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
★时局
双城沦陷
1938年初,急于打通华北、华东战场连线的日军从青岛登陆,并以上海方面的兵力配合,南北夹击战略要地徐州。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缔造了台儿庄大捷等鼓舞士气的胜仗。但日军装备先进,中国军队死伤惨重,徐州失陷。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成为实际的经济、军事中心。1938年6月,日军由河南南下,并配以海军溯长江而上攻打武汉。武汉坚守4个月后,最终沦陷。
日军向中国内陆不断推进,中国军队顽强迎敌,阻敌深入——
黔军浴血拼杀 保卫徐州武汉
徐州会战中,中国守军操作重机枪射击日寇
黔军140师官兵,在禹王山战斗的战壕遗址
1938年初,北线的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南岸;南线日军则占据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急于双线会合的日军,开始对战略要地徐州发起了进攻。
此后,虽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徐州仍被攻破。在海军炮舰的配合下,日军沿着长江向中国内陆重镇武汉进犯。
徐州、武汉两场会战,中国军队虽以失败告终,但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化为泡影。
两场会战中,以贵州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102师、103师、82师、140师等部队官兵浴血拼杀,给予日军巨大打击,迟滞了日军进攻……
A.将士死守滕县 上阵前写遗书
台儿庄位于山东枣庄南部,地处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战略位置重要,乃是南下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
1938年3月,日军第十师团、第五师团分别进攻鲁南重镇滕县和临沂,向徐州靠近。在滕县,日军上万兵力对守城的中国第22集团军发起强攻。
当时,22集团军实际只有2万多人,系邓锡侯、孙震的川军部队,虽然人数相对占优,但士兵穿的是草鞋、破旧的军服,武器也是陋劣的步枪、大刀、手榴弹,战斗形势处于下风。
现居徐州的93岁四川籍老人王义夫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当时属于727团三营。王义夫回忆,当年3月中旬,日军的飞机、大炮猛攻滕县。22集团军前线总指挥112师师长王铭章,将部队收拢于城内死守。
王铭章说,“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大战即将打响,王铭章让战士各自写下遗书,让人送回家乡。战士每人只有5分钟时间写简信,内容多为请妻子照顾孩子,望父母保重身体。王义夫将信件收齐,大部分送往四川各地,也有部分送往贵州。在当时的川军中,不少人来自贵州。
3月18日,日军攻破滕县东门,王铭章开枪自杀殉国。727团三营副营长侯子平带领部分战士突围,城内两百多中国士兵未能撤离,他们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滕县、临沂阻击战作为徐州会战中的重要战役,给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日军攻下滕县后,继续进攻台儿庄,被已有准备的中国军队打败。在台儿庄一役中,日军伤亡7000余人,中国军队用3万将士生命换来了胜利。
战后,李宗仁评价,“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周恩来曾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B.黔军血战徐州 掩护主力转移
禹王山,是台儿庄外围与徐州东南部的唯一制高点。1938年4月,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试图绕开台儿庄对禹王山发动进攻,以进入徐州城内。
在禹王山脚下的李圩村, 65的村民李旺诚转述了他父亲的经历:当年日本军队有4000余人,带着几十门大炮和坦克进军禹王山。村里人都出去避难了,中国军队在村里、禹王山上布防,他们有的说云南话,有的说贵州话。
李旺诚的父亲和村民一个月后回到村里,在禹王山上的战壕里发现成堆的尸体。村民将穿着中国军服的尸体埋葬,足有3000多人。李旺诚听父亲说,当时日军大炮、坦克、飞机向山上开火,中国军队用大炮还击。战场越打越近,双方在百米左右挖起战壕,士兵互扔手榴弹。
史料记载,1938年4月,滇军60军和黔军140师,在禹王山和禹王山旁的望母山阻击日军两个联队进攻。滇军60军107团副团长陈大川是贵州兴义人,他带领士兵激战三昼夜并殉国。另外,黔军140师遵义人王俊臣、田风等几十位军官牺牲,全师阵亡2000余人,换来27天宝贵的时间,掩护了徐州数十万主力部队撤退。
1938年5月中旬,蒋介石放弃徐州,日军步步紧逼,中国军队向河南撤离。在徐州最西面的县城砀山(今划为安徽省),黔军102师本受命从陕西疾赴徐州前线,可刚到商丘车站就接到就地驻防、掩护主力撤退的命令。
曾任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的梁茂林说,砀山阻击战中,贵州平坝人陈蕴瑜是102师304团团长。当年5月20日,102师开赴砀山与日军第14师团拼杀两昼夜后被包围。陈蕴瑜让机枪连掩护,自己带20多人突围,但中弹牺牲。最终,一千多人的304团突围成功时,只剩不到80人。
除陈蕴瑜外,贵州籍的兵站站长柏宪章、营长曹文杰也阵亡。砀山阻击战,102师与日军激战7天,中国主力军队顺利转移后,102师终于接到军部的撤退命令转移至漯河。在这场战斗中,102师伤亡超3000人。
C.顶着毒气坚守 获万家岭大捷
徐州会战中,中国守军用步枪射击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成为当时实际的军事、政治中心。日军此时已经占领了徐州,认为只要攻占武汉,就能让国民政府屈服。1938年6月,侵华日军沿长江南北两岸,以海军炮舰配合,分五路向武汉逼近。
