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各族军民对抗日战争的特殊贡献
2016-07-02 10:59:21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但却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沿阵地之一，当地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对日作战，有力地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为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中国现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龙云组军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当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卢沟桥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后，云南省政府当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入了全民族的抗战。云南军队和民众，根据云南省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安排，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鼓舞下，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1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赞成一致抗日主张，并表示愿意出兵20万，支援全国抗战。龙云回到昆明后，马上组编第60军，任卢汉为军长，分别任命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3个师的师长。10月5日，60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向贵州进发。11月下旬，抵达长沙，途经江西前往武昌待命。1938年3月，60军奉命开往陇海路兰村、民权一带集结，参加李宗仁组织的徐州会战，归李宗仁指挥。3月23日，日军进攻台儿庄，但不久就被孙连仲部击溃。4月1日至4月3日，日军再次突袭台儿庄，我军坚守不退，并集中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等部进行反击。4月7日，我军又将日军濑谷旅团全部击败，日残兵逃向峄县、枣庄方向。4月18日，日军再次向峄县以南进犯，台儿庄前线吃紧，蒋介石急命60军由武汉经郑州东进。4月20日至21日，60军抵达台儿庄、车福山、宿羊山等地，归孙连仲指挥。4月22日，60军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次日击败日军的偷袭。4月24日，日军又对我军发起进攻，60军以寡敌众，伤亡极大。27日，60军调整战术，将主力转移到大运河边的禹王山，阻敌渡河。29日，敌军突袭枣庄阵地，60军奋起反击，狠狠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此后，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60军坚守阵地27天，粉碎了敌人强渡运河、威胁徐州的阴谋，对稳定鲁南战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台儿庄战役中，60军英勇作战，毙伤俘日军达1万多人，60军也伤亡达1万余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有六位旅团级军官。3681938年7月，60军得到新兵补充后，继续参加对日作战。不久，云南又先后组编第58军和新3军，开赴华东、华中抗日前线。以滇军为主力的老3军(原讨袁护国第二军改编而成)，抗战爆发后奉调华北战场。滇军将士们，以大无畏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在前线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第60军将士在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中，给猖狂南犯的日军以最有力的打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第58军和新3军坚守在湖南、湖北、江西前线抗击日军近8年之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并在南昌、九江接受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老3军守卫中条山数年之久，歼敌甚众，最后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等抗日名将，英勇献身，捍卫了中国抗日军队的尊严和崇高荣誉；1940年9月，日军侵占越南后，威胁云南省东南部，第60军奉命回防滇南，先后组成滇南作战军、第1集团军和第1方面军，镇守在南疆，直到抗战胜利，并到越南河内接受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与此同时，“云南各族人民踊跃参加预备兵员训练，誓作出征部队的坚强后盾；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记载，云南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计征召新兵381593人，加上组成60军的4万多人，就是说，云南各族人民先后至少把42万子弟送上了抗日战线。”

二、滇西各族人民英勇抗战

全民抗战开始后，中国沿海交通口岸均被日军所控制，地处边疆的云南不仅成为后方重要基地，而且还是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于是修筑滇缅公路就成了迫切任务。由昆明至畹町的滇缅公路全长近1000公里，其中，昆明至下关段434公里已通车，下关至畹町段524公里仍未开工修筑。为了打通这一重要交通线，1937年12月筑路抗日救国运动开始，经过8个月的苦战，1938年8月全线通车。随后，又修筑畹町到缅甸腊戍180多公里的公路。滇缅公路沿途翻山越岭，经滇西横断山脉，跨越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河流，修筑惠通、功果、漾濞三座大桥和大量涵道，工程十分艰巨。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就建成了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的国际交通线，创造了修路史上的奇迹。修路过程中，不少民工献出了生命，负伤致残的达万人以上。滇缅公路的修筑，得到沿线的彝、白、傣、苗等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为了抗日救国而筑路，各族群众自备粮食、被服和工具，组成筑路大军，参加人数达30万人之多，最多时每天达20余万人。日军为了破坏滇缅公路，1940年10月下旬开始对沿线桥梁、渡口进行狂轰滥炸。1941年初，专门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指挥飞机100余架，拨款100万元，采取轰炸、夜袭等种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无数公路员工、桥工和民工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奋不顾身地抢修公路，确保公路畅通。

