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摧残而屹立不倒的战时陪都
2018-03-30 15:56:51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南北大都市先后沦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点明了“迁都”的意义：“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在此之后，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经济中心、军工生产中心以及科教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最想要夺取的中国城市。

　　但是，在抗战中，重庆虽然遭受长达5年多的恐怖大轰炸，但是日军地面部队从未接近重庆，这是为什么呢?在日军的空袭威胁下，重庆市民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历经摧残而屹立不倒的战时陪都。

　　1940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正式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的永久陪都，在这份命令中，也提到了重庆作为陪都的一些有利条件，如“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顽固西南，控扼双江，尤为国家重镇。”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东临三峡，西近成都，南达滇赣，北接汉中平原，是川康锁钥之地，水陆交通方便。同时重庆又占有绝对的地利，它背靠青藏高原，东南北三面有巫山、娄山和大巴山作为屏障，这些山脉平均海拔均高于1000米，易守难攻。而且重庆段的长江两岸，高耸的峭壁夹着湍急的水流，使得使用江上舰队逆流而上发起攻击变得相当困难。

　　从宋末元初开始，要攻击重庆有五种路线。首先是从陕西越秦岭，走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向南直达重庆;第二个选择是，逆长江而上，经宜昌等地，一路走水路抵达重庆;第三则是走湘西入贵州，再抵达重庆;第四种选择，是走衡阳一路，先夺取广西，再入贵州和云南，包抄重庆;最后一个选择，就是从云南出发，先占领成都，再经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重庆。

　　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日军的攻击，基本围绕以上五种路线进行。但是由于重庆深居西南群山之中，每一条路线，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顺河作战，都有大量可供坚守的天险，加上中国军队不惜代价，死守各锁钥要点，日军最终没能接近重庆。

　　在抗战开始后，日军曾图谋占领陕西，但是面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胡宗南掌握的重兵集团，凭借黄河和黄土高原建立的坚固防御，日军始终不能放手经由蜀道向川渝进攻。在长江方向上，中国海军和陆军沿江节节抗击，虽然在1940年5月丢失了宜昌，但是日军始终不能顺江而上。尤其是1943年5月—6月进行的石牌保卫战，15万中国军队依托石牌要塞，痛击妄图越峡西进的日军，创造了抗战中少有的大胜。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此战之后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3年日军围攻石牌要塞，也是抗战期间日军对重庆威胁最大的一次进攻。

　　第三、第四两条路线，都要经过湖南和贵州，这两个省份的自然条件均是易守而难攻，而且民风彪悍，抗战意志强烈，特别是贵州，号称“地无三尺平”，特别限制在进攻中极度依赖重装备的日军发挥战力或者展开快速迂回包抄。因此在抗战期间，虽然围绕长沙、衡阳等地进行了多次惨烈的会战，中国方面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是日军的进攻能力也被逐渐耗尽，直到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举占领洛阳、衡阳、桂林等中国军队坚守多年的要冲，却再也无力向重庆扩展进攻，而是满足于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已。

　　从云南包抄大西南的战略，曾经被蒙哥、忽必烈等蒙古大汗使用过，起到了惊人的效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日军曾险些夺占怒江上的交通枢纽惠通桥，但由于中国方面及时将桥炸毁，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住怒江防线。

　　由于重庆周边的天险众多，加上中国军队因地制宜，据险坚守，日军从五个方向上全都无法对重庆形成有效的威胁，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丧心病狂地使用恐怖轰炸的方式，试图瓦解大西南军民的抗战意志，甚至试图通过空中入侵，毁灭重庆。

　　1938年12月，日军首次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从1938年底到1943年8月，重庆共遭到218次恐怖轰炸，日军前后共出动战机9513架次，投下21593枚炸弹。整个重庆有11889名军民遇难，14100人负伤，17608栋房屋被毁。

　　1940年8月19日正午时分，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正在重庆街头抓拍镜头，他正在拍摄一部有关中国抗战的纪录片。但是，街头的平静，突然被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斯科特抬起头，看到城内各制高点上挂出了代表空袭警报的红色灯笼。此时斯科特身在江北，是重庆的工商业核心区，也是日军每次轰炸必然要重点袭击的地区。已经有了丰富防空经验的重庆百姓，一拨拨前往龙门码头，他们一边焦急地望着天空中，期盼日机晚些到来，一边眺望码头，希望早些上船。

