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8日,武汉“2·18”空战爆发。当日,日本海军飞机38架空袭武汉。中国空军29架飞机起飞同日机激战。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击落日机11架,中国损失5架,日军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被击落身亡。中国空军大队长李桂丹上尉、飞行中队长吕基淳上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王怡少尉和李鹏翔中尉等五人均为国光荣捐躯。“2·18”空战是南京失守后中国空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历史记忆
抗战时期被救难童共计153620人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难民人口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5%以上。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难民总数的33.7%强”。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在开始大规模难民救济工作的同时,颁布了大量有关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法令法规。1938年6至7月,赈委会先后公布了《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和《难童救济团体接领及遣送难童派员办法》。1938年10月,由行政院核准的《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作为政策性文件正式公布实施。此后又陆续出台了《赈济委员会难童救济教养团体指导改进办法》、《难童生产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赈济委员会直辖儿童救济教养院所组织通则》、《灾难儿童教养或保育院所学校编制及课程分配》等一系列法规。
赈委会成立不久,各救济区特派委员到战区开展工作。难童的抢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至1939年9月底,赈委会直接派员抢救收容难童2071名,各救济区、各难民站运送难童96309名,中华慈幼协会抢救收容难童6580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收容难童20000名。此外,各沦陷区教会团体抢救收容难童7360名,加上赈委会及各团体抢救重庆市空袭受灾儿童493名,以及其他团体抢救的难童总计153620名。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各类难童救济机关在后方建立了较为固定的教养院后,仍随时派员就近深入战争发生地抢救难童。
赈委会下属的难童教养院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央赈委会直辖的;由中央赈委会直接拨款筹办;一种是中央赈委会在各省(市、县)的分会、支会管辖的,由各省(市、县)赈济分会、支会自行筹款兴办。也有的教养院由中央和地方合办。
■前情提示
在六十军撤到武汉之际,云南扩编的两个军——五十八军、新三军也相继赶到武汉。云南的3个军整编为兵力达十万人的第三十兵团,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排市的战斗中,一八四师以阵亡2300人的代价,先后歼敌七八千人。更重要的是,此次阻击战,迟滞了日军西进的势头。
横扫湘鄂赣(二):“云南阿姨”赣北收容难童
六十军参加大武汉保卫战时,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分团员被分配到各师,继续担任战地救护和宣传鼓动工作。
在阳新排市一线的战斗中,日寇飞机空袭我交通线和后勤设施,轮番扫射民房,烽烟弥漫,满目荒凉。但因为这一带是山区,敌人的重武器不便活动,加之军队防守坚固,战局比较稳定。云南姑娘们争着扛担架,抢救转移伤员。有的姑娘义不容辞担负起手术任务。有的姑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深入第一线运送弹药,与士兵并肩作战,学会了一些战斗本领,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敌寇惊魂,武汉来了“女南蛮兵”
令这些姑娘最愤慨的是在此期间,敌机把糜烂瓦斯毒气弹扔在人们必经的山道小路上,只要过路人一碰着草叶树枝,皮肉就会烂成一个一个的洞,很快化脓生蛆。
姑娘们为战士和老百姓挑蛆、刮烂肉、擦药、消毒,每天不下百人。她们往往是双手颤抖着,用竹签往伤口里挑蛆。姑娘们安慰着战士说:“你忍耐一下,我轻轻的、轻轻的。”
那些伤员咬紧牙关说:“妹子,我不疼、不疼。”有时缺乏绷带,她们就把被子的里子撕成布条,消毒后为伤员换药裹伤,把他们送到后方去治疗。
