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2）
2017-11-14 09:43:37  来源：腾讯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陪都物价开始暴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但到抗战中后期，民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籼米1937、1938、1939、1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

　　8月9日：“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12月7日：“近因米价猛涨(每一市石涨至一百九十元)，公务人员及学校教员大都不能维持生活(因薪俸仍与战前无异)。政府对于渝市实行供给平价米”。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战时公务员生活一再恶化】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在194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罗家湾盗窃甚盛，有一军令兵盗一裤为督察所缉，泣曰，来局工作八年，每月月薪仅十三元，家有老母，病不能医，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卫兵监视之疏忽，贻信而遁。书曰，穷困出此下策，无以对国家，自杀以谢老板。闻之不胜凄然。”

　　此时，不但是一些职务低的公务员感受到物价的刺激，一些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亦感受到痛苦。唐纵在日记中多次写到生活困难：“戴太太送了几百元来酬劳代他汇的款。这些时，实系太穷了，不然，我哪能受他这些酬劳呢?”“下午晋见委座，问我调统局情形，人员情形。委座注意其内部人事尤其人才，问我何以外间人才不能进去?答两个原因：一对戴怀恐惧;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员均不肯卖气力。委座对职员待遇已允改良。临时，问我的生活情形，我见委座已在开门，外间史迪威参谋长候见，不便多说，答可以。实际上生活很苦，只是不愿开口向委座要钱”。“为何近来大家不安，议论甚多?我以为几个原因：一、因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烦恼之情充溢;二、因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

　　家庭负担较重的王子壮则对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带薪水归，约略计之，本月又不敷甚巨。盖因过阴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须为铎昭两人交学费，约二百元。余八百余元之薪金，如何能济此月之用。”“因物价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涨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余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较少，达九百元，在公务员中亦为收入较高，以人多物贵，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务员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胁也。”。(《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5月6日)

　　在国民党高级职员中，王子壮应属老老实实、奉公守法之辈，因之他的生活过得格外辛苦。不仅是唐纵、王子壮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简，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达一千八百元，以见物价之逐日增涨，有固定之收入者直无以维持生存也。”(《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1年8月7日) “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余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对目前生活极为艰难，以为回家，亲友多孤寡，今并此维持彼等之费难以筹得，岂不可叹……院长地位在全国为最高，仅亚于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全面抗战之结果，真已使人心趋于不安之境矣。”(《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8月6日)由此观之，3年多之后戴季陶的自杀，就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绝望了。

　　【“总裁”对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为缓解公教人员的生活压力，国民政府也力图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本星期一国防会决议每公务员补助三十元饭费十元房费，暂时当可作小补，以与飞涨之物价相较，实属望尘莫及也。”(《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11月22日)

　　补助费外，还有实物补贴，比如大米、食盐、粮油、糖、布匹之类，“今后物资局将以大批平价物品，通过合作机构，分发于各级公务员，详情正由合作管理局与物资局共同商讨中。目前管理之物资为棉纱、布、煤、纸及其他日用品。公务员领购各项平价物品闻已拟有定项：布匹，男子每年限购二丈四尺，女子限购一丈八尺。煤每人每月拟限购五十斤。油每月限一斤半，盐每月限十一两。据关系方面称：公务员于得平价米后，再得平价日用必需品，可暂得温饱云。”(《公务员福音 可得平价日用品》，《大公报》，1942年2月20日)但物价上涨得太厉害，这些措施终究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蒋介石却似乎对真实情况了解不够。1943年5月7日，蒋介石对熊式辉言：“今日军心疲靡为可虑。”熊答曰：“军心、民气、官常三者俱属重要问题。关于军心，经济关系最大，此日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蒋则称：“师团长好者，士兵痛苦较少，并非食不能饱。”(《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并未意识到物价上涨的严重程度。“物价高了，委座不知道高到如何程度。听俞侍卫长报告，每月临时费一百五十余万元，委座大怒!叫陈希曾出大骂其不是，并将座椅打翻了，希曾喝了几杯酒，言之流泪!余主张将实情报告，给委座知道实际情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28日)

　　但在蒋左右的某些人，却甚至以作伪手段避免蒋知道真实情况：“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如物价高涨，彼并不深知，外出购物，左右则先嘱店铺低减物价，此种作伪甚非国家之福，其尤者更利用弱点，以邀总裁之欢心。”(《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11月12日)故“十二中全会时总裁致词有云‘我相信在坐诸位必无一人感觉生活压迫痛苦。’余闻而讶，以明彼与社会隔离远矣，左右蒙蔽之深也。现在特任官(全国不过数十人)所得每月不足万元，以五百倍物价指数计，万元只等于战前二十元，以此区区如何养生，况有事畜之责者，人口多教育费尤重耶。据余所知除孔宋少数人外莫不感生活困苦，领袖未之知也。”这必然引起其内部不平、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也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这种情形任其发展，势必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因之，何成濬、唐纵、王子壮等在日记中均多次表示这种担忧。如1940年8月14日，唐纵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抗日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国难而膨胀其资财。中间层以薪水为生活之士大夫阶级，因物价之上涨而日见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如再过一年两年，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亦将有巨大之变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王世杰、熊式辉、唐纵等也时有向蒋介石进言，但由于种种客观的因素及主观的牵绊，情形还是愈来愈糟。

　　【保障美军供应成为难于承受之重】

　　在战争后期经济陷于极端困境，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提到的原因，就是国统区的美军人数急剧增加，对他们的供应成为十分沉重的负担：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到1945年8月增至60369人。这些军队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曾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而中国士兵则根本吃不饱，穿不暖：“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胜震骇。”(《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7日)从宜昌前方回来的张公干对冯玉祥谈“士兵生活太苦，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4月24日)

　　1941年6月，梅贻琦自重庆乘船去泸州途中，船舱“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亦。”梅等客人在“船上三餐皆为米饭，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但“兵士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梅贻琦日记》，1941年6月5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乃集中精力开展大生产，佐以精兵简政等措施，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而且还没有类似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过去常讲美国运输大队长给蒋介石运来枪炮物资，国军是美式装备，耀武扬威，吃的是美国罐头，喝的是美国威士忌，未尝想到美国大兵之来，甚至成为抗战末期压垮国民党的最后的稻草之一。以国民政府军上述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在对日作战及对中共作战中常常处于下风，甚至大批大批转投中共，一教育、一诉苦就可以调转枪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时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决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动军政大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09: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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