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贵阳 战时的避难所
2017-09-25 11:45:35  来源：贵阳晚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避难求存

　　上世纪30年代末，伴随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被日军攻占。处于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彼时成为饱受战争折磨的民众躲避难之所。

　　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多为江苏、安徽、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的百姓，沿长江一路南下进入长江上游地区的贵州等地，贵阳成了他们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些逃难来的外地民众有一个特别的称谓：下江人，意为沿着长江中下游入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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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前的贵阳，人口只有几万。抗战爆发后，大量逃难的“下江人”涌入大后方的贵阳，让贵阳人口猛增至近30万人。民众教育馆前的夜市、大十字附近的阿麻相馆……这些新鲜的行当，成为外地人到贵阳以后融合进本地发展的缩影。

　　七十多年过去，那段艰难岁月，仍在当时那代人以及他们后人的口中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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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日寇大举进犯

　　民众辗转西南

　　今年90岁的高言中，是原贵州省煤炭厅高级工程师，本居住在上海。1937年，日军攻陷上海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逃难来到贵阳。

　　高言中说，日军占领上海后，因为父亲会讲日语、英语，日军便派汉奸天天去家中威逼利诱，要父亲为他们工作。后来，父亲托人找关系，带着年幼的他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又转往越南，走水路到广西，半个月后才从广西与贵州交接处，坐了两天的车进入贵阳。

　　高言中回忆，当时的贵阳汽车站位于如今大西门八中的位置，周边到处都是修补轮胎的破烂铺面及一些小客栈。来往的人群中，河南话、湖南话、上海话、江苏话混杂在一起。进入城中，仅有的几条路全用黄泥巴铺成，坐车只有黄包车。

　　贵州省政府参事室退休干部、89岁的陈树清说，对高言中一家这样的外来人，当时贵阳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下江人，意思是沿长江从各地逃难到贵阳来的外地人。当时在大南门外有一座连接贵阳和龙里的三四米宽的南明桥。这座桥，便是许多外地人进入贵阳的通道。

　　1940年，贵州政府仿效西湖岳王庙前塑立的卖国贼秦桧夫妇跪像，在大南门城门外一个小屋里，建起两个跪着的泥塑，一个是卖国贼汪精卫，一个是汪的老婆陈璧君。陈树清说，许多从南明桥进城的外地人路过这里都要专门进屋，对着泥像吐几口口水方才解恨。

　　B 点煤油灯摆摊 贵阳出现夜市

　　记者在贵州省社科院研究所查询资料发现，抗战前贵阳城的人口总数不过几万人。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让贵阳城的人口总数猛增至30万人左右。

　　今年80岁的李祥泰，是贵阳永丰工贸公司退休职工。李祥泰回忆，1939年，他的父母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利用自家的四合院开了一家“国利商行”的客栈，全国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很多都是一家五六口，挤在一间间不到4平方米的客房里。

　　每天，李祥泰都能听见柜台前的外地人说着自己的方言，围着父亲说个不停，可彼此又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父亲只能拿起算盘、备好纸笔，连比带划地沟通，才勉强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李祥泰说，外地人经常去南明河里摸鱼、钓虾来吃。有的外地人进贵阳后，开始了解本地的习俗，弄清楚贵阳赶场是以十二生肖作顺序后，他们白天就挑着装满针线、手帕的箩筐前往周边农村赶场;晚上则点着煤油灯，在民众教育馆(现中华路人民剧场)一带摆地摊做生意，这也成为贵阳最早的夜市。

　　让李祥泰印象最深的，是客栈里一个浙江人带来老家的一种凉性蜜饯卖。这个浙江人都会带着口音，用刚学来的贵阳话大声叫卖“梨膏糖、凉松糕”，那绵长的音律让李祥泰至今难忘，不少娃娃听到都会吵着要父母买来吃。

　　李祥泰说，抗战胜利后，贵阳一些拍卖行的老板看见不少外地人要回故乡，就从江苏、浙江等地方找来工人，按照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边流行的款式，为急于回家的他们定制衣服、皮鞋。贵阳一些有钱人看见那些定制的衣物款式洋气，也纷纷要求给自己也定制一套。

　　系列报道之六·战时后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C 国内知名学府

　　迁到贵州办学

　　抗战期间进入贵州避难的除了普通百姓，一些国内的知名高等学府和科学家，也来到贵州谋求新的发展。

　　从今天的青岩古镇南门进入，行走不到500米便抵达迎祥寺。从寺庙内部上到二楼平台，一处布满青苔的洞穴出现在眼前。1939年，正是在这个山洞里，躲避战乱的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创立了两个惊人的研究理论，奠定了他在全球数学界的地位。

　　浙大贵州校友会副会长薛正华说，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将大学预科班设在青岩，大部队迁往湄潭。苏步青也跟新生留在青岩，住在迎祥寺内。

　　在薛正华的描述中，苏步青与学子们每天一起步行上课。放学后，苏步青回到庙中，与家人吃过晚饭，便带着学生前往寺庙后面的山洞里，挑着油灯进行大量繁复的演算。昏暗的光线下，一张张写满数字的白纸和一个个低头演算的人影被倒影在石壁上。在山洞里，苏步青创立了微分几何与射影曲线概论，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在如今的核物理、建筑学中，这两个理论仍被广泛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与浙大一同来到贵州的还有两件宝物，一件是当时国民政府耗费巨资买下的现代物理实验设备，这套仪器被带往湄潭。另一件是《四库全书》，被保卫人员隐藏在贵阳的地母洞内，如今这套古籍被收藏在台湾故宫。

　　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安尊华说，那时与苏步青一同在贵州的，还有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茅盾、巴金等科学界、文学界的名人。一时间，贵州成为了国内的文化中心，开启了继清末教育改革后的又一个办学高潮。

　　D 外来民众涌入

　　促进战时发展

　　坐落在如今大十字广场位置的阿麻相馆，是贵阳当时知名的相馆。76岁的原贵州画报社高级记者彭匡说，他的父亲彭晓波便是阿麻相馆的主人，拍照技术是从外国人手上学来。本来相馆是开在广州，后来因战乱父亲逃难至贵阳，在这又重新建起了相馆。

　　阿麻相馆在广州就已是一流相馆，进入贵阳后，许多人都听闻名声前来拍照。彭匡说，不少贵阳年轻人找到他的父亲来相馆当学徒。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黔学研究院研究员韩义义认为，抗战期间，外地的民众大量进入贵阳后，贵阳人口从原来的几万人猛增到近三十万人，随之而来的是物资供应困难、住房紧张等问题。但同胞们从当时中国的发达地区来到贵阳，也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

　　当时，沿海许多高等院校迁入贵州，促进了贵州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沿海工厂迁到贵州，则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部分设备，促进贵州的工业发展。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引进美国烟叶和许多蔬菜品种，为其后的贵州烟草经济支柱奠定了基础。

　　同时，很多外地人进入贵阳并安家下来，成了新贵阳人的一份子。他们有的进入位于马王庙的汽车修理厂做工，为抗战期间的来往汽车进行修理;有的成为教师，教会学生更多反日抗战的理念和必胜的信心……和亿万同胞一样，他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抗战的胜利献上了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5 11: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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