日寇侵占云南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大肆烧杀抢掠，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和驻滇部队官兵极大的民族义愤。全省军民紧急动员，纷纷请缨西进，驱逐日寇，收复国土。滇西边疆各族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生存，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奋起抗击日寇的暴行。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之战后，日本侵略军为封锁我西南滇缅国际通道，朝着我国推进，把战火逐渐蔓延到缅甸南部。此时，驻扎在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大部集结在昆明附近县郊，边境防务空虚。1942年3月9日，英国军队撤离仰光，日军登陆。4月底，腊戍沦陷。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开始向中国云南边疆地区侵入，以装甲车为前驱，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滇西，连续攻陷德宏、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并对怒江东岸村落进行大量炮击，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下关、保山、祥云、昆明等城市。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景颇族、崩龙族、傈傈族、佤族、拉祜族、阿昌族、汉族等各族人民组成了一支2000人的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1943年初，日军势力向北延伸到怒江泸水地区，向南控制着孟定等地，侵占了怒江以西约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日军进入滇西不仅烧杀抢掠，而且还灭绝人性地投掷霍乱、鼠疫细菌，使得滇西公路沿线病疫成灾，大量人员死亡，生产停顿。日军的暴行必然激起滇西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当地群众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1942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命名，由游击军莲山支队的一个大队组成了“腾龙边区自卫队”，在盈江芒允阻击战中，一举歼灭日军100多人，在梁河九保、曩宋河边、盈江浑水沟以及陇川坝尾之战中歼灭了大量日军。5月1日，云南监察使李根源利用自己在滇西各族人民中的声望，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我父老要抱定决心，驱逐敌人退出腾冲、龙陵国境以外，退出缅甸，甚至退出暹罗、安南及南洋群岛。”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配合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将侵略者赶出家园。6月6日，腾冲县爱国知识分子和士绅张问德、刘楚湘等人成立了腾冲县临时县务委员会，并在界头街建立了腾冲县抗战政府，张问德任县长。此后，腾冲各抗日游击队、陆军预备第二师和腾冲抗战政府互相配合，对日寇占领军进行了两年多的殊死斗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滇西各族民众反侵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腾冲抗日民众配合我陆军预备第2师，先后在橄榄寨、尹家湾等地对日作战，歼敌83人，缴获敌军作战计划等重要文件。8月20日，我军在芒东杨家坡伏击敌军，毙伤日军100余人。8月27日，我军预备第二师第四团、梁河县东乡杨青榜部民团、景颇族山官尚自贵部景颇族武装、赵宝贤等人所领导的腾南12乡抗敌大队等部联合起来，将日军围困在囊宋河与大盈江三角地带，激战3天，粉碎日军大扫荡。龙陵、潞西两县抗日群众也组织了龙潞区游击支队，袭击日军第56师团司令部。

在潞西遮放，谷祖汉、杨炳南等人组织了有300多名傣、汉族青年参加的潞西青年救国团，于遮放、勐戛、勐旺、三角岩等地抗击敌军。战斗中，杨炳南不幸被俘，在敌人强迫自己带路搜查抗日游击队的途中他跳岩壮烈牺牲。在干崖(现盈江县新城区)傣族土司刀京版组织了滇西边区自卫军；在蛮允(现盈江县芒允区)，芒允小学校长许本和等人组织了滇西自卫军抗日游击队；在盈江西部山区，李扎弄组织了景颇族的抗日游击队中队；在瑞丽县景颇山区，景颇等族群众也组织起三户单抗日游击队。滇西德宏地区各支抗日队伍互相配合，活动于大盈江两岸，顽强打击日本占领军。

