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名人眼中的贵阳（上）
2017-09-13 15:10:27  来源：贵阳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西南五省成为大后方，“握五省交通之枢纽”的是贵阳。流寓贵阳以及借道贵阳前往他省的文化人颇多，其中更不乏文化名人。他们在流转迁徙中，仍不忘用手中的笔墨记下、画下自己眼中的贵州贵阳，贵州贵阳也因此首次大规模地进入文化视野。

　　外来的客籍文人群，同本土的本籍文人群汇合，为后人了解抗战时期的贵阳留下了宝贵的文墨。其中广为人知的，客籍的文学家有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闻一多、施蛰存、张恨水、熊佛西、端木蕻良，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厐熏琹、关山月、黄尧、董希文皆是，本籍的有陈恒安、蹇先艾、谢六逸。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

　　“战前，绝大多数外省人士都未到过贵州，他们对贵州历来的了解，大抵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俗谚，以及王阳明《瘗旅文》中所写的蛮烟瘴雨。因战争流徙西南后，他们除了知道贵州的贫穷落后，还重新认识了贵州。”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说。

　　古城面貌：新旧共处，五方杂糅

　　1942年年初，作家茅盾前往重庆时路过贵阳。在贵阳停留的几天里，他看望了老朋友谢六逸，写下了散文《贵阳巡礼》。

　　文章开篇，引用了两封通信，是1939年一位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太太写给她亲戚的。第一封信的大意是说，太太到贵阳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找到菜场，本地人却告知她的住处大门外就是菜场，还领着她指着一些小担贩说这就是。“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太太在信中变本加厉地写道，“贵阳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就没有两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的小。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到了第二封信里，贵阳连唯一一条的街，也因敌机的轰炸而被炸平了。这封信寄于“二四大轰炸”之后。

　　三年后茅盾先生到贵阳，说这时的贵阳已和太太信中的贵阳大不一样，“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楼，有着‘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还有大玻璃窗……谁还忍心说贵阳‘土头土脑’?”

　　身兼“作家、新闻学家、翻译家”诸多头衔的谢六逸先生，是于1937年底携妻儿辗转回到故乡贵阳的。刚回到家乡时，他眼中的贵阳是一脸暮气的古城：贯城河油绿的死水依然，污秽的垃圾依然;古城垣灰白色的石墙，还没有完全风化。

　　短短数年间，此时的贵阳风貌虽然“新”，但也有“旧”，是新旧共处。

　　谢先生同时就还说了，贵阳有最陈旧的，也有最崭新的，不知从第几世纪就用起的纸糊“粑粑灯笼”，以及最时髦的赶流行的电灯，都在城里同时出现;尤其是近几年来，任何新鲜的花样也能够搬弄出来。

　　他的朋友茅盾注意到，“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验证这一说法的，是1942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中的一段文字，作者陈恒安先生提到了当时贵阳市民的衣着：“街巷所见，穿最流行之新式西装革履者有之，披风旗袍者有之，青蓝短衣裤者，草鞋布鞋者亦有之，形色不一。”

　　衣着如此，建筑、店铺也是如此。诗人沙鸥写道，贵阳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但因防空的缘故，墙壁都刷黑了;贵阳新兴的商店是时代化的，和上海没有两样，本地的商店，还是保守着原样。

　　贵阳风貌既有新与旧的鲜明对比，还有五方杂糅。

　　茅盾先生就惊异地发现，在贵阳这座西南山城里，有着浓厚的苏浙沪气味。“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不少饭店以‘上海’或‘苏州’标明它的特性……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圆’‘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

　　“据有关机关之统计，贵阳小饭馆小食堂之总数，在二三百家以上。至菜肴口味，因五方杂处，各省风味俱备。均可随个人嗜好，择其售味。”陈恒安先生写道。他还特意提及，本地食馆，本无索小费之习，给予多少，“茶房”绝不计较，自京沪饭店增多以后，“小费加一”已成为各饭店之定规。

