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大轰炸阴霾下的重庆
2022-11-21 14:43:52  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作者：唐润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因其地位重要，遭到日机长时期、大规模的野蛮轰炸。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共出动飞机5732架，对以“重庆市”行政区域为核心，包括巴县、江北、北碚等环重庆周边各县(局)在内的地区共实施大轰炸130次，投爆炸弹15968枚，燃烧弹2210枚，共炸死重庆市民10808人，炸伤11837人，损毁房屋14408栋又46596间。

　　面对日机的野蛮轰炸，重庆人民并未屈服。这座英雄的城市，赢得了中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

　　新闻媒体的动员与号召

　　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新闻舆论的宣传中心，当时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等10余家战时中国影响最大、传播甚广的主要报纸。这些报纸虽然背景不同，主张各异，但对侵华日军轰炸重庆的残暴行径，采取了高度一致的态度。他们揭露日寇罪行，宣传政府当局的防空政策与措施，报道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鼓舞全民的抗战决心与信心，在重庆大轰炸期间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

　　1939年5月3日大轰炸后，《新华日报》于次日发表了《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的短评。文章写道：“敌寇的残暴，绝对破坏不了我后方抗战根据地，绝对沮丧不了我蓬勃焕发的士气与民心。敌人的每次兽行，只能更坚强我军民奋斗的决心，鼓励我全国抗战的勇气，加强我上下一致的团结，把日寇葬送在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血火交流的愤怒中。”号召人们用更积极更紧张的抗战工作，作为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的回答，“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来把日寇消灭在它垂死前的疯狂挣扎中”。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大公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新蜀报》等报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各报单独出版有困难。为应对非常局面，保证信息畅通，重庆的10家大报决定联合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联合版在发刊词中说：“敌人对我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1940年“八一九”“八二〇”大轰炸后，《新华日报》又发表文章称：“我们决不因重庆在火中的毁灭而悲观，我们要在旧重庆的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正轨的、坚强的、合理的新的重庆!我们敢正告凶猛残暴的敌寇，旧重庆的毁灭不是投降，这是准备在血和火的锻炼中，哺育新生的、坚强的力量来答复残暴的死敌!”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鼓与呼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是抗战时期唯一存在的市临时参议会，也是代表重庆人民意愿、反映重庆人民意志的民意机关。面对日机犯下的滔天罪行，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多次发表宣言和通电，表明重庆人民决不屈服于暴力轰炸的决心。

　　1939年10月，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议长康心如在开幕词中说：“今年五月敌机轰炸重庆，虽已尽其残酷狠毒之能事，但是重庆市本身发展的精神，殊不受其阻害……重庆市数月来屡遭敌机滥施轰炸，致各种文化机关、建设事业，备遭摧残;无辜市民，死于轰炸者甚多。本年五三、五四以来，敌机迭次轰炸的惨痛历史，各位同人曾亲历其境，谅必有深刻之印象，并且今后若干时间以内，敌人仍将以重庆为轰炸的目标。但是，敌人这种暴行，决不能动摇我们进取的信念，反之，我们只有以加倍奋勉的精神，在血火中去图重庆市的复兴。”

　　1940年“八一九”“八二〇”大轰炸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于8月27日发表通电，痛斥日寇暴行，表明拥护抗战到底国策、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康心如以议长的身份，代表重庆市民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的专访。他说：

　　现在敌人轰炸重庆，显然又入一新阶段，彼妄图对重庆作毁灭性之轰炸。昨前两日及夜间，在血火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亦永不能忘。在此倒行逆施之下，重庆市民之生命财产，固曾遭受若干之牺牲，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前曾通电陈述吾人之情况，以慰全国同胞之关切。余今可得而言者，即重庆市民断不能因敌机之威胁而失去一物，此物适为敌人久欲剥夺者。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人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仍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改更。敌人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上，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敌人舍放弃其残暴行径外，实永不能达成屈服吾人之目的，且将自食无穷之恶果。

　　1941年5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召开，此时正值日机实施“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5月3日，63架日机轰炸重庆，投爆炸弹83枚、燃烧弹36枚，炸死市民18人，伤6人，毁房屋127栋又269间，市区繁华的中华路、民权路、新生路、中一路、国府路、曾家岩、两路口等地被炸。其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设在川东师范学校内的临时会场被炸毁。