据梁茂林考证,在武汉正面战场,黔军102师、103师、82师、121师和预2师,均留下了奋勇抗敌的踪迹。
“其中的预2师,是武汉会战前才配备的新兵队伍,装备、训练水平都很差。”梁茂林说,这支被划为丙种师的部队却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在九江防御战中负责固守外围的三十里铺、鸦雀山等阵地。日军出动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配合进攻,但激战4天始终没能攻下预2师的阵地。
黔军103师,同样在附近的九江田家镇与一支日军联队缠斗,这里距武汉仅100多公里。1938年9月18日, 103师在师长何知重率领下向日军发起猛攻,逼得日军多番抽调力量增援。
那几天,长江沿岸普遍降雨,日军的军机无法起飞轰炸和侦察,占据有利地形的103师不断进攻,令日军焦头烂额。不过,几天后天空放晴,日军在空中优势的掩护下攻占了田家镇。这次战斗中, 103师以消灭敌人一个联队的成绩,获得上级表扬。
1938年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长江防线重阵——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万家岭,妄图一举占领后拿下武汉。松桃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刘华忠介绍说,那场战斗的主力应战部队有黔军102师,以及被编入国军90师的黔籍269团。
战斗初期,日军一番飞机轰炸后,见中国守军抵抗顽强,就扔下毒气弹驱使102师、90师步步退守。“日军的毒气弹爆炸后,对黔军是灭顶之灾,体质差的士兵当场毙命了。”刘华忠说,很多士兵中毒后昏昏沉沉,日军飞机低空盘旋在中国守军阵地上,能清晰看到士兵歪歪倒倒、没有掩护,便投下炸弹进行轰炸。
此后由于日军援军到来,中国军队只能从万家岭的部队中抽出兵力应战,未能全歼106师团日军。不过,此役中,中国军队歼敌16000余人,日军106师团失去战斗能力,仅剩百余人侥幸逃脱。与台儿庄大捷一样,万家岭大捷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大胜的经典战例之一。
D.打完最后子弹 战士跳洞殉国
1938年9月至10月间,武汉战事逐步吃紧,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参战,配以空军、陆军的行进,连克武汉东南部武穴、田家镇多个阵地。黔军82师接军令,驰援武汉外围马当要塞,援助第13军。刘华忠还原当时战况的惨烈说,其中,82师491团、488团几乎是以血肉延缓日军的进攻。
首先是491团,在阵地反复的争夺战中,团长张国勋被弹片击伤眼睛,无法指挥战斗。82师副师长欧百川亲临战场指挥,经过反复争夺,在付出数百人阵亡代价后,守住了阵地。
488团的战况同样惨烈。10月18日,该团一个连的士兵固守工业重镇石灰窑附近的华记水泥厂,激战十余个小时,士兵已所剩无几,弹药也没了,他们拿起身边能用于抵抗的石块和树木削成的利刃拼死作战。中国士兵们被困当地一座名叫月亮山的山峰后,眼见日军已冲至眼前,大家高喊着“不当俘虏”,一个接一个地跳入附近的山洞中壮烈殉国。
梁茂林说,从战略层面看,虽然日军在1938年10月底占领武汉,但一再向中国内陆深入造成补给困难,而日本大本营更陷入是否与苏联在远东正面交火的困惑,继而被动地在太平洋发动战争,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基于以上因素,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徐州、武汉会战中,黔军多支部队投入数万兵力应战,虽然自身伤亡惨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掩护主力转移,为坚持持久抗战及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梁茂林说。■ 朱海 李强 代晓龙 田坚
抗战★人物
何知重(黄光荣供图)
1893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贵州陆军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曾在国民革命军第25军任职。1935年任103师师长。
1937年,何知重率103师开赴江苏,守护江阴并参加南京保卫战。103师突围后被调往武汉整训,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6军。
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86军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第86军番号撤销,何知重调任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但其未就职,解甲返回贵阳。
1949年11月,何知重在遵义迎接解放。后被选为贵阳市参议员、贵州省政协资料顾问,曾被特邀出席贵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76年10月,何知重病逝于贵阳,享年83岁。
抗战★回忆
共产党建根据地
深入敌后打游击
1937年5月起,中共中央判断,日军将占领冀鲁豫地区大多数城镇,随即秘密与几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络。周恩来批示,建立各根据地往延安的交通线。据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安尊华研究员介绍,不少活动于山东、河北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都到过贵州工作,其中就有崔子明、主传珍、孙泊等建国初期在贵州工作过的领导干部。
