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事变” 黔籍大员聚会贵阳阻击日寇
2017-09-25 10:56:14  来源：贵州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入黔进川的军事动向令中国统帅部十分忧心。经过决策层商议,决定派新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贵州兴义人)负责筹划御敌之策,“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何应钦接令后,立即调兵遣将:令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赴贵阳指挥作战;电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将军率军来黔,在贵阳外围福泉马场坪一线布防,阻遏来犯之敌;电令鄂西会战的功臣牟廷芳(贵州郎岱人)将军率第九十四军驰援贵州。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委派行政院社会部部长谷正刚(贵州安顺人)亲赴贵州都匀、独山,督导救济战区难胞等工作;派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贵州盘县人)赴贵阳主持战时服务督导工作,负责救援从广西、湖南等地组织撤往内地的大批文化人。

　　在何应钦心中,汤恩伯骁勇善战,参加过南口、徐州、武汉、枣宜等中日会战,战功累累,虽然在豫湘桂战役被敌所败,但其部10万官兵现已退守贵州,让日军亦不敢小觑。孙元良将军系淞沪会战时的国军勇将,被日军视为“可恨之敌”。其所率领的第八十八师,曾坚守上海闸北枢纽阵地76天,日寇进攻补充预备兵十五次,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至于牟廷芳将军,黄埔军校一期生,是何应钦的学生,参加淞沪、武汉、枣宜、鄂西诸次会战,予敌沉重打击。其统率的第九十四军,被美军誉为“中国军队中少有的优良军队”。

　　11月27日,日军由柳州窜扰黔南,蹂躏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5县,焚掠之惨,尤以独山受祸为烈。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其安危攸关着中华民族抗战的前途。形势逼人,何应钦立即赶到贵阳督战,制订因应之策,决定增划贵定、龙里、惠水、修文、清镇、平坝等县,由宋思一(贵州贵定人,黄埔一期生)所领导的戒严司令部指挥。

　　前线紧急,汤恩伯特到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平刚寓所拜望,向这位同盟会的元老咨询战守之策。平刚早年曾在贵阳街头张贴讽刺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而被革除秀才,后流亡日本,担任东京同盟会贵州支会长。护法战争时,他一度担任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平刚素以刚直著称,在贵州政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因此汤恩伯敬他三分。

　　难民涌入贵阳

　　市内秩序井然

　　平刚建议:贵州边境有连山天险的地方,号称“十万大山”,地处大山塘一带,可以扼守,亦可迎敌决战,希望汤不要因保存实力而退而不前,以致连失数城后无处立足。汤听后不置可否。

　　原来汤恩伯早有打算,局势一旦恶化,他将放弃贵阳,将省府迁往遵义,再败则移桐梓。为了瓦解平刚的反对态度,他派人前去疏通,暗示“贵阳必为军事所争,定遭糜烂”,以此迫使其立即赴毕节或重庆避难。平刚不为所动,亦不怕其胁迫,表示要与吴鼎昌商议后再作决定。

　　随着黔桂前线的溃败,数十万难民及军队、军车涌入贵州,省城贵阳成了难民的主要寄居地。大批难民的涌进,贵阳顿感人满为患。由于无法安置,难民走投无路,不少家庭露宿街头。整个贵阳城成了一个超级难民城。

　　由于形势紧张,物价飙升,难民充斥,人心浮动,霍乱流行,民众惶惶不可终日。宋思一上任伊始,即将维护社会安定,防备日机空袭作为治理乱局的首要任务。针对贵阳秩序混乱的状况,他维护治安,安排难民,打击奸商,谋划军援,每日出外巡查,即时处理问题。

　　一日,胡宗南部与陈牧农军在贵阳大十字一带发生冲突,宋思一得知后,迅速赶到现场,果断下令:“凡过境部队,一律不准驻市内。”自此,市内秩序井然,军人不敢胡作非为。恰逢此时,军内有人附和张治中、汤恩伯的“焦土抗战”,力劝宋思一烧毁军用物资,以防落入敌手。宋思一大不以为然,严词拒绝。他以酆悌火烧长沙为例,认为祸国殃民不足取,然后严戒部下:“非有我的命令,不得引火爆炸军用物资及重要工厂等,违者以军法从事。”