　　闻此噩耗，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立即发出《慰问“五三”被炸灾区市民书》，对市民于轰炸中表现出的沉着镇静、坚韧不拔予以高度评价：“均能秉坚忍不拔之意志，抱牺牲为国之精神，以建设答复轰炸，以沉着应付暴行，用能废墟之上，重建新基;劫后陪都，屹然如故。此伟大之表现，实中外同钦。”同时鼓励市民“忍本身一时之痛苦，谋子孙百年之大计。今后仍盼各在本来岗位，加强救国工作，奋发迈进，不稍懈怠，俾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今日之牺牲，换未来之代价，物质虽遭毁灭，历史永获光荣”。

　　重庆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强调：“重庆纵使被炸成为平地，吾人亦当以血汗于废墟上建立光明灿烂之新重庆，虽茅室斗室，不嫌其陋，珍惜之，爱护之，不轻易离开寸土，以粉碎敌人毁灭重庆之迷梦。”“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在政府领导下，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

　　兵工厂不惧轰炸生产武器

　　位于重庆江北簸箕石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21厂，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兵工厂，生产了大量枪炮弹药支援抗战。大轰炸期间，该厂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6月至1941年8月，该厂遭到日机14次轰炸，员工死亡10人，伤数十人，所属厂房及机器设备因轰炸遭受的损失，总数在800万元(法币)以上。

　　面对日军暴行，第21厂厂长李承干极度愤慨。又因兵器工业无论在原料、经费、动力设备和产品销路等方面，比一般的工矿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他抱着“义之所在，何计安危”的信念，响亮地喊出了“开工第一，出货第一”的口号。他常对同僚及工人们说：“我不赞成等山洞开好，机器进洞再开工的办法。我们的抗战不能等我们呀!我主张事先有重建的准备，敌人给我炸了，我再盖新的，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日机来袭时，李承干与工人们进入防空洞躲避。他嘴里总是念念有词：“炸中我们最好!炸中我们最好!炸中我们有能力来恢复的工厂，比炸中那些没有能力来恢复的工厂好。炸了我们，少炸别人!”并以此鼓舞大家。他以身作则，每当轰炸结束，空袭警报尚未完全解除之际，便率先冲出防空洞，奋不顾身地去救人、灭火，抢救机器设备。

　　李承干的言行，给全厂员工以很好的榜样和教育作用。他们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在大轰炸中“坚强苦斗，屹立不动”，一方面在防空洞内坚持生产，另一方面对被炸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做到随炸随修，“以求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的武器供应无缺”。

　　资料显示，在1940年至1941年的大轰炸中，第21厂的武器弹药出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抗战期间，第21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约占全国兵工厂武器弹药总产量的60%，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乐于奉献的重庆水电工人

　　重庆是一座内陆城市，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先进的华东、华北地区相比，明显低下和落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沿海大批机关、工厂、学校与人员迁到重庆，使得原本落后的市政设施更加脆弱。

　　为保护市政设施，维持城市正常运转，重庆的水电工人每当日机轰炸后，即迅速奔赴事发现场，紧急抢修水电线路，为救援救护工作创造条件。

　　1940年是日机轰炸重庆最为残酷惨烈的一年，重庆的公用设施特别是自来水和电力设备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失。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的工人们为保证战时首都的正常运转，即便警报尚未解除，仍勇敢地奔向灾区，抢修被炸线路和设施，得到政府当局和广大市民的赞扬和好评。

　　该年6月，重庆市长吴国桢将工人事迹面呈蒋介石并经其批准，决定对抢修中的出力人员予以奖励。6月14日、18日，重庆市政府分别训令市电力公司和市自来水公司，要求其将出力人员造册具报，听候给奖。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在得到市政府的给奖指令后，于6月20日呈文市政府，对政府当局“关怀公用事业，爱护公司职工”之举表示“莫名钦崇”。同时表示“惟念抗战以来，深知敌人蓄意摧毁后方建设，公司全体职工，懔然于公司前途之艰危，个人责任之重大，困难之来，全力以赴。故在去年五三、五四，两次惨炸，管道破坏虽多，尚能短期修复。今后仍当谨遵钧旨，努力将事，但有一管可用，一工可遣，即当一本素怀，奋勇抢救，敌机逐出之日，正我公司全体职工为市民服务之大好时会也。国家多难，前线将士尚在浴血苦战，我公司全体职工敢不站在本位，于可能范围内为最大之努力。过当自责，功何足录。奉令前因，谨当戒告全体职工，益加奋勉”。从而婉拒奖励。

