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成为抗战时期重要枢纽（上）
2017-09-13 14:24:14  来源：贵阳网-贵阳晚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为坚持长期抗战，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城市陆续设立办事机构，一般称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活动等。

　　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为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交通站。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以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交通大动脉。同时，贵阳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与总部延安的重要枢纽。

　　为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联系我国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的联系，1938年1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六座碑(今民生路35号)设立八路军交通站。诸多重要战略物资从这里转运至延安，中央领导人家属经这里前往青岩避难……

　　A 国内战事吃紧后方建交通站

　　民生路35号，藏身贵阳闹市区，是个占地面积不过百平方米的小院，房屋仍保持着以前古朴的木质结构。老贵阳人都已不住这里，留在院内的多是外乡人。

　　小院的入口，一块刻着“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的石碑，提醒着往来人群——这里曾是不凡之地。尽管对院子的历史不熟悉，但院内的住户们闲暇时还是喜欢讨论这里的过往。住在院中的张大姐指着一间木门小屋说，“周恩来住过这里。”

　　这样的说法，并没得到贵阳市委党史办资深研究员王毅力的认可。他说，抗战期间周恩来没到过贵阳，不过交通站的建立确实与其有关。1938年底，武汉沦陷，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大后方贵阳建立八路军交通站，方便与延安联系。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贵州桐梓人袁超俊率人来到贵阳，在达德小学校长曾俊侯的帮助下建起交通站。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七旬老人的袁超俊用口述、记录员整理的形式，写下了回忆录——《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末》。袁超俊回忆，交通站最先是建在达德学校操场旁的教室内，后因学校开学，教室无法久用，遂搬至位于六座碑与晋禄寺间(今民生路35号)的进步人士熊逸民家。

　　在今天的小院内，还有一口不足成年人两臂长的水井，井内已干涸，长着绿色的青苔。在贵阳研究历史多年的八旬老人周诗若说，这就是当年交通站成员吃水的地方。

　　B 越共领导人胡志明 曾在站内借宿

　　今年85岁的李伯顺是一名退休老干部，1938年，他的奶奶就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附近卖早餐。“奶奶以前告诉我，她在交通站常见到一个身材瘦削、说着外国话的年轻人进出。”李伯顺说，奶奶向交通站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这名年轻人是越南人，名叫胡光。后来，李奶奶通过报纸上的新闻，才知道胡光就是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的化名。

　　《黔人抗战史话》、《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等史料中提到，当时的胡志明化名胡光，常搭乘八路军安排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间，联系越南国内党组织发展事宜。胡光住宿贵阳交通站内，交通站多次协助解决他和其他越南同志的交通费用。袁超俊是站内娱乐活动的核心人物，随便拿来一把钢锯，就能用琴弓拉出《渔光曲》、《黄水谣》伴奏，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

　　当时，贵阳交通站成为八路军的大后方，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避免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转移到贵州，很多伤员、战士家属也都通过贵阳交通站得以转移。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等人，当时就在袁超俊的安排下，在贵阳城郊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

　　丁毅当年是贵阳的一名地下党党员，同时也是时任贵州省工委委员李策的妻子。

　　据丁毅回忆，当年她在袁超俊的住处见过两位老人，一位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另一位便是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周懋臣很喜欢逗小孩子，徐特立则是一口湖南话，拉着站内工作人员不断说“麻烦你们了”。

　　因为交通站经费不多，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菜。丁毅教炊事员买些莲花白泡在米汤里做成酸菜，然后加大蒜和干辣椒来炒，这道菜让徐特立、周懋臣等人胃口大开，纷纷称赞贵州菜好吃。

　　C 上百车战略物资 安全运抵延安

　　1939年2月，贵阳遭受日寇飞机轰炸，今大十字、中山路一片成为废墟。袁超俊决定在城内寻找安全之地存放物资与汽车，于是找到时任永年药号职员的宋鹤轩先生，在威清门外寻得一栋房屋，将此建成城外接待站。丁毅回忆，当时的威清门接待站什么都没有，她从家里搬来桌、椅、凳子、床板，才为接待站拼凑出家具。

　　今年86岁的贵阳市民周新林介绍，他的叔叔当时是有名的木工。几名交通站内成员找到他，希望帮忙扎竹屋。叔叔跟他们来到威清门外，看见放着一大捆粗竹子。叔叔和交通站的成员将竹子劈成两半，相互扣在一起来做房瓦，其余人将竹子绑住撑起做支架。一个多星期后，简易的竹房建成，成为交通站的停车场和修理车间。

　　后来，接待站成为共产党转移物质的一处中转休息站。共产党在香港购买的汽油、机油，宋庆龄在国外募捐的物资，海外华侨捐助的车辆……头天晚上到接待站，第二天凌晨就要赶紧离开，转运至重庆、延安等地。

　　史料统计，仅在1939年夏季，交通站就先后转运150车的战略物资;当年冬天，又将红十字总会捐送的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安全送往了延安总部。

　　D 交通站被查封 周恩来亲自交涉

　　1939年底，贵阳的政治氛围逐渐紧张。1940年底，袁超俊将六座碑处租住的房屋退掉，留在站内的只剩10多个成员;1941年初，贵阳数十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捕;1941年1月21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查封……

　　丁毅记得，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她在夜里偷偷跑到交通站。站内工作人员让他快走，告诉他以后不能再来，袁超俊已在周恩来安排下离开了贵阳。随后，丁毅逃往重庆。

　　今年80岁的张兴民还记得，1941年1月21日，6岁的他，家住小十字附近。他与家人被一阵骚动声惊动。来到门外一看，一群穿着制服的军警将八路军交通站层层包围。几名年轻男女被背着枪的国民党兵从交通站里带上汽车，交通站被贴上了封条。他长大后去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当年所见的那些人是国民党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等部门的军警特务。

　　袁超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包围行动中，国民党逮捕了7名交通站成员，查抄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直到当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多番交涉，国民党才将被捕成员全部释放，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就此完成了使命。”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3 1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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