　　在“黔南事变”的前后数月中,尽管贵阳大军云集,每天过往的军车近百辆,过境开赴前线的部队达数十万人,加之大量的难民滞留在此,但在宋思一的运筹指挥下,市内秩序趋于平静,从未发生严重事件。

　　担心日寇即将入侵贵阳,这时官方下令:人民迅速疏散,如有观望者,必定加以强制。不少商家和民众闻风而起,准备外逃,“各商店仿佛不要本钱似的把货物向外抛,行人见了车子就不要命似的往上乱爬”,谁都预感到大难将至,在劫难逃!

　　当时滞留贵阳的文化人有二百余人,他们是文化的精英,民族的未来,然而他们带着家人在黔桂线上颠沛流离了月余,好不容易逃到贵阳,这时接到疏散令,不知逃往何方。幸好这时张道藩从重庆赶来,为他们筹发了一万元疏散费,还亲为调置车辆,才使他们安全地撤往重庆。

　　将士急赴独山抗敌保

　　贵阳转危为安

　　战争的阴云愈来愈浓,何应钦、张治中、谷正刚、张道藩等中央大员纷纷聚首贵阳。12月4日下午,省府召开大会,平刚前去参加。大会的主旨是要从速疏散民众,社会各界要资助军食。

　　当张治中说中国人民意弱质劣,不及外国人勇于卫国时,贵州参议会议长平刚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反击:国家到了如此地步,并不是人民的过错,这与谋国者的决策不无关系。至于今日之战局,日寇已在太平洋战争惨败,其不可战胜已是神话,毋庸恐惧。日寇之所以趁势而来,是因为看见我军张皇失措,不敢应战。目前决策者应当立即集结军队,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身为主帅者,远居后方,每日只知下令疏散,不顾一切,待到无路可退敌军合围时,我军岂能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敌决战?

　　平刚的抗争,终使军事当局不敢草率下令疏散。两日后,孙元良将军率先头部队900人赶到独山,阻击日寇。日寇摸不清楚中国部队的虚实,亦得到中国援军从各处赶来的情报,为避免被围歼,于是下令从独山撤退。这时,第九十四军奉命驰援贵州,牟廷芳率部从湖北经湖南风雨兼程地赶到贵州镇远,突然接到命令,得知日军攻占黔南荔波、三都丹寨、独山四座县城。前锋进抵都匀附近时突然接到命令,已于12月4日至6日撤到广西……贵阳军民顿时松了一口气。

　　几日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前来慰问平刚,谈及汤恩伯早已制订计划,电呈蒋介石批准。其计划主要内容有:若日军再向前推进,贵阳将作为决战之地,先烧南明堂的作战总部,次烧省政府,其他工厂、民房自不待言。这样一来,贵阳将成为一座“火城”,已有千年的历史古城将惨遭浩劫。对此,吴鼎昌不无感慨地说:“南明堂得平议长一席话,救济不少。”时任财政厅长的周诒春亦言:“此次贵阳,非得平君当场直言,大家已入火城!”

　　日军撤出贵州后,岌岌可危的贵阳转危为安。人们奔走相告,久久沉浸在欣喜中。虽然黔桂线上的难胞还是像潮水般的涌入贵阳,但几天后贵阳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共克时艰　精神不垮

　　1944年11月底至12月初,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第6方面军第11军所属第3师团下属部队7000余人,分三路入侵贵州独山、三都、荔波、丹寨、都匀等5县,至12月10日被迫退出黔境,前后历时10余天。时间虽短,但直接威胁陪都重庆,对当时的贵州乃至整个国家安全,震荡极大。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在贵州的文化人是一个怎样的境况呢?

