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妄图攻下长沙：滚滚新墙河 铁血贵州兵
2018-05-02 14:44:11 来源：贵阳网—贵阳晚报 作者：徐其飞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中国军人拿着步枪，在长沙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抗战★时局
长沙会战
1939年9月，日军调动十余万兵力沿湘鄂交界的洞庭湖南犯，妄图攻占长沙威逼重庆。此时，国民政府重兵把守湖南，日军此后也不断增兵参战，战事十分胶着。由于战线延伸太长，日军的侵略计划进展缓慢，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此后6年里，3次长沙会战及豫湘桂战役等战事陆续打响。虽然长沙最终沦陷，但日军也伤亡达十多万人，其有生力量遭到了巨大打击。
日军妄图攻下长沙威逼重庆，多支中国部队紧急应战——
滚滚新墙河 铁血贵州兵
历时6年的长沙会战中，日军尽管投入六十多万兵力，但经历6次大规模交锋后，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十多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参加长沙会战的百万中国军人中，国民革命军第82师、102师、121师、140师，这几支部队代表的正是贵州籍将士。6年里，他们在新墙河等地，用血肉保卫了山河。
A.午夜设伏 阻击日军
今天的新墙河依旧浪花滚滚，仿佛在述说着当年中国军人阻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位于湖南岳阳的新墙镇，因最宽处超百米的新墙河而得名。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此构建湘北第一道防线：新墙河防线。1939年秋，10余万日军准备渡河进攻长沙。之前，日本关东军刚败于苏联红军，急需胜利鼓舞士气。然而数天争夺后，日方总指挥官冈村宁次认为战线拖得太长，恐落入中国军队圈套，下令逼近长沙的日军撤退。
陆军第82师，师长罗启疆、副师长欧百川都是贵州松桃人，官兵大多来自松桃、印江等地，当年他们的任务就是，阻击自长沙折返岳阳方向的日军。
99岁的张其嗣家住贵州安龙县，1939年时，他是82师的一位连长，是位机枪手。“我们草鞋兵在河边高地挖战壕，对渡河的日军给予顽强阻击。”张其嗣说。他还记得，1939年9月的一个午夜，在新墙河一座桥头堡，日军柑柏师团的一个纵队在午夜从长沙往岳阳行进。突然，新墙河山头枪声四起，中国军队对道路上的日军猛烈射击，日军纵队赶忙找掩体躲避，调整方位的坦克对着火力点开炮。
后方行进的另一队日军部队欲来增援，然而公路已被82师官兵每隔20米就挖出的深沟截断，日军坦克和摩托部队难以挪动。在附近山头，82师作战团设下埋伏圈，用步枪轮流打击敌人。
松桃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刘华忠说，82师将4个旅分成多个作战团，一方面在道路上挖壕沟，另一方面，为拖延后方日军的速度，负责狙击的官兵在距日军不到一里路的山头伏击。这场战斗，经另一支黔军140师配合，以日军柑柏师团溃退告终，82师缴获军械数千支，战马600余匹。
同时，新墙河战斗也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诸多战事的缩影：日军机械化部队胜多败少，但在战略性撤退中，中国军队通过伏击，有效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B.孤立无援 顽强抵抗3天
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行。当年苏德战争爆发，美英无暇顾及中国战场，日军认为正是“一举解决中国战事”的良机，遂以10余万人再次由岳阳新墙河南犯。
1941年9月18日拂晓，新墙镇仅有黔军102师驻守，师长柏辉章是贵州遵义人。然而，日军突然来袭。贵州省史学会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梁茂林，对这场战事有详尽记述。
“师长，请求增援!”在102师指挥部里，柏辉章身旁电话不断重复将士阵亡的消息。之前，日军将40多门火炮和几十辆装甲车一线推进，出动50多架飞机，对新墙河杉木桥沿港口一线只有20公里宽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柏辉章一方面要求将士死守阵地，并抽调补充团构筑第二道防线;另一方面，他急电所在的第四军请求增援。电话里他向军长欧震说：“敌军步兵正攻击各个据点，我师伤亡过重，若再不派援兵，阵地失守恐影响后方部署。”然而，其他师已被调至他处防御，军部调不来援兵，欧震摔断了电话。
随后，柏辉章赶紧开会制定方针，由自己和副师长亲赴前线督战。“虽然我们守不了多久，但要尽可能拖下去。”离开前，他给参谋长留下这句话。紧接着，柏辉章来到304团所在阵地督战，极大鼓舞了士气。刘华忠考证，当时黔军部队枪支弹药匮乏，一支8000人的师，只有2000杆枪。在这种情况下，四个人用一杆枪，死了的留在原地，另一个兵接上，渐渐地，黔军阵地变成了用血肉筑成的“工事”。
102师顽强抵抗3天后，才接到指令撤退，当他们来到株洲集结时，全师原来的万余人只剩下600多人。柏辉章当场痛哭，“弟兄们，这一仗打下来，大家都抱着誓死卫国的决心奋战，有你们在，我们102师这杆大旗就倒不了。”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使其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久攻不下的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
C.官兵搭“人桥” 强渡汨罗江