　　文化地标：科、物、书、艺“四大馆”齐聚贵阳

　　谢六逸先生在贵阳招待远到来客时，时常去三个地方：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和贵州省立科学馆。按照他的说法，在“科学馆”“物产馆”“图书馆”之间招待客人，可以趁机宣扬贵阳。

　　据贵州省档案馆编纂的《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一书中记载，“图书馆”于1937年正式开馆;1941年，“科技馆”成立，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宣传，陈列并介绍各种标本及模型，举办科学展览会;“物产馆”创建于1941年，用于征集本省物产陈列展览，供社会人士观摩研究，谋其产品之改良发展。

　　1942年，谢先生颇为遗憾地说，贵阳尚缺少一座艺术馆。他说：“我主张‘艺术有用’，如其一个地方的艺术空气衰颓不振，势将无法拯救国民道德的沦落。”于是他在贵阳各大报刊撰文倡导新建。次年，贵州省立艺术馆在科学路落成，陈恒安先生任首任馆长。

　　至此，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成为当时贵阳的四大文化地标。“老贵阳”彭鸿书先生今年83岁高龄了，他告诉记者，“艺术馆”、“图书馆”“科学馆”三大文化机构，均都位于科学路的一个大院内，也就是当今贵州省文联所在地。

　　抗战期间，“文艺馆”承办的“徐悲鸿画展”轰动了筑城，所有收入用于建设图书馆。“文艺馆”馆长陈恒安先生与徐先生交好，陈先生曾送徐先生一块砚台，徐先生作梅花图相赠。其后，关山月、赵少昂、丰子恺、熊佛西、倪贻德等名家在贵阳的画展均在此举行。“文艺馆”还出版过赵元任歌曲集，举办过马思聪独奏音乐会。

　　前不久过世的贵阳诗人李麦宁先生，曾著文回忆熊佛西画展的前后。1943年，李先生在桂林结识了著名戏剧家熊佛西，两人于1944年在贵阳再次相遇。“当时熊先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熊先生将身边仅有的钱购来一些笔墨纸张颜料之类，利用贵山图书馆客房的书桌画出不少的山水花鸟画卷，连同身边携带的百来幅成品画举行了个人展览。”李先生提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买画的人不少，熊先生捐助了卖画总收入的一半，作为逃难来筑文化人的救济基金。

　　1944年4月13日起，在“文艺馆”展出的“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是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科学路上车水马龙。当时出版的《贵州日报》详细报道了展览日期及参展珍品的要目。展出分两期举行，第一期自4月13日至20日，第二期自21日至29日，展出的书法、名画起晋迄清，粲然大备。

　　戴明贤先生新近著文，讲述了此次展出的幕后故事。原来，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为躲避战火，一路南迁、西迁，其中有八十箱文物于1938年入黔。平日里故宫国宝难得一见，在特殊时期入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陈恒安先生提议做一展出，使得黔人得见，最终有了此项盛举。

　　展出前布展，戴先生写到了一处细节：“当时省立艺术馆几乎没有什么展出设施，除大件作品可悬挂墙上，需平式陈列的斗方小件，是向贵阳商家借用玻璃货柜解决。这是陈恒安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至于“图书馆”、“物产馆”，1944年10月，学者庆修先生先后参观这两馆，并写下详细的参观日记。他写道——

　　“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经过阅览室、报章杂志和参考书室，最后到特藏室。这里面四壁悬挂着本省时贤的书画和治印，展览部分分为：一拓本，二舆图，三方志，四善本，五苗夷生活等。其中以苗夷之展览为最富趣味。所谓边胞文物陈列室，内陈列苗夷的语文注音图表，各种衣着、饰物、乐器、用具，除实物外尚有各种模型及照片，使观众对于苗夷的生活状态，可以得到明白的印象。”

　　“物产馆平时陈列本省农工矿产品，展示各县市特产。第一、二两室完全是农产品及农场的作业，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贵州烟草公司在贵定和平坝所试种的美国烟叶;此外，各县也有特产的陈列，如石阡的茶叶，三都的青布，都匀的皮纸……”

