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之重庆：蒋介石的巅峰岁月（4）
2017-11-13 14:31:40  来源：环球人物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转败为胜”

　　正当蒋介石高兴之时，日军调集主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于是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史称豫湘桂大溃退。

　　其间，最危险的是桂柳会战。当时，日本攻入抗战大后方的广西后，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随后日军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贵阳告急，陪都重庆暴露于前线。

　　新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立即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回答：绝未考虑。

　　“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蒋介石本来已经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但由于天气不好，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调兵无法实现。”杨天石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心情沉重，他写道：“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当魏德迈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时，蒋介石答：“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但仍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944年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争取撤销此举。但英国使馆、苏联使馆也准备撤侨，蒋介石更为痛心，他在日记里写道：“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最终，在蒋介石反复保证中国政府负责其安全之后，英、苏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已成强弩之末。“国军没有战胜，但无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说。双方战线在广西车河一线稳定下来。蒋介石捕捉到这一态势，“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

　　巧的是，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也作出了同样判断。他是基于重庆的精神面貌：“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都感到震惊。在印度，人们垂头丧气、骨瘦如柴、面无笑容、眼神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乐观、积极、比较干净、努力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他感觉到在这座热辣的陪都，民心士气始终都在。

　　“中国之命运”

　　在蒋介石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官僚腐败作风已然积重难返。

　　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宋霭龄、宋美龄闻言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于是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又提出要和马寅初谈谈，指出“他既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拒绝见蒋：“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

　　1943年，针对毛泽东倍受欢迎的论中国前途一文《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前一年还与儿子大谈蒋介石“冷静沉着”“人格伟大感人”的闻一多公开表态：“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运动)给我的影响太深，这本书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感到失望。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者、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曾说得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他们远离了国民党政府，接近共产党。蒋介石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功夫写成的《中国之命运》，成了国民党失去知识精英的前奏。

　　宋美龄也被这本书吓了一跳，反对蒋介石出英文版，怕激怒美国人和英国人。然而，不用看这本书，罗斯福也早就对蒋心存疑虑。在开罗，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问他会谈怎么样。罗斯福说：“发生了好多事，我见到蒋委员长了。”他说蒋花了相当长时间叙述中国军队的抗战，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蒋的军队不打胜仗?”“为什么蒋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艾略特当然回答不了父亲的疑问。

　　1945 巨人虚弱

　　重庆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精神堡垒”。这座木制建筑物建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高七尺七丈，取“七七抗战”之意，象征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在它落成4年后，抗战胜利，陪都百万人拥向这里，吼出他们心中积压的胜利欢歌。次年，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起“抗战胜利纪功碑”。

　　如今，重庆人称之为“解放碑”，其周边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高楼林立，百货云集，夜间霓虹闪烁，招牌耀眼，人流不息。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再不见当年的山河破碎，再不复当年的群情激动，人们享受着平凡的幸福。看到这一幕，就会明白70多年前所有惨烈牺牲的意义——为了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平静、安宁地活着。岁月沧桑，那场全民族的胜利永志不忘。

　　荣光

　　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

　　1944年，已经在抗日的硝烟中苦熬了7年的蒋介石听到了两个几乎同时传来的消息：东条英机内阁辞职，希特勒遭人行刺。他敏锐地预感盟军的胜利不会遥远。

　　中国战场的守土与抵抗，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而重庆比其他城市都更早确认胜利的消息，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

　　当晚，蒋介石和一些官员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忽然听到附近的盟军总部传来欢呼声，继而鞭炮大作。原来，盟军总部收听到了东京的广播，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件。

　　很快，数十万重庆市民涌上街头，一位记者曾回忆：美国士兵们乘军用大卡车冲进市里，纷纷跳下车加入庆祝，过了一会却发现回不了车上——车上已经爬满了欢笑的中国儿童;云集在重庆的知识精英们泪流满面，到处吟诵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蒋介石再也无心宴会，他迫切需要和高级将领们见面。但墨西哥大使没有要走的意思，“使不识体统，纠缠谈话不休。殊不知，抗战最大事，要在此时决定也。”蒋介石两次让人委婉地劝这位大使快点离席。而后，他急召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了两件事：第一，提醒敌军只能向国军军官投降;第二，拍电报给正在南京的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资产，并接受何应钦的命令。冈村宁次拿着这份电报，心情十分沮丧。他犹豫再三，语气恭敬地复电蒋介石说，会派人前往江西玉山协商投降事宜，并请玉山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投降者选择地点，他命令日本代表改飞湖南芷江机场。“选择芷江作为洽降地是对日军的一种讽刺，”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45年初，冈村宁次计划在湘西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然后直捣重庆。当年春天，大批日军被调往湘西。这次计划最终被蒋介石调集的百万大军挫败。而地处湘西的芷江由于有大型军用机场，日军在会战中几次狂攻而不得，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蒋介石动起了心思，你日本人不是很想占领芷江吗，就来芷江谈投降的事吧!”

　　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来到芷江。当天下午，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两天后，会议结束，中国代表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告诉对方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设在南京。

　　芷江洽降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受降仪式陆续展开。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接过了日本的投降书;北平的受降仪式上，在太和殿前的观礼群众高呼“胜利万岁”……在付出了八年时间，22场大会战，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后，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诚如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所说：“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与这一光荣果实相伴而来的，是蒋介石个人声望的顶峰。按照陶涵的说法，“蒋想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以儒将的身份力挫中国强敌，恢复国家的光荣”，这一形象终于实现了。这在他前往北平“慰问北方同胞”时尽显无疑。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结束了近一个半月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离开重庆。12月11日，心情不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专机“美龄号”飞抵全面抗战爆发的起点——北平。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天安门城楼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蒋介石的专车开进紫禁城前广场时，10万青年夹道欢迎。他向青年们的演讲结束后，人群蜂拥向前。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秩序，蒋介石一再说“没事，没事”，直到半个小时后他才得以离去。此后的一个星期，蒋介石连续以“抗战领袖”的身份慰问北方同胞，还在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灵位。

　　从北平归来，蒋介石开始考虑还都南京。他早就盼着衣锦还都，只不过从8月10日开始，既忙着受降又忙着和中共较劲，顾不上这些。如今，他自觉声望已达巅峰，民心可用，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是时候还都了。1946年4月，重庆举行陪都各界欢送还都大会，蒋介石接受了大会敬礼。随后，他前往成都并发表了《告别四川同胞》的演讲，其中饱含深情，“中央政府迁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国民政府也正式宣布：“决定5月5日还都南京。”蒋介石选择这一天是有深意的：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纪念日，也是“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10周年的日子。

　　5月5日上午8点45分，蒋介石乘车到达南京中山陵，参加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纪念典礼。他身着特级上将制服，胸前别着5枚勋章，满面春风。随后，他又来到国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国民政府还都的典礼并致训词。当晚，蒋介石在广播里向全国民众公开讲话，追忆抗战胜利的不易，又特意提到对日作战的苏军刚刚撤出东北，15年前最早沦陷于日寇之手的沈阳宣告收回。“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3 14: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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