经过战火的锻炼,云南姑娘们成熟多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从日军俘虏的供词中,人们得知,鬼子特别怕云南的部队,把他们称为“南蛮兵”,现在又听说来了一群云南女兵,便将她们呼为“女南蛮兵”。
姑娘们白天躲避空袭时,聚在一起,凑了一首打油诗,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心愿:
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
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
转战江西,六十军收容难童
1939年冬天,六十军转战江西,收复了赣北高安、奉新等地。这时,战争形成了胶着状态,老百姓已逃避一空,遍地尸骸,奇臭难闻。到达奉新的第4天,六十军总部突然来人下达通知:“令战地服务团的张芸,速到军部报到。”
张芸到达军部时,只见军长安恩溥的脸色不像往常那样喜悦。安军长闷闷不乐地说:“我们打退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可张芸你看见了吗?到处破墙倒壁,到处烧成了一片焦土。更惨的是,那些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躺在墙角发抖站不起来了。我刚才还看见有一个娃娃趴在臭水塘边捉虫子吃,看上去年岁还很小。”
其实,军长说的这般惨相,姑娘们早已看到了。经军长一说,张芸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应该是抗日救亡工作的一部分呀!安军长考虑了一会儿,便高声说:“现在我们要抢救这些孤儿,把他们收容起来,养活他们。这件事就交给服务团去办。张芸,你去拟个规划,拿来给我看,越快越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一切由军部解决。”
安军长看了张芸交来的规划后,一字不改地批准了,收养难童的工作便迅速展开。在六十军军部不远处,有两间被敌机轰炸后留下的破瓦房,服务团就选定这个住址,稍事修理、打扫干净后,在屋子的破大门上贴一张黄色大纸,上面书写“六十军难童教养院”几个大字,便开始接待我军各部队收容的孤儿。
教养院第一天收容的第一个难童,是一个6岁的男孩子。收容时,只见他骨瘦如柴,缩成了一小团,守在防空洞门口,等着他死去的父母出来。不知饿了多长时间了,他手抖着,捉着身上的虱子往嘴里送。
此后3天,部队又送来4个孩子;不到10天,已收容了16个,女孩占三分之二;以后又陆续送来,共计有39人,最大的是个女孩,有14岁;最小的是个男孩,只有5岁,这个小男孩,是六十军从一间倒塌的房屋中摸查出来的。当时,他的左额骨被打伤,化脓后结了厚厚的血痂。安军长常常来看望他们,特别指着这个孩子开玩笑说:“这个娃娃,大难不死,将来必成大器!”
云南阿姨,与难童结下母子深情
这些孩子大都是瘌痢头,有的还生了癞疮。因此,在刚入院时,首先就是替他们搞卫生:把他们的头发全部剃光,变成了一群“小和尚”,分不出是男是女了。
孩子们入院时,必须登记花名册,但他们绝大多数只能说出自己的姓,他们的名字一般都叫“仔”或“子”,加之服务团的姑娘们听不懂地方口音,很难将他们的姓名填写清楚。
最后,姑娘们商量决定,由服务团统一给他们取名,男孩以“强”字排列,例如:胡自强;女孩则以“曼”字排,如许曼微。这样既方便管理,同时等他们长大后,也会知道他们都是死里逃生的兄弟姐妹。
难童们按时生活和学习,身体渐渐恢复了,灰白色的小脸变得红润起来,穿上整洁的服装,俨然成了一支标准的童子军小队伍。
在学习中,大的孩子学会写20多个字,如“中国”、“抗战”、“杀日本鬼子”和他自己的名字等;较小的也学会写10多个阿拉伯数字了。全体难童都学会唱《六十军军歌》、《大刀进行曲》和《在太行山上》等。其中《大刀进行曲》是他们最喜欢、最热爱的歌曲。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姑娘们对瘦弱生病的孩子,要喂饭、喂水、喂药,要抱在怀中取暖,夜里同床睡,还用自己的钱买糖果给孩子们吃;教育大的要帮助小的洗脸、洗脚、倒尿盆,要像亲兄妹一样相处;希望他们把自己培养成有用的人,成为战士,为祖国雪耻,为受害的父母报仇。天长日久,这群未当妈妈的云南姑娘与孩子们结下了母子般深厚的感情。一天,安军长来到教养院,亲口对姑娘们说:“日军要在越南登陆,可能要向云南打来。我们奉令回云南,保卫大后方。这次行军路很远,没有车,孩子们带不走了,赶快把他们送去吉安,交给当地收容所接收。”
姑娘们率领这些小家伙前往吉安,完成使命后,与他们分手时,难舍难分,与孩子们抱头痛哭了起来。这件往事成了在抗日军界中广为传颂的美谈。这些难童有的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人解放后成了工人、医生和教师。他们经常给收养、教育过自己的“云南阿姨”写信,汇报他们的成长经历。有的人还专门到云南来看望过“云南阿姨”。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1-14 09: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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