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众志成城筑抗日战争大后方坚强屏障
2017-09-25 11:21:11  来源：贵州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实施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寇侵略,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方面积极抵抗。8年全面抗战,贵州虽位于抗战大后方,也未能幸免战火的摧残。面对日本侵略者,贵州人民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奉献,默默无闻担当,强有力地支持全民族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抗战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时光流逝,岁月不居,转眼70年过去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日传奇,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追求民族复兴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1937年,随着战事巨变,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后,抗日战争中贵州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自古与重庆山水相连。起伏绵延的大娄山、武陵山、乌蒙山、老王山和苗岭5大山脉,构成了贵州高原的骨架。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地貌,使得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天然地理屏障,是战略持续阶段展开游击战、运动战的最佳场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多线作战,逐步陷入被动,为扭转战事,其企图向重庆进攻,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贵州作为日寇进攻重庆的南大门,在物资运输、救治伤员、传递情报、补充兵源等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人力支援:

　　军民武装抗日

　　坚守后方战略稳定

　　贵州省面积17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面积的1.53%,居全国第20位,地域面积不大,但总人口不少,1937年为10447330人。在血与火的八年全面抗战中,贵州虽身处抗战的大后方,但贵州籍的将士和各族人民群众毫不退缩,积极上阵杀敌。

　　在正面战场上,许多黔籍官兵纷纷开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起至1945年,共有贵州籍将士639631名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约占全省常年人口的6%。先后有第82师、85师、102师、103师、121师、140师、新编第8师、独立第6旅、新编第28师,预备第2师、贵州补充师等11个黔军陆军师参战。先后参加了中条山战役、洛阳激战、淞沪抗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等,尤其是第一○二师全师,9000余人血染沙场,壮烈殉国。

　　其实,早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时,贵州各族人民就按照红军的指引,积极发动广大各族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作了准备。毕节地下党以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号召组织贵州人民为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如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先后输送了新四军的张云逸、叶挺等人,还安置了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

　　而对于未参与前线作战的贵州籍军人,亦牢牢坚守住大后方的战略重地,与日寇誓死血战。1944年日寇从广西北上进入贵州境内,贵州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在独山等地奋起抵抗,打破了日寇北上夹击的梦想。贵州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勇担使命,也纷纷投笔从戎,请缨杀敌。

　　贵州各族群众踊跃支撑前线,帮助承接伤员、运送物资,在抗战大后方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1年6月1日到3日,日寇对国民政府的抗战“生命线”——史迪威公路贵州境内的盘江桥实施轰炸,企图切断物资来源。轰炸导致桥身、桥基损毁严重,无法正常使用。2014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贵州革命史话·黔西南卷》记载,“住在北盘江两岸的村民(多为布依族)200多人不顾自己家房子被毁的情况,主动来到江边,协助部队将隐藏在王家沟的机动渡轮推下北盘江,开到渡口轮渡车辆过江,同时与部队协力抢筑一座相对稳定的水上浮桥。村民们卸门板,砍大树,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援筑桥。经过一天一夜轮班修筑,水上浮桥得以完成,使被阻碍在盘江东岸3公里长的运输车队得以顺利通过北盘江,保障了运输线的畅通。”

　　交通动脉:

　　建设战时路网

　　畅通抗战生命线

　　在贵阳交汇的川黔、湘黔、滇黔、黔桂4条公路,是抗战时期连接四面八方的大动脉,其是否畅通,关系到抗战后方是否稳固。

　　为保障补给线的畅通,贵州组织民工积极开展战时路网建设。全省军民齐心协力,1937年8月动工修建晴隆县盘江钢索悬桥,1939年进行改造;1938年修筑兴仁至兴义的公路,连接云南罗平通昆明;又修筑玉屏至铜仁的公路,以连接湘黔线;1939年修筑遵义至绥阳公路,以扩展川黔线;1940年修筑陆家桥至三都、三穗至星子界、遵义至凤冈、兴仁至贞丰、兴义至江底的公路。同时还兴修安顺至普定、平越(今福泉)至马场坪的公路;1940年还在晴隆修筑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中缅公路贵州段;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又陆续修筑威宁至晴隆沙子岭、铜仁至松桃、郎岱(今六枝)至黄果树公路。