　　斯科特遭遇的，是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分3个攻击波次，8次对重庆核心区进行的恐怖大轰炸。根据重庆城志，8月19日凌晨日机已经开始轰炸，斯科特遭遇的这次轰炸中，134架日机向重庆投掷了262枚高爆炸弹和52枚燃烧弹。重庆瓷器街等30多条街巷和胡同被完全焚毁。第二天，152架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轰炸。据事后统计，两天之中日军先后出动289架次，投下670枚高爆炸弹和273枚燃烧弹，342名军民遇难，332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上万市民流离失所。

　　但就在这次规模和对城市的破坏度远超过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灾难之后，《大公报》记者却在采访中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地处都邮街的“广东大酒店”已经被炸塌大半，但老板出门看着周围的废墟，并未痛哭流涕，而是认真地在门上贴出告示，广而告之“本酒家明日照常开业”。

　　面对日寇的恐怖轰炸，重庆军民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废墟上逐渐尝试建立起近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在大轰炸开始前，重庆人并没有灯火管制的概念，从1939年开始，重庆进行了相当严格的灯火管制。当然，随着发电设备的疏散和战损，从这时开始，重庆的大部分市民，甚至军工企业，都依赖桐油灯作为主要照明工具。

　　“五三”、“五四”大轰炸时重庆还没有建立起民防组织，在大轰炸之后，只能临时从重庆六个补训处调来几万人进入市区帮助救灾。最初补训处不愿派人，卫戍司令部竟然提出重金悬赏，规定任何人从江中挑一担水，便奖赏1个大洋，结果数万官兵踊跃挑水，却没人愿意深入火场。直到火势渐小，才摸进废墟，名为抢救伤员，实际是坐地起价，必须让伤员或者其家属交出真金白银，才动手救灾。

　　在吸取1939年5月大轰炸中的经验后，为了能够及时救灾，重庆的市政府和民间团体纷纷组织民防队，每当空袭结束，工厂开工，商人开市，学校开课。而民防人员则穿梭在瓦砾和烟火中，救火救灾、抢救伤员、赶修设备。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临江河谷中的一大批兵工厂，甚至在日机临空的情况下，照常开工生产。

　　当然，与英国伦敦和苏联莫斯科相比，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防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中，有些根源于中日工业基础的巨大差距，有些则源于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缺乏足够的执行力。

　　1937年9月1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但是此时重庆的防空系统由刘峙控制，防空司令部形式上设立了通讯队、担架营、防护大队、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等部门，但实际上各部门大多由重庆卫戍司令部借用，一套人马挂两套牌子而已。在这样的司令部“领导下”，重庆的防空完全处于盲目状态。除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情报总台通过派驻武汉的情报分台，以及汉渝铁路沿线的地面瞭望哨传来零星情报外，别无任何有效的情报来源。

　　这样一来，在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恐怖轰炸时，重庆全城预先毫无知觉，当5月3日下午日军27架轰炸机组成编队侵入重庆时，陕西街一代的繁华商业区上人头攒动，结果这一片区域20多条街道中竟有19条被完全炸毁。经过两天轰炸，重庆近半房屋被毁。据亲历者回忆，在未倒的电线杆上，经常挂有人体残肢，死里逃生的人将亲人的尸体拖到马路上，趴在上面痛哭欲绝。

　　为了提高重庆的防空预警能力，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六工作队正式成立，一面接收和破译日本航空兵的各种电文，一面搜集从日军基地到重庆沿线气象等方面的情报。从第六工作队建立开始，重庆防空体系拥有了“眼睛”和“耳朵”。当时，在工作队驻地浮图关徐家坡，与空军第一路上清寺指挥部间埋设了专线电话。每当日军出动大编队袭击重庆，第六工作队便会派出人员到空军司令部联合办公。