　　都匀的皮纸因徐悲鸿先生的认可而名声大噪。徐先生在造访贵阳的过程中发现了都匀皮纸，认为这种纸材料有韧性，吸墨性能好，最适合于他画马，他曾请托一位姓吕的朋友到都匀纸厂定做画纸，并仿照西方画纸的办法，在纸上制作悲鸿的水印暗记。

　　黔地风情：山川、民族、世相，画图难足

　　“抗战以前以贵州为题材的绘画，除了统称为‘百苗图’的各种少数民族图说外，我所知道的只有三家，清初黄向坚的《寻亲图册》，清中叶邹一桂的《山水观我》，清末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总共不过三十幅。”文史专家王尧礼说。这一情形在抗战之后大为改观，在他辑录的《抗战贵州图录》一书中，即收录有抗战期间流亡贵州的外省画家的贵州题材画作约三百幅。

　　以诗人、学者为世人所知的闻一多先生，实则为黔地留下为数不少的画作。1938年2月19日，西南联大三百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横穿贵州赴昆明。在贵州，闻一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道：“沿途见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花木鸟兽，各式各样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饰的人，真叫我从何说起!”面对贵州这迥异于南北的景致，大诗人也觉言之不足，便图形行之于形。他兴奋地重执荒废了十多年的画笔，画了几十张速写。近年出版的《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收入三十五张画作，其中三十三张画于贵州。

　　闻先生的这批作品中，和贵阳有关的有《贵阳一角》、《黔灵山东峰》、《黔灵山脚》、《甲秀楼》，此四幅速写完成的日期均为4月1日。《清镇东山寺》、《西城桥》则作于4月5日。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西南联大学生杨式德，在当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西城桥说：“西城桥，石建，长七八十米，九孔，东望，只见散布的小山尖。闻一多先生在桥上写生。”

　　以牛鼻子漫画享誉国内外的黄尧先生，也为贵阳画像。他在客居贵阳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街头所见作了一百幅漫画，每幅漫画下还题有一句图解诗，完全描绘出贵阳社会的全貌，从贵山、富水一直写到民情风俗时尚，涵盖贵阳的城郭、市井、民族、风俗、土产、古迹、气候。王尧礼先生说，黄尧之前，此前没有人对贵阳作如此全面的描绘。

　　这批作品题名为《漫画贵阳》，出版于谢六逸先生主持编撰的贵阳文通数据。随后，这组作品在筑城公开展出，当时的报纸报道是：“许多外省的人们，看了他的漫画觉得意境逼真，惹人好笑;就是道地的贵阳人，对着这‘良工苦心’的作品，也会掩口葫芦了。”

　　1942年，叶浅予先生在贵阳及周边县镇的苗区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让他改变了之前探索十年的、让他得享盛誉的漫画创作风格。

　　贵阳的民众已见识过叶先生的漫画作品。1942年10月7日在富水路商友俱乐部举办的“叶浅予漫画展”盛况空前。画展期间，叶先生买到一份贵阳出版的《国民画报》，很感兴趣，就前去拜访，结识了画报的主编、青年画家高马得。二人一起去花溪看苗家赶场，画速写。

　　“我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叶浅予也不例外，但他立马发现，“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是颠倒美丑?”从那时起，叶先生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

　　找来找去，叶先生觉得应该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其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因为贵州民族风情的美，一代大家的画风由此改变。

　　画家华天谷作于1944年的《花溪全景》图，则是抗战期间流亡画家创作的贵州题材作品中尺寸最为巨大的。该图长二丈九尺，宽一尺三寸，描绘了贵阳西南郊花溪赶场天的全景，场面宏大，景物繁复，人物众多。王尧礼先生从此图中看到了碧流青山、曲桥垂柳、红亭绿阁，还有耕田的农民、出操的士兵、学习的师生、赶场的行人，各色人等千姿百态，是抗战时期贵州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3 15: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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