在怒江上游泸水县六库、片马等地，傈僳族、怒族、白族群众配合国民党第11集团军谢晋生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为巩固滇缅北部防线，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得到滇西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援与配合。5月11日，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进入高黎贡山，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但数万大军的给养和弹药补充却出现了困难。这时，腾冲抗战政府和保山、龙陵等地抗日组织马上动员各族群众，组织物资，支援军队作战。大批熟悉地形和敌情的青壮年帮助抗日部队侦察敌情或当向导；3.8万多各族群众应征组成运输队，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5000多人加入了转运伤员服务队；3000多人参加修复腾龙公路。仅腾冲县应征民众就有46000多人。9月14日，第20集团军收复滇西重镇腾冲县城。1942年8月，为了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六库还成立了“福(贡)碧(江)泸(水)练(地)民众自卫队”，六库老土司段浩任少将司令，下辖4个游击大队，第一大队由白族土司段承经任大队长，第二大队由白族土司段承功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彝族土司茶光周任大队长，第四大队由白族土司杨子亮任大队长，人员达600余人，其中2/3为当地少数民族子弟。自卫队成立后，一方面征召青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培养自卫队基层军事骨干，另一方面组织群众进行修路、抬担架、运输等支前工作，协助部队反攻，为收复滇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6月23日，日军进犯孟定，第33师第93团的1个营在班洪自卫支队30多名队员和附近村寨的群众支援下在金厂坝阻击敌军，歼敌60余人。日军第56师团第146联队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亲率1000多人企图袭击刚到孟定接防的第33师第98、99团。6月29日，班洪自卫支队在小黑河截击日军。日军退到孟定，遭到预先埋伏的第98团和自卫队员的炮轰和扫射，敌人死伤过半，南定河面漂满了数百具敌尸和丢弃的物资。30日，逃窜的敌军进入第9师第27团第3营垭口防区，该营机枪连向逃敌猛烈开火，日军被伤100多人。孟定之战歼灭了从滚弄来犯之敌700余人，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自此以后，日军不敢再犯孟定。

1944年滇西反攻时，在滇西的10万国民党军队所需的粮食、生活用品，绝大部分由当地人民供给。参战的民工达46000多人，代替兵站供应军粮415多万斤，马料210多万斤，牺牲的群众达4000多人。

1944年5月11日，第11集团军各部也渡过怒江，全力向龙陵方面挺进。9月7日，攻克松山，全歼守敌3000余人，打通龙陵以上的滇缅公路。11月3日，收复龙陵；11月20日，再收复芒市。1945年1月20日，收复畹町，将日本侵略军逐出了国门，使滇西大片领土回到了祖国怀抱。

三、各族军民抗日斗争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与汉族人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英勇进行抗击侵略的斗争。从整个抗战的过程来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抗日队伍呈现出武装力量的民族性、活动的区域性和形式的分散性等特点。

（一）抗日队伍的民族性。尽管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反侵略斗争。但各支队伍建立之初，往往以相对聚居的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体来组织抗日队伍，通过本民族的亲和力来团结、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游击队伍。在本民族队伍基础上，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才不断地大量吸收其他民族成员参加，以构成一支强大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

（二）抗日活动的区域性。少数民族抗日队伍以本民族聚居地为活动范围，主要依托于各少数民族人民来开展。由于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定的区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也没能离开本民族的支持和帮助，而是借助于本民族的人员来加强活动。

（三）抗日形式的分散性。由于各民族都较为固定地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其对外联系受到生活范围的影响，因此，他们所参加的抗日斗争也没有脱离这一特殊的活动范围。各个民族抗日武装首先就表现为自己民族的武装力量，对日军作战时也往往相对独立开展。尽管各族抗日游击队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影响下，顽强开展抗日斗争，但他们都避免不了带有分散性的局限。各少数民族抗日力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各自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活动，能够直接相互配合的较少。但也正是这种分散性的斗争，构成对日作战的遍地开花，使日军疲于应战，有效地牵制或遏制了日军的侵略扩张，对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中国现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四）抗日作战的灵活性。少数民族队伍作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队伍规模都较小，一般在10多人到万余人之间，且作战方式灵活。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进行判断，寻找各种战机，利用突袭、夜袭等方式来开展游击战。尽管如此，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的抗日斗争使日军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卓有成效地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五）抗日斗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在昆明、昭通等城镇和农村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投身抗日阵营，支持民主运动。加上广大爱国民主力量(包括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进展。滇军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军在台儿庄保卫战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接着又派出58军、新3军。这样滇军先后派出3个军。据统计，抗战8年间，云南先后征集兵员38万余人(含组建58军和新3军兵员)，如果加上抗战前原有的60军的4万余人，云南为抗战输送兵员至少在42万人以上，且其中大部分装备和给养均由地方自筹。据估算，抗日战争时期，滇军官兵伤亡约10万人之多，其中包括第3军军长唐淮源(云南江川人)、第79军军长王甲本、第12师师长寸性奇(云南腾冲人)以及第542旅旅长陈钟书等高级将领。这对于当时只有1200多万人口的云南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这是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由分散到集中、由弱小到强大这一规律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反映；又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发展规律在民族地区的必然反映。在强大的外敌入侵、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面前，各族人民不能不起而自救；但由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对内对外实行两面政策，使少数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不可能发展得很快，力量也不易集中；而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和影响，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云南各族人民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汇合成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没有云南各地各族人民的积极参与、英勇抗战，就不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各族人民抗日斗争的作用

