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之重庆：蒋介石的巅峰岁月（1）
2017-11-13 14:25:27  来源：环球人物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录音公布;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签降书;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签降书，并交出随身佩刀，以示缴械投降。

　　历史定格，继续向前。7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纪念什么?

　　纪念无与伦比的胜利——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首次赢得对外战争的彻底胜利。纪念无以计数的英雄——380多万军人伤亡，3500多万军民伤亡。纪念我们民族的精神——战时，众志成城，英勇牺牲;战后，珍爱和平，开辟未来。是这样的精神，让抗战成为史诗，而不止于悲歌。

　　为什么应该纪念?

　　因为在抗战之前，中国是一盘散沙，没几个人习惯用“中国”这个字眼;在抗战之后，筑成了新的长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国家意识。因为在抗战之前，西方看中国，是一个沉沦为半殖民地的世界;在抗战之后，西方看中国，是一个站立的、英勇的盟国。

　　为什么必须纪念?

　　因为历史尚未远去，就已经被涂抹模糊。在东方，日本至今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众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使其重新成为“可以作战的国家”。在西方，中国对二战的贡献长期被淡化。英国人拉纳·米特的新书一针见血：《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是时候还中国这个盟友一个迟来的公道”。这公道是——中国战场开始最早，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牵制了68.6%的日本陆军师团，以贫弱之国顽强承担起东方主战场的血与火，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巨大。

　　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不是无谓的争论。无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都是全民族的携手患难，都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节大义。不是“颠覆”的解读。蒋介石指挥组织了22次会战，其战争之多、牺牲之惨烈，不容否认。但是，他的苦苦努力，始终局限于片面作战，单纯依靠军队和政府，未能调动亿万百姓。因而他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历史洪流之“势”。

　　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有石破天惊之效。“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人们第一次刷新对东方战局的认识：中国会赢，中国肯定会赢。世界的目光开始投向“迷人的延安”。纵观沦陷区日军的回忆录，无一不哀叹那无所不在、又无影无踪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同样不容否认。

　　为了最好的纪念，《环球人物》记者分赴重庆和延安，推出“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系列报道。借由这些文字，我们把历史带向未来，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英雄!

　　向全民族的抗战致敬!

　　1938 衣冠西渡

　　1938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政八年。八年里，他四迁官邸，从最初落脚的“重庆行营”到曾家岩的住所，从沙坪坝的林园到黄山的云岫楼，这四座官邸记录了蒋介石抗战中的大多数侧面。

　　如今，在重庆乘坐3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南岸的黄山。这里与市区一水之隔，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抗战艰难时期，蒋介石常在云岫楼歇斯底里地大叫，以排解心中巨大的压力与苦闷。云岫楼往下百米，是蒋氏夫妇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70年多年前，一国元首与他雍容华贵的夫人仓皇躲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的尴尬时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暗淡记忆。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悲壮西迁

　　今年90岁的重庆市民张林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重庆，一夜之间拥进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

　　迁都的决定前一年就有了。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重庆，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思量。“早在1935年，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借追剿红军来到四川，当时他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是一个合适的陪都之地。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夜色中乘舰西上，承担先行入渝的任务。“当时林森已经70岁高龄，就个人而言早已不愿奔波，但他承担的是带领行政、立法、司法等五院迁移的重任。”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道。蒋介石为林森送行，林森反复告诫他“将来一定要再打回南京”，甚至立下了遗嘱交代后事，以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蒋介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他并未握有对各派系的实际控制权。党内，是战是和争议不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一直“主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还反过来批评蒋介石“优柔”。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而蒋介石意识到，在抗日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内战必起。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抗战国策。

　　军中，中央军之外，是大量的地方军，各自听命于军阀头目。蒋介石拉拢了一批人加入主战派，比如桂系的白崇禧。但是，当他把保卫南京的责任交给两度背叛过他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时，唐先是奋勇坚守，后来崩溃突围，最终弃都逃亡。这一切行为，未必在蒋介石的掌控之内。

　　蒋介石丢掉了他的首都。他发表了一份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告同胞书：“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西迁之志虽然壮烈，西迁之路却陷入混乱。这并非今日文艺青年幻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迁都之路，相反，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的抗战名将孙元良回忆：“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蒋介石竭尽全力，为西迁争取了几个月时间。10月24日，武汉沦陷，蒋氏夫妇在被炮火映得发亮的夜幕下，匆匆登上一架民营飞机，飞抵衡阳，又辗转长沙、广州、桂林，在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飞抵重庆。

　　到1939年前夕，一年之内，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一下子膨胀到150万人，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用一个悲壮的词形容了这一幕：“衣冠西渡”。

　　“汪逆可恶”

　　到达重庆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汪精卫跑了。

　　1938年12月21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私自从重庆飞往昆明，企图经越南河内赴香港，与日本谋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对此事的后果，“蒋介石反复考量，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当更加慎重，二是‘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最重要的是，政府内部受汪影响的人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当晚，蒋介石度过了在重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大敌当前，自己的二当家却跑了!一旦地方军阀和党内亲日势力随汪投敌，将直接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

　　最初，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同时动用各种途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掩护，“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致电著名报人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然而汪精卫不为所动。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的新年，对蒋介石可谓寒冷刺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其他与会者大多要求严厉处置，有人主张直接通缉，但蒋介石反对。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思考，并未做最后的处置决定。”杨天石说。会议最后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会后，蒋介石又让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这才丢掉对汪的幻想，起了杀心。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刺杀汪精卫，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精卫的助手曾仲鸣，反而迫使汪精卫加快了投敌步伐。

　　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讨论建立伪政权。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提问，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而蒋介石总算把汪精卫叛逃的影响降至了最低——军统密切监视其他“主和派”如彭学沛、陈树人等，地方军阀张发奎、薛岳、白崇禧则致电中央要求严惩汪精卫。他并不牢固的主战阵营好歹保住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3 1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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