1941年至1942年冬春之交，日军集结6万兵力发起第三次攻势，妄图攻占长沙重振士气。此前，日本偷袭珍珠港，在东亚地区形成中、美、苏三国对日本的牵制。中国战场上，迫于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日军超半数兵力集中在华北。
参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陆军140师，历任师长沈久成、王文彦、宋思一、毛定松均为贵州人，士兵也以贵州籍居多。
“第三次进攻长沙，日军第11军指挥官阿南惟几算是头脑发热。”刘华忠说，从1941年12月24日进攻，到次年1月初，日军已打到长沙城下。然而，日军补给供应不上，弹药已严重缺失。
这一情况被中国军队得知后，一方面从广东、江西调兵赶来增援，另一方面，湖南各地守军也准备对日军多面夹击。黔军140师将士等待的，正是日军第3师团撤退的两个联队。不过，日军此前在汨罗江上搭起便桥撤退后，又将桥炸掉。140师要追敌人，得徒步渡江。
1942年1月4日凌晨，湖南雨雪交加，汨罗江边，140师两个团千余人开始渡江。当时正是枯水期，江水只有齐腰深，百余位官兵跳入江中，扛着木板和石料在数十米宽的江面架起“人桥”。扛着重武器的士兵踩着战友肩膀渡河急行军，赶在日军撤退的前方架好机枪阵地。
此时，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这么快追上来，因此警惕性并不高。日军进入伏击圈后，140师机枪阵地猛烈扫射，打得日军四下逃散。中国士兵拿着步枪追击，子弹打完就和日军拼刺刀。
刘华忠说，当时日军刺刀充分结合日本军人的身高和体重设计，肉搏较占优势。但黔军将士手持大刀杀入敌阵，凭借体力和意志更占上风，将日军击溃。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万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
D.湘西大捷 贵州军官殉国
1944年5月27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向长沙攻击。中国军队由于前三次会战胜利，湖南战区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6月17日，长沙陷落。此时，湖南仅剩湘西作为重庆的屏障。然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受美军重创，决心在中国战场作“最后一搏”。1945年4月至6月，日军携30万余兵力西进，妄图攻占湖南芷江空军基地，却以全线溃败告终。
陆军121师师长牟廷芳，是贵州六枝人。1945年4月9日，日军向湘西发起总攻，作为应战第二集团军的主力部队，121师从湖南步城、武岗向敌军反击。
湖南武岗地区花桥，是群山间易守难攻的一处隘口。日军在花桥山头架设机枪，疯狂扫射压制黔军进攻，冲锋重任落在121师361团头上。361团团长霍世才，来自贵州贞丰。“我们不拿下这里，鬼子就要打到家门口，家都没了，要命做啥!”霍世才的话让将士倍受鼓舞。
拂晓时分，361团几个冲锋班抵达日军阵地进攻，山脚的大部队也借火力掩护冲上来占领阵地。霍世才带兵行进时，碉堡里的机枪子弹打中了他。团长负伤让士兵更加勇猛，不到几个小时，361团拿下花桥阵地。此后，霍世才被送往后方治疗，最终还是因失血过多而殉国。
刘华忠介绍，长沙会战是抗战中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万余人次)、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六年中，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共伤亡十多万人。中国军队三次将日军击败于长沙城外，乘胜收复了新墙河等阵地，不仅是鼓舞全国民心士气的大捷，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大胜利。
■ 朱海 李强 杨颍博 田坚
抗战★人物
罗启疆
贵州松桃人，1902年生。13岁考入贵阳道一中学。1921年秋，投靠川军罗觐光部，次年被保送到云南讲武学堂深造。
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10军到松桃招募兵员，罗率部投军参加北伐，擢升少将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罗启疆奉命开赴上海、常熟等地作战。1938年初回乡募集万余兵员，整编为陆军第82师，罗任师长，此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及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0年4月，因突发阑尾炎，罗启疆病故于湖南岳阳前线，年仅38岁。
关于罗启疆，贵州籍作者康振贤曾在为其所著的《罗启疆传》中提到，虽然82师被纳入中央军，但罗启疆作为苗族人，在老家松桃具有很高威望。
这支82师队伍，至始至终都多由贵州籍军人组成，保持了“打苗话、讲侗话”的地方特色。
82师里的兵和将官，当时有不少是招安的土匪。罗启疆晓之以理，让这些原本就具备射击、攀岩等实战技能的士兵派上用场，并在多次战役中让日军忌惮这支贵州“草鞋兵”。
抗战★记忆
黔籍兵工专家
驰援百团大战
长沙会战中，中国士兵在捡日本兵溃逃后丢弃的武器
1940年，由于主力部队投入湖南作战，在华北方面，侵华日军采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以20余万兵力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封锁。
为坚定全民族抗战信心，1940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在晋察冀边区向日军发动攻势，重点破袭正(石家庄)太(太原)铁路及同蒲路北段。最初，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120师、129师逾20个团作战。战事开展到第三天，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参加战斗的积极性非常高，各部投入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日作战，史称“百团大战”。