　　但是，即便有了一定的情报收集能力，重庆的防空仍然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重庆各级“蛀虫”拼命通过防空工程中饱私囊。1941年6月，由于日军有意延长空袭时间，加上用作防空洞的大隧道在设计和建造中偷工减料，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最初是大坪朱家花园岩下防空洞，防空司令部为了修筑这座防空洞，拨款40万元。当防空洞开挖了3米以后，突然露出一个超大型天然岩洞，可容纳上千人。此时恰逢贺国光接替刘峙担任防空司令，二人竟然商定，刘报销28万，贺国光报销12万，这些经费大部分落入大小贪官腰包，结果大隧道除了几个出口外，竟然缺乏有效的通风设备。

　　1941年6月5日傍晚，日军再次采用“疲劳轰炸”战术，即使用小编队甚至单机乘夜色轮番袭扰重庆，并长时间在重庆上空流窜，防空司令部不敢结束防空警报。这样一来，数万重庆军民长时间挤在长达数千米的大隧道内，十几个小时无法出洞呼吸空气。洞内人员为了冲出洞外呼吸空气，在洞口造成了踩踏事故。窒息加上踩踏，整个大隧道中几乎无人生还，事后从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等三个出口，清理出上万具尸体。

　　与大隧道惨案有关的人员，包括刘峙在内，竟然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但是重庆的防空系统，在1942年以后确实有所加强。第六工作队逐渐摸清了日军空袭集群的来袭路线，并测算出各段航程所需的时间，结合破译的电讯情报，指导防空司令部在重庆全城发布警报。

　　1943年8月23日之后，日本轰炸机停止了对重庆的轰炸，此时重庆已经建立起比较可靠的防空预警和民防体系，普通市民也在防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轰炸并没有毁灭重庆，更没能打败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但是，对于抗战期间的重庆百姓而言，大轰炸并不是最难熬的考验。

　　在承受日军恐怖大轰炸的同时，重庆也在承受大量人员和单位涌入带来的压力，重庆的整个规划因此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向周边区域快速扩张。1937年抗战爆发前，重庆人口不足40万，1938年增至53万人，到1944年已经突破百万。迁往西南的企业中有1/3落户重庆，这样一来，重庆一举增加了400多家企业，工矿企业总数达到1690家，职工总数近10万人。

　　大量人员的涌入，以及战时金融投机行为的存在，使得重庆的物价快速增长。在抵达重庆之初，包括老舍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北方人，纷纷表示重庆的物价是便宜的，“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但从1940年开始，重庆的物价已经让普通家庭被迫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根据统计，1945年重庆的主要商品价格比1937年初提升了1500倍以上。

　　当时，国民政府对川康地区的粮食、糖、油、盐、烟草等一切生活必需品，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专卖的方式。冯玉祥将军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判专卖制度：“听说内江的食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都起来反对.......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冯玉祥口中的“抢钱局长”就是孔祥熙的心腹，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局长曹仲植，他在1943年6月7日被迫辞职。

　　当然，对于后方的百姓而言，如果价格太高，买不起糖、烟草等商品，也还是能勉强生活，但不可能不吃粮食。在战时的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粮食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从1938年开始，川康滇等西南大后方人口从战前的一亿八千万猛然增加到两亿三千万。而且，1937年川康地区稻谷欠收，若非1938年和1939年连续两年丰收，重庆很可能在1939年便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即便如此，四川和重庆的粮价在半年内狂飙5倍，为了平抑粮价，重庆陪都民食供应处和四川另外三个供应处在一年内从周边县调粮360万石。

　　不过，当时的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重庆和四川粮价的暴涨，除了粮食供应问题外，更大原因是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好在经过1939年的粮价暴涨，国民政府及时认识到粮食动员的重要性，一方面尽一切手段收集粮食，一面通过增加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

　　由于重庆本地产粮较少，所需军粮均要从四川的主要粮食产区成都平原调运。1940年10月，搞水运起家的卢作孚作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竟然为了6万石军米的运输问题，专门给四川政府发电，要求政府出面征用岷江木船，优先保证军粮运输。

　　虽然战时重庆的生活并不容易，要抵抗日军的轰炸，要忍耐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飙升的物价，但抗日军民最终克服一切困难，保卫了重庆，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30 16: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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