　　讲述人:

　　杜国景(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事变激荡师生爱国豪情

　　黔南事变发生时,在贵州的外省文化人多达两百余人,这还不包括早先就迁入贵州的那些大学甚至中学的师生。对这些文人、书生、知识分子来说,黔南事变除了前面的那些意义,它还是书生意气,文人气节的一块试金石。

　　抗战时先在西南联大读书,毕业后又到当时还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工作的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写过一篇《黔南事变前后的浙大工作》,这个材料极其珍贵。那是1946年初,李晨从湄潭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浙大工作时写的汇报,原稿现保存于共青团中央。其中有对战时云南、贵州两省政治形势的分析,有对分各处两省的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工作环境的探讨,更有对浙大不同类型学生的比较。

　　李晨的观点是,党在浙大的工作,“是在黔南事变后才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黔南事变后“书桌”的安放又成了紧迫的问题,即使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现在也必须面对新的局势了。黔南事变期间,在浙大的带动下,遵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劳军热潮和战地服务团行动。

　　不断有从河南、陕西开来的军队路过遵义,学生们用募捐来的钱,给他们买包子、毛巾、香烟。校长竺可桢也来到遵义市中心丁字口劳军。学生们倍感鼓舞,他们不由分说,把竺可桢抬起来往上抛:一,二,三,竺校长好伟大!其他学生见了,也来抢竺可桢。

　　竺可桢很快又被另外这部分学生抛起来,接住,再抛起,场面气氛极其热烈。竺可桢激动得热泪盈眶,频频挥动礼帽向大家致意。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开上前线时,竺可桢亲自为他们授旗,他含着泪叮嘱学生: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要牢记!

　　国难当头　重任在肩

　　香港《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在1944年11月10日受命随湘桂大撤退的逃难人群进入贵州,他当时27岁,任务是作为战地记者到重庆采访。

　　就在黔南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在从广西到重庆途经独山的路途上,曾敏之与相恋两年多的女友潘砚之分手。因出演《雷雨》中的四凤和《家》中的鸣凤,潘砚之在战时文化圈中有些知名度。两人同乘一辆拉布匹的汽车,从广西前往重庆。在独山休息时,潘砚之突然提出不走了,她说母亲就在独山,她要留下来照顾母亲。曾敏之一下子懵了。潘砚之的话后面,分明是要各走各的路了。

　　不难想象曾敏之那一路的伤心痛苦。他作了种种猜想,其中一个念头是:莫非战地记者生死由命的结局,让她选择了退却?无论如何,爱情是无法挽回了。战争不光是民族的记忆,对曾敏之也是情感的巨大创伤。

　　国难当头,重任在肩,曾敏之挺了过来。在重庆采访白崇禧时,曾敏之其实并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但他尽到了一个战地记者的职责。后来,曾敏之成了香港《文汇报》主编,拥有著名作家、老报人、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等众多殊荣。《曾敏之评传》还称他为“中国记者报道周恩来第一人”。

　　生活颠沛流离　精神却压不垮

　　熊佛西是在桂林沦陷后逃到贵阳来的。在大十字遇见老友,熊佛西一把拉住,对方却吓了一跳,以为遇到了无理取闹的叫花子,足见这位美国哈佛大学戏剧硕士、中国话剧开创者当时有多么狼狈。熊佛西到贵州后最着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文学创作》杂志的复刊。这本刊物1942年秋天创办于桂林,桂柳会战时毁于战火。到贵阳后,熊佛西找到在文通书局做事的谢六逸。两人虽未曾谋面,但通信不少,算是神交,且志同道合。

　　谢六逸对熊佛西到贵阳后的一切极为关怀,复刊的事更不是问题。然而就当诸事齐备时,黔南事变突起,贵阳下了疏散令,一时间人心大震,不光复刊泡了汤,就是熊佛西本人,也必须开始谋划又一场逃难计划。正如他在告别贵阳的文章里所写:为了不愿做奴隶,一般文化工作者也随着战场的退却而内迁。“在这战乱的时候,平日里无积蓄,一旦事变,哪里还有钱逃难?不逃,又不甘心,逃,又没有力量。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还是冒着一切的苦难,投入自由祖国的怀抱。”

　　熊佛西的话,是那一时代有良心的中国文人的心声。被战争压迫着的中国文化人,生活可以颠沛流离,精神却是压不垮的。“尽管抛妻弃子,挨饿受冷,遭受一切蔑视与痛苦,为了热爱祖国,为了表现文人的气节,我们终于逃到了贵阳。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抗战9年来向全世界、全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灵魂。”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5 1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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