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之重庆：蒋介石的巅峰岁月（5）
2017-11-13 14:33:27  来源：环球人物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纵奸

　　日本投降之后，处理日本战犯被提上了日程，冈村宁次自然首当其冲。然而，蒋介石却对冈村宁次“另有安排”。

　　1945年8月23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向冈村宁次发布命令，要求日本军队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几天后，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到达南京，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为求自保，表示愿以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对付中共。据白崇禧后来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个建议深得蒋介石之心。他让人向冈村宁次转达了自己的承诺：“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所谓劳绩，就是要向国民政府完整无缺地移交占领区和弹药装备，严防被中共接收。冈村宁次听罢连连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果然，当八路军、新四军敦促日军投降时，遭到了日军的抵抗。

　　冈村宁次的“忠心”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回报。当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归案时，蒋介石特意关照了冈村宁次，他不但没被送往东京准备受审，头衔反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官邸、卫队甚至军事指挥权都被保留下来。

　　重返南京的记者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重庆《大公报》撰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光复了……冈村宁次仍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另一个记者写道，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还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甚至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八周年的日子里，蒋介石竟然从重庆飞抵南京接见岗村宁次，嘘寒问暖。以至于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都念念不忘：“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为了报答蒋介石，冈村宁次写了一篇名为《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章，将日军与中共军队多年交战的经验和盘托出，建议蒋介石针对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战术。

　　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在东京成立，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为了使冈村宁次免受审判，蒋介石召集心腹商讨对策，最终借口善后工作尚有许多未了，需要冈村宁次留下处理。这种公然的包庇招致举国上下的反对。《大公报》直言：“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直到1948年8月，冈村宁次才受到公审。几个月后，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并允许其返回日本，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曾聘请他担任高级军事教官。直到1966年，他才病死在东京。

　　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北、西南，距离华北、华东的沦陷区很远。为防止中共接收沦陷区，蒋介石想到了沦陷区的伪政权。在他的纵容下，许多汉奸在办公室外挂上一块新牌子，摇身一变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国民政府官员，大批伪军也在“改编”后被蒋介石收为己用。周佛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

　　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直接掌握金融、财政、特务等大权。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急电蒋介石，表示他控制的武装能把“完整的上海奉献给中央”。蒋介石看到电报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随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护上海、杭州等地治安，阻止新四军收复沪杭地区。就这样，周佛海从万人唾骂的汉奸成了抗战有功之臣。完全接收上海之后，蒋介石让戴笠把周佛海弄到重庆藏了起来。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周佛海被送到南京接受审判，被判死刑。但蒋介石致电司法行政部，以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为由，强行改判为无期徒刑。这让民众对蒋介石大失所望。

　　“劫收”

　　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大馅饼砸到了国民政府头上——日军、伪军只求自保，根本顾不上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很快从重庆派出了大批官员前往沦陷区，接收敌伪财产，名义上是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实际上却混乱不堪。接收大员们像抢红了眼的土匪，千方百计中饱私囊，被人们怒斥为“劫收大员”。

　　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劫收”的重灾区。不仅敌伪财产，许多国人的正当财产也被霸占。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当时海军查封了一个仓库，将其中所有的财产都拿到黑市上抛售，根本不管是不是敌伪财产。为了抢夺财产，各军政部门还在上海大打出手：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看中了一处日军俱乐部，为此不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上海市警察局为了和军统特务抢夺财产，多次火并。在秦瘦鸥的小说《劫收日记》的男主角谢桑看来，所谓接收，本来就是趁火打劫嘛!趁火打劫当然不是什么长期的好买卖。只能干一天算一天，抢一批算一批。谁眼明手快，抢得快，抢得多，趁早洗手下台，谁就占便宜。《大公报》评论说：“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平津地区是“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曾回忆：“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进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场景：“满街都是伤兵，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没开戏，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没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把他们唱走……”平津一带很快流行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这离蒋介石身负“抗战领袖”光环来北平慰问同胞才几个月。

　　对沦陷区的老百姓而言，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法币与伪币兑换办法，更是一场噩梦。抗战胜利之初，法币与伪币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是1∶80左右，随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兑换办法，将两者兑换比率猛增至1∶200。如果说军官“劫收”尚属个人违法行为，那法币兑换就成了合法的国家掠夺。一夜之间，沦陷区百姓沦为赤贫。

　　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当面向蒋介石进言：“这样下去，我们虽然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是“政府最大之耻辱”。然而，他依然醉心于自己“抗战领袖”的光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纠正这些错误。蒋介石日后才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民意如流水，一去不回头。一个打赢了八年全面抗战的“领袖”和“巨人”，转眼就变得虚弱不堪。虚弱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蒋介石曾经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仅仅过了3年，1949年11月，蒋介石再回到他心中的“第二故乡”时，竟然是在专机“美龄号”上度过了最后一夜。“他再度回到重庆，却连飞机都不敢下，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结局。”杨天石说。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重庆近郊，与胡宗南部交火。“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放弃在八年全面抗战中都未曾失去的陪都重庆。”第二天凌晨，在“美龄号”的发动机轰鸣声中，蒋介石离开重庆，前往成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不过短短3年而已，成败在倏忽之间已然转变。今日的重庆繁华而安详，蒋介石在这里八年全面抗战的背影，留给历史太多思索。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3 14: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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