贵州毕节人刘仁，1940年8月“百团大战”期间，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他随部队一起，在正太铁路沿线与日军展开交火。八路军一方面佯装撤退，吸引日军火力追击，一方面在防守空虚的沿线炸毁碉堡、桥梁，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359旅在作战中勇敢顽强，多次受彭德怀表彰。
在120师中，当时还有一位来自贵州平塘的军人。他叫杨开林，是120师军械修理厂厂长，也是一名兵工专家。当时，八路军的装备落后，上百人的部队仅靠步枪射击。如何给八路军提供优质武器，成了杨开林和军械修理厂紧迫的任务。
由于日军封锁，当时用于加工的材料有限，杨开林带领工人自制刺刀、手榴弹、步枪、机枪等军械，虽然数量不多，但只要一个营架起几挺机枪，可以加大对日军的歼灭力度。果然，1940年10月后，八路军的军械得到补充，加快了对碉堡的拔除速度，120师军械厂功不可没。
1940年12月，“百团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拔除敌人靠近根据地的2900余个碉堡、据点，炸毁多处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
抗战★点评
四川省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陈默：
长沙会战提升
中国国际地位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实际控制了冀中平原、胶东地区、太行山区的农村，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上述地区难以立足。
华中及华东地区，国民党军则在新四军敌后作战的配合下，与日军进行数次交锋。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挫败其巩固华中占领区的企图。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主动向中国提出，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等地的公共租界。可以说，长沙会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黔籍官兵在长沙会战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当时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缩影。
抗战★寻迹
贵阳图云关
红会大本营
位于贵阳东南面的图云关，是南明区境内最著名的一处关口。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驻扎在图云关，为救助受伤的军民做出了极大贡献。
1939年3月，抗日战事吃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从长沙迁至图云关，一住就是6年。
1940至1942年，图云关的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支，许多国际医务工作者到中国支援抗战，医护人员和各类辅助人员达3420人，担负着救护全国各个战区伤病员和民众的任务。
当时，在图云关的树林里，几十间茅草房和满山遍野的帐篷，使图云关形成战时卫生医疗机构的“小城镇”，几千名医护人员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战场救护伤员。
1942年，救护总队在图云关和大西门开设两个诊疗所为贵阳市民看病防疫，由于费用低廉、医术高超，很受百姓称赞。
1944年冬，日寇从广西进犯贵州都匀、独山，大批难民逃至图云关进入贵阳。很多难民因沿途食宿困难又染上疾病，奄奄一息。救护总队随即设立接待站和诊所，还从衣物和食品上给予难民救济。
史料记载，1939年至1945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及奔赴各战区的医疗机构，共治疗受伤军民182万人次。 杨皓钧
抗战★老兵
老兵王绍奎：
十六岁入伍
激战台儿庄
94岁的抗战老兵王绍奎，是开阳县禾丰乡人，曾在国民革命军60军184师服役，参加过抗日战争。
1937年7月，刚满16岁的王绍奎被抓壮丁入伍后送往贵阳。在贵阳，王绍奎与另外一千多名壮丁被安置在油榨街的几座仓库里，接受军事训练。两个月后，王绍奎被分到60军184师一个辎重营的警卫排，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王绍奎所在的60军增援李宗仁的部队，在禹王山驻防。王绍奎回忆，当时辎重营一个来自贵阳的少尉排长，拿着炮弹壳说：“要是我不在了，活着的兄弟就把我的骨灰装进弹壳带回贵阳，送我回家”。
“有一天晚上，日军突袭阵地，全师官兵不分兵种及职务，纷纷拿起家伙与敌厮杀起来。”王绍奎说，那晚战友越打越少，阵地上也是血流成河，大家都打红了眼，家仇国恨一起发泄出来，真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后来取得台儿庄大捷，算是一场大胜利，但一想起很多战友都不在了，我真是既高兴又难过。”时至今日，王绍奎回忆起战场时，仍非常激动。 （徐其飞）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5-02 14: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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