　　在机场建设方面,1937年,扩建遵义老卜头机场;1938年,扩建清镇机场(第115航空站);1939年6月,兴建思南塘头机场(第62航空站),同年8月修建遵义龙坪机场(第16航空站);1940年修建黄平旧州机场;1944年修建独山机场和兴仁机场;1945年4月,修建安龙机场,6月修建天柱机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贵州兴修公路2285公里,组织民工近1300万人次,进行道路抢修和基本建设。几乎每3名男丁便有1人在后方服役,为大后方向前线输送军需物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贵州也是抗战后方通往滇缅线、滇越线及中印线的必经之地。1939年以后,桂越和滇越两条国际交通线相继被日寇切断。此后在中印公路通车前,滇缅公路遂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美英等国的援华物资绝大部分都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我国出口的农矿产品也要从这条公路运到海外,甚至苏联的援华物资也有的要经过此线转运。

　　作为大后方的贵州,为前线及时输送军需物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抗日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在组织归国参战的华侨担任驾驶员的同时,也吸收部分国民党西南运输的司机担任运输、修理工作。在“晴隆24道拐”这条被称之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的道路上,仅在1938年2月至1942年初的近4年的时间里,西南运输处一家就投入800辆卡车,将22万吨抗战物资运输到前线。到抗战中后期,平均每天约有3000多辆汽车运送抗战物资到重庆。8年全面抗战中累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资保障。

　　财政发展:

　　支撑战时经济

　　保障前后方供给

　　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一部分,“贵州以贫穷小省,总人口仅千万,而纳税不下百亿,征兵派夫不下百万之众”,以其经济全力与四川、云南等省一道,支撑着抗战后方的经济,增强抗战实力。

　　据档案资料统计,8年全面抗战中,贵州征募公债历年总计公债实收数为5.78亿元,平均每人负担战费58元。在1940年至1945年5年间,我省征集粮食总计稻谷1242万石(1石约为60公斤),平均每人贡献粮食1.2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贵州积极捐物纳粮,使国家在战时得到兵、工、钱、粮四大方面的源源补给。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省各族群众同内迁同胞一道,促进战时经济的发展,对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抗战爆发后,随着沦陷区的日益扩大,一些厂矿企业纷纷内迁。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由长沙、汉口、衡阳、桂林、南京、上海等地迁到贵阳及附近的工厂就有101家。由于厂矿、学校的大量涌入,使得贵州人口急剧增长,市场需求增大,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个世纪中叶,贵州的工厂由1937年的55家,资本总额2132800元(法币),发展到1947年的154家,资本总额140478700元(法币)。在工业发展鼎盛时期,全省公营、民营大小工厂,如酒精、橡胶、麦粉、卷烟、水泥、印刷、造纸、酿造、陶瓷、化工等工厂有数百家。与此同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业也空前发展。贵州一时成为抗战大后方中一个有力的工业生产重地。工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对于支援抗战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供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内迁的军工企业通过生产大批军需用品,直接支援抗战。

　　随着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战备需要,消费需求量的增加,我省商业也随之繁盛起来。以贵阳为例,持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法币),营业额为928万元。1944年增至4931户,1945年商业资本增至21亿元(法币)。蓬勃的生产和源源不断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也稳定了后方。

　　战地服务:

　　接纳全国同胞

　　成为救护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省公开招考军事战地救护人员。省立男、女师范,省立高中、贵阳女中、达德中学、毅成中学等校的男女青年学生,以及部分社会青年积极报考战地救护人员培训班,第一期共录取140余人,从1937年9月起,在省立医院训练半年。