今年66岁的侯运嗣还记得,爷爷侯东奎当年参加了山东西区抗日自卫团,炸过日军行进的铁路。1938年初,日军登陆山东半岛后,与由上海北上的日军朝徐州挺进,蒋介石在武汉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面,八路军同国军配合共同给予日军打击。那时,日军受限于兵力,只能固守城镇、铁路沿线,农村则成为敌后抗日武装生根发芽的土壤,阻断铁路、公路线,将严重影响日军作战计划。
侯运嗣的爷爷,当年的任务就是和战友去炸断济南市万德火车站的铁路桥。“把炸药藏在运马粪的板车里,日本兵才不会查。”侯运嗣说,爷爷告诉他,那时铁路沿线常有日军巡逻,地下党员们分好几次才把炸药运到车站附近,起爆点选在一处桥梁下方。1938年3月,日军忙于派兵在徐州作战,对铁路沿线防控有所懈怠,地下党员就和群众一起,用渔船秘密将炸药安置在桥梁下方,到了夜里成功引爆。“日军工兵赶来时,看见难修复的桥,气得朝天开了几枪泄愤。”
据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副馆长李守金介绍,徐州会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敌方面的合作,也在军事上体现:在安徽中部和东部,新四军指挥的游击战,有效配合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牵制日军兵力;在河北南部,八路军129师陈再道、徐向前等将领率部队收复冀南及鲁西北十余座县城,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
“129师还专门建立津浦支队,目标就是打击津浦铁路的敌人。”李守金说,除在徐州会战中直接作战配合外,八路军还在华北破袭平汉、同浦铁路,以及邯郸到长治的公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合理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牵制了敌人,使深入敌后打游击的战略得到了充分实现。
抗战★点评
四川省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陈默:
黔籍官兵
英勇杀敌
1937年底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继续抗战。国民党军先后在徐州、武汉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搏斗。以黔籍官兵为主的102师、103师、140师等多支部队英勇杀敌,有效掩护了主力部队撤退,挫败了日军妄图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求和的企图。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在同一时期迎来大发展:八路军在山西先后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根据地,并将势力发展到冀中和山东;新四军开始在苏皖江淮地区纵横驰骋,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给日军和伪军造成重大损失,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为进行持久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抗战★寻迹
南京紫金山
贵州兵驻守
今年86岁的霍妍宛老人,如今定居苏州,1937年抗战爆发时,她和家人住在南京中华门附近。当时,国民政府调集数十万兵力参与防守南京,其中抽调来的黔军103师归司令部教导团指挥,负责南京中华门、紫金山一带的防务,当时103师师长为贵州桐梓人何知重。
1937年12月初,日军开始进攻南京,中国军队进行了艰苦的防御。“那些穿着草鞋的兵,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却还在守阵地。”霍妍宛说,那些草鞋兵,就在南京城外紫金山的碉堡驻防。记者在紫金山上看到,如今留有64处碉堡遗址。每个碉堡炮台的3个机枪眼仅容一人爬出,除背部通风口外,整个碉堡被密闭,日军打来,来不及撤的士兵就与碉堡共存亡。
此后日军攻势凶猛,103师退守城内。12月4日,霍家转移苏州前,碰到了刚打完巷战、负伤被抬往后方医院的103师士兵。抬人的士兵也负轻伤,他们躲在霍家门外的石墙下休息。
当时8岁的霍妍宛,赶紧端来水给士兵们喝。“谢谢你,小姑娘。”这句话,霍妍宛记得很清楚,因不了解方言,她一直以为这些士兵是川军,后来看到相关史料,才知道那些草鞋兵来自贵州。据松桃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刘华忠考证,几乎最晚接到撤退命令的103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数千兵力打得只剩几百人。 朱海 李强
抗战★老兵
老兵唐昌云:
架着重机枪 广西战日寇
97岁的抗战老兵唐昌云,湖南省衡山县人,如今跟随女儿女婿住在开阳县。
1938年,时年18岁的唐昌云参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200师(师长戴安澜)某团重机枪连,上等兵军衔,担任重机枪手。
“我用的是全自动的‘马克沁’重机枪,只要子弹带跟得上,就可以一直射击,打起日本鬼子来真解恨。”唐昌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跟随部队在广西宾阳对日作战,战况异常惨烈。
唐老回忆,当时日军突然杀来,刚驻扎下来不久的部队做好饭还没吃,团长就下令将饭菜倒掉投入战斗。他立即与战友架起重机枪横扫日军,为其他战友杀开一条血路。不过,战斗中,当初与他一同参军的老乡全部战死。
此役过后,唐昌云与部队失散。后来他遇见了由贵州前往宾阳接兵的部队,于是跟着新的队伍辗转来到贵定县。在贵定,唐昌云认识了开阳县高寨乡女子郑发芝并结婚,后来一直在开阳县定居生活。 (徐其飞)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5-02 14: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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