云南的抗战，如同全国抗战一样，是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为云南的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下了基础，对云南历史后来的发展起着积极的重大作用。尽管各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从表面看来，最初规模都不是很大，但从战争全局上看，全国各个民族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每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往往以自己原生活地域为活动范围，一方面为正规军提供许多可靠的情报，为正规军当向导，有力地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直接对日作战，采取“避实就虚，避强就弱，避大就小”的策略，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

（二）遏制了日本侵略军的扩张。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而且还牵制了日军大批力量。滇西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使日军只能龟缩在芒市、龙陵、腾冲等边境一线据点，确保了昆明等地的安全。

（三）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及在李根源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奔走呼号下，具有爱国主光荣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团结抗战，涌现了许多英勇抗战的抗日队伍和爱国志士，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滇西、滇西南、滇南边境的各少数民族土司、土目、头人等，共赴国难，守土卫国，在千里边疆建立了10多支抗日武装，主要用干崖宣抚司土司刀京版（傣族）为首的滇西边区自卫军，以六库土司段浩（白族）为首的福（贡）碧（江）泸（水）练（地）抗日自卫队，以耿马傣族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万贤为首的耿沧抗日自卫支队等，这些抗日武装，在各地组织汉、傣、彝、佤、拉祜、布朗、景颇、傈傈、德昂等族人民积极投入到守土抗战的洪流中，他们挖掘交通、阻拦敌人，用铜炮枪和长矛、弓弩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敌占领下的西双版纳的曼掌、曼畔、曼伞等寨的傣族人民，也宁可忍饥挨饿决不当亡国奴。他们拒绝给仆从军运粮，拒绝与分裂分子合作，大批群众逃离村寨，进入森林，开展游击活动，以简陋的武器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54年抗战胜利。地处中越、中老边境的哈尼族、彝族、壮族、苗族、瑶族和汉族等群众在日军占领越南、老挝后，曾出动数千民工，在国防线上构筑了183公里的工事。红河哈尼族、彝族组织了边防游击队，经常配合正规军修筑战壕、桥梁、隧道，进行救护、收集情报等。其间，各族人民能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完整为重，毅然抛弃、消除历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分歧和矛盾，以民族合作代替民族偏见，以民族团结取代民族歧视和分裂，使各民族间得到空前团结。

（四）成为中国最早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的地区。1942年。日军由缅甸侵入云南省怒江以西国土后，滇西沦陷区各族军民奋起展开敌后抗战，英勇顽强地打击日寇占领军；从1943年起，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先后发动全面反攻时，滇西各族人民一致奋起支援与配合。并在滇西与缅北反攻战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使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的地方。在滇西抗战的两年多时间里，云南既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成为抗日的大前方。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45年1月将日寇赶出怒江以西约3万多平方公里的滇西全部国土，这就为全国人民反攻日军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云南大后方从各个方面对抗日战争的支援，作用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适应战争。战前已确定修筑滇东、滇西、滇东北、蒙剥四大干线，滇东线于1937年首先通车，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仅用8个多月的时间，即全线打通了长达近1000公里的滇缅公路线，这是世界的奇迹；后来又开辟了“驼峰”航线，打通了中印公路，对抗战起到了保证作用。其次承担并保证了沉重的大后方的后勤供应。抗战爆发后，内地机关、学校、工厂等大量迁人云南，沦陷区同胞也不断涌入，加上驻滇军队等，云南在抗战期间新增人口共100多万。因此，仅粮食供应就成了大问题。由于云南人民努力生产，节衣缩食，保证了供应。对此，8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作者简介：陈明富  昆明陆军学院教研部西藏及南亚问题研究室

马汝慧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02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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