筑光音乐会成立于1937年4月，初以研究音乐与演唱社会流行歌曲为主。“七七”事变后，随着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大批中共党员与进步学生的加入，逐渐演变成以抗日救亡宣传为主的爱国团体。成员从少数音乐爱好者，扩大到有大量爱国青年、省内与省外内迁爱国音乐人士、各界群众的组织，并成立了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党小组)。

　　从成立到被反动当局勒令解散，筑光音乐会活跃在贵州抗日救亡战线总计3年零2个月。其间，音乐会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演出活动，以文艺的形式唤醒贵州各民族、各阶层大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其影响甚至扩大至省外。

　　成立初期，筑光音乐会主要在会内普及音乐知识，学唱爱国歌曲，之后音乐会通过参加各种抗日集会、示威游行和进行街头演唱，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队员们演唱的《“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亡国奴当不得》等歌曲，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共鸣。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音乐会有计划地主办各种抗日救亡音乐会，通过精心组织排练，系统宣传抗日救国，又经常组织会员在街头巷尾演出抗日戏剧、绘制抗日宣传画、兴办木刻展览、张贴抗日传单等。队员们还用实际行动，直接参加慰问抗战伤员，为伤员演唱、向伤员赠送慰问品、为伤员代写书信等。

　　筑光音乐会组织的几场大型演唱会，在山城贵阳最具震撼力。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为庆祝这场胜利，筑光音乐会在贵阳组织百人大合唱，先后演唱《流亡三部曲》《慰劳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歌曲。声势浩大的百人大合唱，极大地激发了贵阳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现场观众群情激奋，不时自发地大声应合。

　　此外，1938年12月，筑光音乐会还与途经贵阳的上海音专、杭州音专部分师生及武汉、长沙音乐家，为救援难民联手举行了两场义卖演出，引发观众热烈反响。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正在花溪开会庆祝第十届干事会改选，突遭大批国民党反动分子破坏，以“非法集会”名义绑架了筑光音乐会总干事文学芬。次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登报污蔑筑光音乐会进行非法活动，勒令筑光音乐会解散。

　　另一支抗日救亡文艺队伍是1935年9月成立的沙驼话剧社。剧社成立之初仅有百余人，随着救亡活动的开展，到“七七”事变前夕，成员发展到236人。在各界进步人士与戏剧爱好者的支持下，剧社不仅争取到了“合法”地位，并在沙驼话剧社名下先后成立了毅中剧社、黔灵剧社、电讯演剧队及学生剧团等10余个团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一批爱好戏剧的“学联”成员和秘密读书会成员加入沙驼话剧社，给沙驼话剧社注入了新的进步力量。剧社组织因此更加完善，队伍进一步扩大，成为一支拿着戏剧当武器的抗日救亡力量。

　　为扩大影响，沙驼话剧社除了与贵阳民众话剧社、青年会抗敌剧团、狼火话剧团一起成立贵阳抗敌戏剧协进会，联合进行过多次演出外，还将队员分成7支队伍，分赴省城以外县乡演出。演出足迹涉及息烽、修文、遵义、平坝、安顺、镇宁、龙里、贵定、黔西等26县。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作出了积极贡献。

　　几乎在筑光音乐会遭到反动派镇压的同时，沙驼话剧社也被反动当局以“账目不清”为借口，勒令停止活动半年。1940年初虽经反复交涉，得以短暂复演，不久又同样被勒令解散。

　　除了上述集中活动的抗战文艺团体外，抗战期间贵州工商界的觉醒、青年学生的奋起，将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推向深入。各地、各界的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彰显出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兴。这些组织往往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因地制宜地开展救亡宣传与救亡活动。此外，除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读书会外，国民党官方组织的学生集训队、农村助理员讲习所也都成了进步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场所。贵阳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组织的“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尽管没有固定会址、缺乏经费、未设主席与秘书等级职，却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贵阳教育界召开千人大会，社会科学座谈会成员不仅参加大会，还成为大会主持人。徐特立由重庆途经贵阳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专门邀请徐老讲述中共方针政策。《资本论》中文译者之一的王亚南也曾在路经贵阳时，受邀作专题报告。

　　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在工人和文学家中也十分活跃。1936年，邮电职工建立了进步读书会，还成立了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歌咏队、话剧队，配合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抗战宣传。据统计，抗战期间仅报名上前线杀敌的贵阳电信职工就达千余人。文学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展示在创办进步期刊和发表大批抗战作品方面。《十日旬刊》《每周文艺》《文讯》《抗战文艺》，及遵义《黔声日报》的文艺副刊《轻骑兵》《遵义青年》等刊物都曾发表著名作家谢六逸、蹇先艾、王启霖等的抗战作品。

　　遍及贵州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说明：在国家蒙难、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贵州各族、各界群众，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只要是华夏子孙，都在为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甚至不惜牺牲。时至今天，当我们回顾那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时，依然会有热血喷涌之感。那些因抗日救亡而遭到迫害、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斗士，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的子孙们缅怀尊敬。

责任编辑：陈亦可 最后更新：2023-08-23 14: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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