　　1938年3月,我省组建“贵州省战地服务团”,随即离开贵阳取道长沙、武汉开赴前线参与伤员救护。参加鲁南会战,在开封失守后,退至长沙,慰劳灾民和伤员。

　　1939年,贵州省战地服务团扩大组织,分设3个救护班,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视察战区各野战医院及伤兵收容所。其时,第二期贵州战地服务团共计200余人也经桂林到达长沙。在这个服务团中,由30名女青年组成的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小队,其中年龄最大者30岁,最小的仅15岁。她们在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积极开展战地服务。

　　抗战中后期,由于大片国土沦丧,沦陷区大批难民、灾民、伤兵不断涌进贵州。贵州各族人民以开放的姿态、民族的情怀,积极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1938年,贵州省农工商各界成立贵州省伤兵之友社,以“从事慰问及护理、救济负伤将士并鼓励重新上前线”为宗旨,招募青年,组成伤兵服务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派赴各后方医院为负伤官兵服务。该社还经常组织募捐,救济、慰问负伤将士,激励伤愈后的战士重返前线。当时驻扎在贵州境内各军事系统的医院及贵州各地的伤兵、新兵中的伤病员,不少人都曾得到过伤兵之友社的帮助。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在贵阳成立,开始收容由前方转移到贵州的难童,并负责监护、安置、养育和实施文化知识抗战教育。该分会在贵阳、定番(今惠水)、遵义三地附设有保育院4所。到抗日战争结束,该分会仅收容安置由河南等省送来的战区男女儿童,就达10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贵州省接收外来和本省难民767684人。除此之外,贵州还根据日寇空袭带来的破坏,先后设立“贵州省灾民救济处”、“贵州省会非常时期紧急救济委员会”,并制定《救济办法》,为各地灾民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帮助,坚定了各族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念。而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图云关后,贵阳更是成为当时全国的救护中心,为各战区源源不绝培训并输送医护人员,对中国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与此同时,迁到贵州镇远的第二日俘收容所(和平村),成为一所改造日本战俘的机构。收容所管理人员用真情感化日俘,用事实说服日俘,用真理教育日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改造好的日俘在宣传和平思想、揭露战争罪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援华医疗队和镇远和平村,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支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人文荟萃:

　　保护国家文化精英

　　开展战时教育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吸引着许多国家机构、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和文化名人来到贵州。8年全面抗战中,迁入贵州的就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华民国海军学校等学校。一批堪称国宝的专家学者也随之而来,他们中有物理学家夏元瑮、张永立,化学家李宗恩,内科学专家张孝骞,外科专家沈克非,血液病学家杨济时,矿冶学家丁道衡,地质学家乐森璕,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苏步青,社会学家吴泽霖,教育专家马宗荣、邰爽秋,文学家谢六逸、李青崖,国学大师钱望新、张汝舟,历史学家朱敖、姚薇元,经济学家李光宗、刘行驿等。他们来到贵州后,积极为抗战开展宣传教育,强固了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贵州各族人民十分支持和爱护这些院校机构和文化精英,为他们提供校舍、办学地点,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为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内迁贵州的还有一批珍贵的国家文物。1938年1月31日,北平故宫博物馆的80箱文物精品由湖南运抵贵阳,先后保存在毛公馆、贵阳南郊观音洞内。3月,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抵贵阳,保存于贵阳北郊地母洞内达6年之久。此外,南京故宫博物院也在抗战期间在贵阳、安顺等地存放许多重要历史文物。

　　高等教育的兴起与大量高级人才的迁入,为贵州的抗战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大中学生首先奋起,于1937年成立了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内迁大学来黔后,与本地学校的进步师生一起,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大夏大学来筑后,曾建立半公开的读书会,讨论热点问题,其歌咏队经常到闹市广场演出街头剧,教唱抗日歌曲,为前线伤亡将士募捐。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筑光音乐会和沙驼话剧社,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社员们从街头走到舞台,从城市走到农村,以音乐和戏剧为武器,组织演出、宣传、慰问、募捐、游行,唤起民众支援抗日前线。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5 11: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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