　　重庆市政府认为，如果对出力人员“不予奖励，不足以劝来兹”，于6月25日随令签发了两张各为500元的支票，分别给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令饬该公司“收兑后自行奖励给得力员工”，并造册备查。6月28日，市政府又以电力公司出力工人太多(当时市电力公司工人有350人，市自来水公司工人有120人)、前发500元奖金过少、不足以分配为由，增发500元给市电力公司。

　　重庆市电力公司在获知政府的奖励后，认为在敌机空袭之下，电力公司职工“从事抢修，系应尽之责”，于是将市政府奖励的1000元、抗敌慰劳会奖励的173元及毛巾173张，交职工讨论其使用办法。最后决定，除“以国币683元购置毛巾360张，八卦丹40打”，发给每个职工，以表达领受“政府嘉勉而更应自励之意”外，余款490元全部捐作“儿童保育院经费”，并于7月19日以全体职工的名义呈文市政府，表达此意。同时将余款490元上交市政府，“敬祈代为转交”。

　　市政府收到呈文和款项后，于7月30日将余款代转儿童保育院，并对该公司的大义之举“堪加嘉许”。

　　抗战时期物价高涨，每一分钱对于这些靠力气吃饭的工人都十分宝贵。但他们本着“先有国后有家”的朴素理念，对于多的奖赏，要么“拒绝”接受，要么将其购买劳保用品以便更好的服务工作，或者将多余的钱捐给更为需要的儿童保育院，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这种牺牲奉献精神，赢得世人的钦仰。

　　普通市民的觉悟与坚毅

　　战争使人恐慌甚至麻木，也使人坚强。随着日机持续轰炸，重庆人民将先前的紧张、恐惧与惊吓，逐渐转化为沉着、坚毅与乐观。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于鸣在《敌机狂炸后的难民》一文中写道：轰炸“把他们(或她们)锻炼得坚强、刚毅。在六个难民收容所里，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淌眼泪!相反的，我曾看见一位30余岁的家庭妇女，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气愤地说：‘我真不该是女人，要是男子汉，一定报仇去!’没有进收容所，自己迁散的，在市区外的江边和通××(当时为了保密，防止汉奸指引日机进行轰炸，对重要地址，均用“××”代替——作者注)的马路上，搭架起许多草棚，一家老小暂以为安，有的在土地上掘制炉灶，架锅烧饭;一向雇用娘姨的，现在也自己下手了。草棚内的被盖，整理得相当整齐，屈膝而坐，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〇”轰炸，使全市房屋被毁数万间，市民无家可归者多达10余万人。《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写道：“但市面秩序极安定，被灾居民，亦均镇定逾恒，各携所有，自动向四郊疏散，毫无悲惨的气象。……魔火给我们播下了愤怒和复仇的种子，没有看见人哭泣，只看见人咬牙切齿。一个亲眼看着火烧自己的房子的父亲，张大了血红的眼睛，嘱咐他的孩子：‘去教娘勿哭，哭没有用，明天总有办法’。”重庆另一家报纸也记叙称：“灾区虽然这样大，但看不见一个人表情仓惶，听不见一句哭声，秩序井然。锻炼出来的重庆人，真是无比的伟大。”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了所见所闻。他在1940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市区虽遭敌机滥炸，市面情形依然不见萧条，灯光如昼，熙来攘往，一若没有过去那几场惨剧一样。敌人如果见此景况，恐亦觉得滥炸为无意义的。”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被害的老百姓于警报解除之后，满身汗水地从残破土木堆中捡拾他们仅有的衣物粮食。他们虽备尝痛苦，可是他们从没有半句怨言。一个青年的女子劝慰她的父母说：这只是我们的倒霉到了，没有甚么了不得的。她的父母也只是一笑。”陈克文由衷地发出“这确是我们不会给敌人疯狂滥炸的政策胁服的表现”的感慨。

　　当时社会上流传广泛的一首民谣，是对重庆人乐观天性最好的诠释。内容是：“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

　　面对日机狂轰滥炸，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多次谕示学生：“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人民秉承“在废墟中建设新中国”的顽强信念，表现出“愈炸愈强”的乐观态度，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1-21 14: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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